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的书生形象

第一章《聊斋志异》书生形象研究综述

作为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从清初诞生以来便备受世人瞩目。从诗坛盟主王士祯的题赠以及清中叶的冯镇峦、何守奇、但明伦数家评点，直至今日蔚为大观的蒲学聊学，三百多年过去了，研究领域涉及蒲松龄的生平家世、有关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文本内容、艺术手法、创作心理等等，堪称无所不在。在艺术形象塑造方面，除了著名的的“花妖狐魅，多具人情”[1]之外，《聊斋》更为我们展示出了一个丰富、世俗、真实的清代社会，塑造了一个“上至帝王将相，下至乞丐妓女的庞大的形象系统”。

[2]在林林总总的人物中，书生的形象十分突出，构成了《聊斋》中一个特殊的群体。

第一节《聊斋》书生之界定与概述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3]要探讨《聊斋志异》的书生形象，首先应该做的，就是阐述清楚“书生”这一词语的确切含义。按照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书生即“读书人”，新华词典亦解为“旧时指读书的人”，这说明在现代人的心目中，书生与读书人的概念是重合的。然而在古代，书生的含义并不是那么简单，它与传统的“士人”、“士绅”“士大夫”有着千丝万缕、绝难分割的联系。因此，要阐述清楚何为“书生“，首先就要从“士”的含义入手。然而中国的“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概念。从古至今，很多学者都为理清这一概念的来源及发展流变等做了大量而细致的工作，推出了不少颇具说服力的观点。以近现代而言，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学者余英时认为：“士”在先秦是“游士”，秦汉以后则是“士大夫”。[4]何晓明认为：孔子以后，“士”逐渐成为知识阶层的专门称谓。[5]包弼德认为：“士”是被用来思考社会政治秩序的一个概念；同时，它指称某一社会成分。[6]冯天瑜认为：无论是士人的自命还是社会的期盼，士人都扮演着“精神导师”与“官僚后备队”的双重角色。[7]这些观点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出发，都包含了一定的道理，但说到底，对于“士”这一概念，至今学界仍未得取得一个统一的定论。

正由于考虑到情况的复杂性，使得笔者放弃了广义的“士”这一概念，转而使用“书生”这一相对狭义的词语。相对于“士”而言，书生的含义比较简单；就《聊斋》本身而言，其中的主人公大都是正以进士为目标的读书求学的童生、秀才，都是受过一定教育但又尚未迈入仕途的读书人。因此，书生这一词语也更贴近于文本中的人物形象。《聊斋》的书生们大多居于社会的中下层，社会关系非常简单，迎来送往的不是社会名流、冠盖之辈，而是与普通百姓混迹一处，事实上，除了不参加农业劳动之外，他们的日常起居与普通百姓已经并无差异。虽然如此，他们仍然保留了浓厚的传统士人特色，其复杂而真实的性格充分折射出了那个时代多元的文化色彩。

据粗略统计，蒲松龄笔下出现的书生多达三百多人。在一部作品集中以这么多的篇章、这么集中的笔墨塑造“书生”这一群体形象，在历代作家中并不多见。

第二节《聊斋》书生形象研究之历史回顾

鉴于“书生”与“士”关系的密切性，在收集历代研究《聊斋》书生形象的资料时，“士”、“士子”、“士人”、“文人”、“文士”，乃至今人多用的“读书人”、“知识分子”，等等，一概视为“书生”之通用称呼加以搜集整理，力求资料完整。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亦有一代之批评。受时代环境因素，学术研究氛围等影响，不同时期对《聊斋》人物的研究角度不一，侧重点各异。翻阅历代论著，其着墨大多集中在“多具人情”的“花妖狐魅”上，相比之下对于其中书生形象的研究，就显得略逊一筹。但经过梳理，仍可理出较为清晰的脉络。

其一，清代学者多使用传统小说的批评方式——评点、序跋等等，如王士祯、何守奇、但明伦、冯镇峦等人，对《聊斋》中涉及到书生的章节都时有一些精彩的片言只语。《张鸿渐》一篇，何评：“身为名士，流离坎壈数十年，皆由于捉刀书词，不可不戒”。[8]但评：“势力世界，曲直无凭。……然而士子应守学规，王章最严结党”，[9]道出了他们对于书生道德方

