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文化的发展——抗战时期的重庆

论城市文化的发展——抗战时期的重庆余妮彗淮海工学院电子工程学院 2013120704【摘要】民国时期的重庆文化进入了一个兼容并收的大发展、大变革时代。

随着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有245家工厂及大批商业，金融，文教，科研机构迁渝，加上战时需要兴建的大批工商企业及科教文卫单位，使重庆由一个地区性中等城市一跃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中心。

从1937年11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简称“国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到1946年5月5日发布《还都令》（还都南京）的八年半期间，重庆一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

【关键词】重庆文化陪都时期发展八年抗战时期，重庆是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心，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重庆发展为西南的工商业和金融业的中心。

当时，盟军中国战区司令部就在重庆，美军顾问团也常驻重庆。

1942年，同盟国宣布蒋介石为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担任指挥中国、泰国、越南等地联合部队的指挥任务。

当然重庆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抗战时期重庆地区涌入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他们为重庆文化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与改变，再加上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使重庆文化发生了巨大转变。

所以，此时期的重庆文化受外来因素影响非常深刻，这也为后来的重庆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从外来人口和西方文化的影响（1）饮食文化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我国许多地方相继成为沦陷区，内迁成为保存中国抗战力量唯一而正确的选择，而重庆则成为内迁人口首选的聚集地和落脚点。

从1937年开始，陆续从各地迁移到重庆的流亡人口数以万计，他们来自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江西、武汉等城市和地区。

那时，重庆人习惯把这些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称呼为“下江人”，自己则称为“上江人”。

随着大量“下江人”涌入重庆，“下江人”成为了当时获得广泛认同且有明显文化特征的社会群体。

随着“下江人”云集重庆，各地风味饮食也不断涌入，重庆也打破了以前川菜较为单一的饮食风味。

内迁的人们都有自己的口味，于是标明自己特色的各类美食也跟随他们汇集到了重庆。

当时的重庆可谓是“美食之都”，在街头可以品尝到各地美食。

人们广纳各地风味，兼收并蓄，荟萃了各大菜系，形成了重庆别具一格的美食格局。

在此时期最受欢迎的小吃就是著名的炒米糖开水，民国时期在街边小摊随处可见流动铺子贩卖，是普及率最高的饮料之一，也成为了老重庆土快餐的典型，后绝迹江湖，但是经过变迁和时代进步，炒米糖开水仿佛由米花糖代替，由此，米花糖也就成了重庆的特产。

民国时期，重庆也有很多小吃，如红糖糍粑、麻花等。

此外，由于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共同生活在一起，人们的餐饮习惯也逐步发生了变化。

如重庆人一般一天吃两顿干饭，后来仿效“下江人”，变为一干两稀。

如重庆的沙坪坝地区，受外来食俗文化的影响，早上吃干饭的人开始减少，代以豆浆、油条、包子、馒头之类。

饮食习惯的变化,说明在当地人来说,内迁者带来的餐饮生活无疑是合乎时尚和更加健康的。

（2）语言文化的交流在抗战时期，上海，江浙居民进入重庆，吴语成为重庆市区20世纪初中叶流行的时髦语言，带来了“格式”（标致，新潮，源自上海话）、“转来”（回来，源自苏州话），“行市”（能力强，源自苏州话）一类西南官话中没有的吴语词汇，并成为了重庆话的一部分。

加上1950-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和三线建设内迁重庆的大量上海和江苏重工企业带来了数百万的吴语区居民。

在重庆市区，依然能在南岸，江北部分地区有小片的吴语语言岛存在。

重庆的地名也在不同语言文化的交流、碰撞之下不断推陈出新。

抗战期间重庆出现了大量以外地地名命名街道的情形。

当时重庆主城区出现了以外来进步名词命名的街道，如民族路、民权路、民生路、中山路等，这些名称至今还在沿用。

重庆北碚当时划为迁建区，一些重要的国家机关、大专院校、文化团体陆续迁入北碚，使其成为外地人口较为集中的地区，陆续建成的街道上出现了北京路、广州路、庐山路、南京路、上海路、天津路、武昌路等。

