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解析

《白鹿原》解析

这集中地通过作品中的正面形象白嘉轩和否定人物田小娥表现出来，一褒一贬，情感分明。

《白鹿原》中的白嘉轩是一个封建色彩很浓的旧式乡村权威－－白鹿村的族长。可以说，他就是中国社会所倚重的、儒家文化所渗透到旧乡村的生活秩序、伦理原则的化身。他像他的祖先一样，笃守农耕为本的传统，修身，齐家，治村，率民众抗税交农，正民风痛责孽子，为祈雨忍痛自残，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以德报怨，宽宥仇家，被称为白鹿原上“头一个仁义忠厚之人”。作家对他是倾其笔墨，不遗余力地赞颂的。有人指出，“白嘉轩无疑是陈忠实的理想人格。作家可以说是倾其所爱。在白嘉轩的人际关系网中，除了朱先生以外，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空间和时间的运动中为他静态的、浮雕式的肃穆与威严做了陪衬。鹿子霖、田福贤、黑娃、小娥、白灵、白孝文、贺老大，甚至包括鹿三等都曾经过人生的大起大落，而白嘉轩始终是白嘉轩，人格不变，信念不变，生活态度不变，理想不变，甚至他德高望重的地位都无丝毫改变。”他是一个“肯定的、正义力量的化身”。（５）

应当承认，陈忠实所写的白嘉轩，在人物形象上是成功的，把许多读者甚至把一些批评家都带入作品的情境，让他们对白嘉轩无条件地认同和赞美。但是，我们的怀疑也正在这里。白嘉轩真的值得作家和批评家如此赞赏吗？

他固然有恪守祖训，耕读传家的一面，有仁义为本，持身谨严，威镇乡里的一面－－姑且不论这种小农经济的产物，对于现代社会，并不值得完全肯定；不容含糊的是，他还是封建礼教在乡村中的化身，是存天理、灭人欲和封建等级制度的全力以赴的维护者。

黑娃和田小娥，两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在苦难中结合，当然是对封建伦理的反叛，是对合理的生活的追求，可是，白嘉轩利用族长的权力，把他们打入另册，不许黑娃进入祠堂祭拜祖先，使他们成为村子里的“贱民”。直至小娥死后，

他仍然没有任何动摇，在人们为瘟疫和死亡所恐惧，要为小娥修庙的时候，他力排众议，置众人的生死于不顾，继续对小娥的迫害，掘墓焚骨。

他和雇工鹿三的关系，也是他的仁义之心的重要表现。但是，无论他如何对鹿三“亲如兄弟”，如何给鹿三以足够的关切，他们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是无法改变的；施恩自然是要有回报的，鹿三曾经先后两次为白嘉轩分忧解难，第一次，是他代替白嘉轩出面发动“交农”运动，并且为此而坐牢；第二次，他不但亲手杀死儿媳小娥，替白嘉轩“除害”，还在黑娃前来追究凶手、危及白嘉轩时，挺身而出，救下他的性命。

那位想小娥想得近乎疯魔了的光棍汉狗蛋儿，并没有什么大的过错，至少是没有死罪的，却在白嘉轩和鹿子霖的共谋下，被置于死地。

在白嘉轩掌管祠堂村政的时候，他恪守男尊女卑的信条，不许妇女进祠堂。在他的眼里，妇女只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工具，他为此六娶六丧，先后有六个年轻女性在与他结婚后丧命，但是这都不足以打消他延续后代的决心；他对亡妇没有多少同情和追念之心，相反地，到后来，他听信的是母亲的教诲，“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死了五个我准备给你再娶五个，家产花光了值得，比没儿没女断了香火给旁人占去心甘。”以致于几条性命的葬送，成为他为自己的阳具骄傲的资本－－“白嘉轩后来引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而且，为了强调这一点，作家把这句话放在小说的第一句，尽管这完全不符合大讲仁义二字和勤俭持家的白嘉轩的性格，倒像是《金瓶梅》里那个使尽浑身解数、让众多妇女都拜倒在自己的阳物之下的西门庆的口吻。但是，这也说明，作家在褒扬他的理想人物时，已经走得多么远。