面的要求。《叶生》一篇，但评：“八字中屈煞英雄不少”、“我读之为之大哭”，[10]流露出他对处于下层的《聊斋》书生的同情。像这样的评点还有很多，但大都浸润着评点者强烈的主观色彩，未能形成客观完整的理论体系。

其二，各部文学史、小说史对《聊斋》书生形象的分析和定位。五四运动之后，文学史和小说史大量出现，其中不乏扛鼎之作。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胡云翼的《新著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等，研究视野大都集中于《聊斋》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认为《聊斋》写“士”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封建科举制度进行揭露和批判，对于书生形象的本身则很少着墨。

其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聊斋》研究进入了丰收时期，山东大学成立了蒲松龄研究室，先后出版了四辑的《蒲松龄研究集刊》，淄博市成立了蒲松龄研究所，并出版了《蒲松龄研究》季刊，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和国际性学术讨论会相继召开。同时，随着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聊斋》的研究领域不断被拓广、拓深，《聊斋》中的书生形象终于开始走进了学者的视野。由于《聊斋》的作者蒲松龄本身即为书生，因此出现了很多致力于揭示蒲松龄的个体心态与创作关系的文章。如侯学智的《从<聊斋志异>的“书生”故事看蒲松龄的创作补偿心态》；钟希高的《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文人心态》；张晓靖的《蒲松龄的寒士际遇与<聊斋志异>中的寒士画像》；韩田鹿的《<聊斋志异>与弱势读书人》；等等。对蒲松龄科举观的研究也是一个热点：如刘虹的《从<聊斋志异>透视士林阶层的科第情结》；李澜澜的《盛世文人的挽歌——论<聊斋志异>对科举制的批判》；黄鹏的《无奈寄托心愿流露──从<聊斋志异>中的文人心态看蒲松龄的求仕意识》；等等。此外还有对蒲松龄的爱情观的探究：如邢玉霞的《<聊斋志异>的爱情描写与文人心态》；孔令升的《文人的自我设计——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情爱心理》；韩田鹿的《书生的白日梦——<聊斋志异>性爱题材研究》；等等。这些文章大多从蒲松龄的书生身份出发，联系其生平遭际、思想，分析他在其笔下书生形象上的寄托。

同时，在对《聊斋》文本中书生形象的研究方面，虽然着力者不多，但也产生了不少成果。一，分类型论述。如李锋的《披着“读书人”外衣的“极度”无聊者——浅论蒲松龄笔下的“多余人”形象》；马瑞芳的《轻薄文人的精神涅槃——聊斋人物谈》、《死魂灵求仕的血泪文章——蒲松龄笔下的书生形象》；柴国珍的《论<聊斋志异>中鬼书生形象》；黄伟的《<聊斋志异>书生形象管窥》；等等。

二，从《聊斋》中书生与商业的关系出发。如吴亚娥的《士人的清高与商业利润的较量——读<聊斋志异>“黄英”篇的思考》；胡艳玲的《由<黄英>看明清之际士人“治生”心态的转变》；程美秀的《试论<聊斋志异>中的士人从商》；韩干校的《穷而幻富：<聊斋志异>的士魂商才观》；等等。

三，从《聊斋》中书生的个体人格出发。如孙一珍的《<聊斋志异>中知识分子的时代感》；尚继武，董淑朵的《论<聊斋志异>文士人格的移位》；蔡梅娟的《<聊斋志异>对文人价值内涵的界定》；汪龙麟的《道德的困境——论<聊斋志异>中士阶层的道德观》；等等。

以上论文或专著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展开对《聊斋》书生形象的研究，而且研究越来越深入，由分析鉴赏书生的形象到深刻揭示其内涵，发掘其历史渊源，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相对《聊斋》丰富众多的书生形象，笔者深感评点研究失之于琐碎零乱，文学史和小说史针对《聊斋》的部分又太过简短，单篇论文受篇幅所限许多问题难以充分展开。这也正是本文写作的契机和缘由。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引《聊斋》原文，皆出自齐鲁书社2000年5月出版的全校会注集评本《聊斋志异》（任笃行辑校），因引用较多，故不一一列出具体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