说明人口迁移带来的地域语言文化的交融，不仅使语言文化呈现出丰富性，也使它更具有广泛性和进步性。

（3)服饰方面的改变随着新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的传入,旧的不良习俗得以改良，新风气和习俗逐渐得到了确立。

抗战时期，民风日开，外来移民带来了新的服饰装扮，既美丽又方便，重庆民众在服饰打扮上纷纷仿效。

以前重庆人爱用白布缠头和打赤脚。

大量外地人的迁入带来新时尚加上当局的大力纠正，后来在都市区，已经很少见到缠头赤脚这种现象了。

当时男子穿长袍者也渐少，留“东洋头”，着淡灰色布料中山服者开始增多，冬季多穿皮西装。

夏威夷衬衫当时在重庆成为了流行时尚之物，凉快方便，适合重庆夏季炎热的天气。

城镇妇女穿旗袍、戴戒指，长袜皮鞋，短发戴帽，并涂口红，烫发。

鞋子从绣花缎鞋到平底、中跟、高跟皮鞋等各种时髦妆扮也不时出现在城市的街头。

说明人们的服饰习惯在悄然发生变化，人们的服饰装扮日益时髦新潮。

（4）建筑风格的交流融合民国建筑主要为木结构、砖结构和砖木混合结构，房屋大多为低矮建筑，通常是2-3层，门、窗框的材料是木头，窗用玻璃镶嵌，建筑颜色主要以灰色、棕色为主，房屋样式融入中西风格，相间布置，有中国典型的瓦房，也有西式的楼房。

重庆乡土建筑以土木、石材为主转变成以砖结构、砖木混合结构为主。

由于重庆气候潮湿，竹子易腐烂，建筑材料很少用竹子。

抗战时期重庆建筑在反映重庆特有的气候和地形的同时融入了西洋建筑元素，也说明抗战时期的重庆建筑正处于由传统建筑体系向现代建筑体系过渡的转型发展阶段。

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内迁至重庆，人口的大量迁移带动了重庆经济、文化、教育等的飞速发展，建筑作为其载体，在办公建筑、使馆建筑、文教建筑、金融建筑等数量和规模发展尤为突出。

民国街再现的重庆抗战时期建筑从平面功能组织到外观造型、建筑风格等建筑形式都表现出跟以往建筑的明显差异，一受传统川东建筑影响，二受开埠以来西方古典建筑影响，三受国际上现代主义建筑思潮影响，初步体现出了现代建筑的“范式”。

西方的建筑文化对民国时期的重庆建筑产生了巨大影响，使重庆的建筑风格朝着多元的方向不断发展。

（5）西方生活习惯的影响在民国的老街中，有很多建筑屋顶或门前大都插有国民党或美国旗帜，一方面是由于国民政府与美国密切的政治关系，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西方文化已深深影响到了重庆。

一些在民国街影视城中的建筑也体现出很浓郁的西式文化，例如芭莎摄影，馨雅咖啡，国泰戏院，飞虎队俱乐部等。

这些商铺从生活，娱乐等方面展现出民国时期重庆人民对西方文化的包容态度。

咖啡，摄影，电影，酒吧这些承载着浓郁西方特色的事物进入重庆，也使重庆文化得到一种提升。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重庆文化在原有的基础上受到了外来人口文化及西方文化的影响从而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发生了巨大改变。

外来文化的传入使重庆文化得到充实与发展，也使重庆文化迈向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重庆人民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受到的文化冲击使他们改善自身的形象，改变自身的陋习，并积极吸收先进的文化教育，成为了民国时期的文化创造者与引领者，为当时其他地区的人民做出了榜样，成为民国时期我国的文化发展的典范。