相反地，对于田小娥，作家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鲁迅先生早在本世纪初，就从历史的满纸“仁义道德”中，看出了“吃人”的字样；“仁义”白鹿村中，同样不乏这种阴森的氛围：作家在充分地渲染过小娥死去以后给村庄带来的奇异的臭气，和陈尸的窑洞里“荸荠一般大小的绿头红头苍蝇”，予以强烈的否定性的评价以后，在作品的另一处，又一次讲述说，“白鹿村乃至整个白鹿原上最淫荡的一个女人以这样的结局终结了一生，直至她的肉

体在窑洞里腐烂散发出臭气，．．．除了诅咒就是唾骂，整个村子的男人女人老人娃娃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这个女人的好话。”鹿三的杀害无辜，杀死小娥，被称作“人人称快的壮举”。这从客观上，揭示出白嘉轩和“仁义”白鹿村的另一面；可是，作家对他们的无条件认同，在剖析封建文化的时候，却失去清醒的判断，被传统的、秩序井然的、超稳定的封建文化所迷醉，迷失自己的本意。进一步地，这又误导了读者和批评家，为白嘉轩的人格大唱赞歌，认腐朽为神奇，给作品造成价值判断的严重失误。这恐怕是非常有启示性的吧。

“关中圣人”和“人格神”

如果说，在白嘉轩的形象设计上，陈忠实的失误在于不加思索地肯定了他的种种所作所为，那么，在“关中圣人”朱先生身上，陈忠实就不止是犯了同样的思想倾向上的错误，他还为了观念而放弃艺术，为了传达某种理想人格而在作品中一再地神化和拔高朱先生。作家对白嘉轩的形象已经是极尽赞扬称颂之能事，以至引来一片喝彩声，但是，在陈忠实心目中，朱先生的位置，显然是远远地在白嘉轩之上的，朱先生的形象，是作家倾其所爱创造出来的。

作家用了大量的笔墨，明示暗示他的圣人情怀。白嘉轩“敬重姐夫不是把他看作神，也不再看作是一个‘不乍样’的凡夫俗子，而是断定那是一位圣人，而他自己不过是个凡人。”这是朱先生在作品中正式登场前的一段铺垫。在朱先生死后下葬以前，他的脸上没有蒙通常情况下要蒙的一块白布，以印证作品前面的交代：普通人因为生前做过亏心事，死后无颜直面祖先，故此只能以白布或白纸遮羞；只有圣人，一生磊落光明，坦然无愧，才不需要这遮羞布。更进一步地，白鹿原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传说中此地有白鹿保佑它的吉祥和丰收，在行文中，作家又几次将朱先生比喻为白鹿，其用意自不待言。

证明朱先生的大仁大义，是白鹿原上的“吉祥物”“保护神”的，是作家为他堆砌的数不胜数的辉煌业绩：

白鹿原上的农民，为了追求巨大的利润，把粮田改种罂粟。他从自己的妻弟白嘉轩开刀，耕毁罂粟田，带头在白鹿原禁除毒品；

为了一块土地，白嘉轩和鹿子霖发生纠纷，从地头斗殴闹到要对簿公堂，他以几句小诗，平息白、鹿两家为土地引起的纠纷，并且使白鹿村得到“仁义白鹿村”的美名；

辛亥革命爆发，西安的革命派起而响应，为扑灭起义，清军大兵压境。他只身前往两军对垒的前线，用简明而又透僻的谈话劝退要扑灭起义民军的清军巡抚的２０万大军，为人们消弥一场战乱于无形；

他自带干粮主持白鹿原上的赈灾事务，清廉自守，功德圆满；

他主持编撰滋水县志，历经多年而成，而且是秉笔直书，不溢美，不隐恶－－修史，在儒家的事业中是首当其冲的，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为他是依照自己的价值观，去撰写历史，显恶扬善，是具有道德审判的意味的；

他主办白鹿书院，广施教化，连黑娃那样冥顽不化、土匪成性的人，也受到他的教育，“学为好人”；

他是关陇学派的大儒，修身甚严，在“洋货”盛行的２０世纪，他一辈子都只穿妻子手织的衣服，具有民族气节。

他能够齐家，连他的妻子，在同他生活多年以后，在白嘉轩眼中，也有了圣人气；

国难当头时，他又不顾老弱之身，立志奔赴战场，为国效力，事虽不逮，其情可感．．．

朱先生所处的２０世纪，对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来说，实在是乏善可陈，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反封建专制和批判儒家文化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前面说过，陈忠实在创作谈中本来也论述过对于封建文化的批判性思考，然而，他在具体的写作中却违背了自己的初衷，甚至因此而违背了文学创作的基本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