行为决策理论

一、行为经济学的形成过程概述行为经济学又称为“心理学的经济学”或“心理学和经济学”，就是在心理学的基础上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心理学的变化对经济学的影响首先出现在20世纪30－40年代。

有二个代表性人物：一是乔治·卡托纳（George Katona）；二是郝伯特·西蒙。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卡托纳在密西根大学开展了宏观经济的心理研究，引入了态度、期望、情感等心理学概念，特别是预期的形成，提出了关于通货膨胀心理预期假说，为后来的通胀目标理论打下了基础。

西蒙的研究广为人知，他通过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说，指出经济活动当事人在决策时不仅面临复杂环境的约束，而且还面临自身认知能力的约束，即使一个当事人能够精确地计算每一次选择的成本收益，也很难精确地做出选择，因为当事人可能无法准确了解自己的偏好序。

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卡尼曼（Kahneman）和特维斯基（Tversky）发表了一系列震撼人心的研究成果，通过吸收实验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领场的最新进展，以效用函数的构造为核心，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彻底改变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个体选择模型，并激发了其他行为经济学家把相关研究领场拓展到经济学的各主要分支，从而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行为经济学”流派。

二、行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理解行为经济学的关键就是在于解释这些学者们拓展的不确定下的决策理论。

卡尼曼等人指出，预期效用理论的构造依赖以下理性假定：偏好的完备性公理；偏好的传递性公理。

如果这两大公理不能满足，那么新古典的理性定义就被推翻，则预期效用理论也就不成立。

行为经济学正是通过检验和反驳这两大定义理性的公理来构造自己的决策理论的。

行为经济学的这一新的决策理论框架是由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在1979年发表的《Prospect Theory 》中奠定的，在这篇经典论文中，他们全面反驳了新古典预期效用理论的构造基础，后续的研究均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

在这篇论文中，卡尼曼等人公布了一系列反驳新古典效用理论的实验结果：问题一：对以下问题进行选择（样本72） A ：2500 概率33％；2400 概率66％；0 概率0（18％选）B ：2400 确定（82％选）问题二：对以下问题进行选择（样本72） A ：2500 概率33％；0 概率67％（83％选）B ：2400 概率34％；0概率66％（17％选）问题二是在问题一基础上同时减（2400 概率66％）变化而来。

显然，按照预期效用理论，如果B>A ，问题二是问题一的变化形式，不应该出现偏好序逆转。

即(2400)0.33(2500)0.66(2400)0.34(2400)0.33(2500)u u u u u >+>但实验结果违背了这种推测。

问题三：A : （4000,.80) or B: (3000)N=95 [20] [80]问题四：C: （4000,.20）or D: (3000,.25)N=95 [65] [35]问题三’：A : （-4000,.80）or B: (-3000)N=95 [92] [8]问题四’：C: （-4000,.20）or D: (-3000,.25)N=95 [42] [58]这些实验给出了两方面的决策心理：一是当获取收益的可能性较大时，决策者更偏好确定收入，而当获取收益的可能性较小时，决策者又喜欢冒险，这是明显的偏好逆转；二是决策者对损失和收益的风险态度不同，在收益区域的风险厌恶，在损失区域则变为风险爱好。

这和预期效用理论要求偏好的内在一致性不同。

可见，按照前景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偏好的传递性公理实际上依赖选择程序，这种选择理论有两个致命弱点：一是它假定程序不变，即不同期望的偏好独立于判断和评价偏好的方法和程序；二是假定描述不变，即不同期望的偏好纯粹是相应期望后果的概率分布的函数，不依赖对这些给定分布的描述。

如上所述，如果这两个假定被放松，新古典选择理论所依赖的偏好序就很难保证。

实验研究普遍表明，如果选择程序变化，就可能出现偏好逆转。

并且当事人决策时普遍存在的框架效应（framing），与描述不变假定矛盾。

例如，卡尼曼等人曾经做的一个著名实验显示，告诉一个实验群体，让他们设想美国准备帮助亚洲应对一种不寻常的疾病，该病可能导致600人死亡。

两种备选方案被提出。

实验群体被分成两组，每组进行相应的选择。

假设对方案实施结果的准确科学估算如下：实验群体1选择：“若方案A被采纳，能拯救200人；若方案B被采纳，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拯救600人；三分之二的可能性一个也就不了”。