二、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抗战爆发后，为了保存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大批的高等院校和科学文化机构完成了向以重庆为中心的大西南地区的战时内迁。

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三十五所高等院校先后迁渝，加上重庆原有的重庆大学和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全国百分之三十四的高校汇集于重庆。

与此同时，具有当时国家一流水准的科研学术单位，以及商务印书馆、中正书局、国立中央图书馆等一百多个单位，也相率迁至重庆。

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中等学校也迁来重庆及附近地区。

重庆因而呈现学校文化机关云集，文士荟萃，群贤毕至的局面。

据当时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孙本文先生的统计，抗战期间，中国的知识份子中「高级知识份子十分之九以上西迁」。

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化教育重心由东向西的战略大转移，也在中国历史上为保存民族文化的国脉的第四次意义重大的文化教育大徙。

其中，曾在陪都从事过教育、科学和文化活动的国内著名学者竟达数千人以上。

实居抗战时期全国之冠。

这些知名学者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也是中国近代教育、科学、文化的一代精华。

密集于陪都重庆，有利于知识互补，形成雄厚的智能优势，促使陪都的教育、科学和文化的发展空前繁荣。

三、重庆独特的码头文化重庆开埠，得益于长江、嘉陵江交汇此处，历经三千多年的城市建设及水码头建设，以其得天独厚的水运资源渐成大西南水运重镇。

1890年，重庆因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而被迫开埠，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规定将重庆开放为通商口岸，川江上游的物流人流更加繁忙，大量沿江来往的各种货物在此集散，也正是其十分发达的水运条件促进了重庆的不断繁荣，推动了城市建设事业的急剧发展，同时，也因其水运货物在此集散，需要大量的搬运劳工。

解放前的历朝历代，许多灾民为求温饱，养家糊口，从四面八方涌到山城闯码头，凭一身劳力肩挑背磨将堆积如山的货物搬运进城，疏散各地。

这些人以挣苦力求生存，如蚂蚁搬家一般将雇主的货物顺着一级级陡立的石阶搬运上山。

与重庆城内商业街市的繁华相比，城外的码头却相当贫困相当破败。

码头上也有有钱人，例如商人、把头之类，但极少，大多数都是穷人。

码头穷人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船工纤夫，二是搬运夫，三是其他贫民。

船工纤夫是码头上的"流动人口"，居无定所，常年行走于与重庆通航的大小码头。

即使在重庆建立了一个家，也很少住在家中。

木船缺乏动力，下水可搭流水。

如果水流太缓，或者要赶时间，也要人划桨。

船老板（不一定是真正的老板）掌舵，满船人（往往是一家人）一齐动员，喊着号子，那桨一起动，才能将船划走。

若遇激流，若要闯滩，若欲靠岸，牙齿也要咬紧，脚杆也要蹬直，吃奶的力气也要拿出来才行。

"船老板吃的什么菜——咸菜！"这样节奏的号子喊得震天动地。

旧时重庆城的搬运夫是相当庞大的一个群体，包括码头的货物搬运、肩舆行的轿夫、挑水夫、建筑工人等等。

例如挑水夫，估计就有近万人之多。

旧重庆自来水供应不足，要靠挑水夫从河边往城里挑水。

那时，小什字一带的人吃水用水都要从千厮门河边挑上来。

有一幅历史照片，是成群结队的挑水夫在朝天门码头上挑水。

那场面令人震惊。

笔者父亲也干过挑水的职业，是从临江门河边挑到新生市场（现解放碑附近），180斤一挑水，挑一次的力钱可以买到一个烧饼。

抗战时，徐悲鸿来到重庆，为挑水夫的苦难和精神所感动，还专门画了一幅国画，并题诗："忍看巴人惯挑担，涉登百丈路迢迢。

盘中粒粒皆辛苦，辛苦还将血汗熬。

"码头文化是好是坏，不能以人们的好恶来评判，而要用否定之否定原理将其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