实验群体2选择：“若方案C被采纳，400人将死亡；若方案D被采纳，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把人全部救活；三分之二的可能性600人全部死亡”。

对两个实验群体来说，方案A和C等价，方案B和D等价。

如果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偏好完备的公理是正确的，那么两组人的选择结果应该类似。

但实验结果表明，在群体1中，72％的人更偏好方案A；而在实验群体2中，68％的人更偏好方案D。

并无证据表明两个群体的人有明显影响其选择的差异特征，剩下的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对选择的描述的不同确实影响到人们的选择，此即“框架效应”。

即选择依赖所给的方案的描述本身。

通过一系列的心理学实验，卡尼曼等人在对实验结果科学处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选择理论框架，试图以此取代新古典的预期效用理论，为了和预期效用函数相区别，卡尼曼等人把其创立的效用函数成为“价值函数”（value function），见图一。

在卡尼曼等人看来，任何选择和决策的做出都依赖一定的程序，现实的当事人常常采用的决策程序就是所谓“启发式”（heuristics）程序，这种程序不需要当事人完全理性，也不需要当事人完全计算后决策（像理性预期那样），启发式决策仅仅需要当事人按照经验规则进行决策，并存在一个决策的学习过程，比如典型的“拇指规则”就被经常运用。

在启发式决策下，当事人的决策后果不仅依赖其计算能力和经验，而且依赖决策情景描述和个人的心理状态。

在这些约束下，当事人很难找到最优解，但能够获得一个学习过程。

价值函数和预期效用理论中的效用函数不同，一是此处是对不同前景后果的价值评估，而不是效用评价；二是此处加权的是概率估值，而不是概率本身。

价值函数的特征：1、价值函数定义在相对于某个参考点的损益，而不是最终财富或福利。

参考点可以是当前的财富水平，但也受到决策者预期等的影响。

2、价值函数为S型函数，即收益区是凹的（'()0,0v x x<>）；损失区是凸的（''()0,0V x x><）。

这说明，投资者每增加一单位收益，其增加的效用低于前一单位所带来的效用（边际效用递减）；每增加一单位损失，其失去的效用也低于前一单位所带来的效用。

在图一中表现为收益曲线为凹状；损失曲线为凸状，这是因为随着损益水平的上升，当事人的心理感觉递减，比如，当事人对10元和20元之差别的评价明显高于对110元和120元之差别的评价1；3、损失区的斜率高于收益区，即损失区价值曲线比收益区陡。

即投资者对边际损失更敏感。

此即“损失规避（lossaversion）”。

这就是说损失给当事人带来的心理变化比收益要大，即在100元收益和100元损失之间，人们更在乎后者。

图一前景理论假定的价值函数1这类似收益的边际效用递减；损失的边际负效用递减。

考虑一个赌局(,;,)p x q y ，其中1p q +〈，且,x y R ∈，行为经济学认为当事人追求价值最大化(,;,)()()()()U p x q y p v x q v y ππ=+。

由于当事人的风险态度导致概率权重函数的非线性，以及当事人价值函数的非线性，导致其决策时面临多种可能组合，见下表二：表二 前景理论的风险态度和行为特征如果决策者面对多个赌局，又如何处理？比如，同时买多支股票。

卡尼曼等人后来的研究以及Thaler(1985)提出了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说：决策者针对不同的赌局，按照各自的参考点建立类似于会计账户的心理账户，然后按照该账户统一或分别决策。

心理账户理论关系三个主要问题：1、收入来源。

收入来源不同，人们会把其归入不同的账户。

而不同的账户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同，所以不同收入来源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

最常见的是，日常劳动所得人们会倍加珍惜，而意外之财总是用于挥霍。

2、收入的支出。

人们将收入配置到不同的消费科目中，各科目之间的资金不完全替代。

比如一个月的收入3000元，1500元用于日常使用，500元用于投资，1000元用于储蓄。

人们一般会在缺钱时尽可能调整同属日常支出的科目，而不愿意动用投资科目和储蓄科目。

对心理账户核算的频率。

人们是每月核算还是每周、每日核算对决策行为影响很大。

这涉及到投资者短视问题。

比如，塞勒后来的研究发现，投资者存在短视的损失厌恶（myopic loss aversion），从长期看，尽管存在股权溢价，但投资者对心理账户核算的频率较短，导致投资者过分强调潜在的短期损失，结果不愿意做长期投资。

这就解释了股权溢价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