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本质

设计的本质
设计艺术的本质特征是实用与审美的统一。作为实用性造物它既不是一般的物质生产，也不是单纯的精神生产，而是这二者的有机互融。
实用是物品作为有用之物存在的最根本的属性，对于实际生活而言，由于物品具有使用价值，能满足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因而合乎造物的目的性，合乎人的目的性。实用是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限定的，它在人们的生活中构筑了一个物质化的世界。但是，这种物质生产与一般的造物如钢材、塑料原料、平板玻璃等半成品不同，是通过艺术的方式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计的，它的物质形态必需具有审美价值。依靠审美的调整，实用的功利才能够更好地、更完整地服务于人类，借助审美的表现，使人们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体验到一种精神愉悦。因此实用与审美这二者应该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然而，在人类造物的历史上，人们为实用的功能而丢掉精神审美的追求，为审美愉悦而丢掉实用功能的情况时有发生，其中的分分合合，构成了造物设计曲折的历史。造物者与思想家在实践思考过程中体会感受到了二者统一的价值意义，那么，人们是如何调整分与合的关系，如何解决实用与审美这一矛盾的呢？
早期希腊有一首诗：“无过不及，庸言致祥，生息斯邦、乐此中行”，体现出希腊人注重人的伦理美德的中和思想，这种中和思想代表着理性的人文精神，被纳入《梭伦法典》成为希腊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在希腊造物艺术中，本就存在着实用与审美、节制与放纵、理性（日神）与感性（酒神）的对立冲突。因此，希腊的中和思想是对立的统一，当把一些对立、过度、混乱的要素，按一定的数的比例或理性的规范组合起来的时候，就进入了统一的阶段。“技艺所创造的一切都是从质料与包含在人的心灵中的形式的相互关系中产生的”。
于是，一种含义明确，风格繁杂但有明显符号可寻的“后现代主义”设计形成了。 在设计造物上，本来西方也有“装饰”的传统，十九世纪工艺美术运动和新艺术运动，采用植物动物作纹饰，主张师自然，由艺术家从事产品设计。在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高潮中，这对产品设计表现审美情感，体现使用功能是一个极好的探索，也是对维多利亚矫饰风气的纠正。不仅英国之外的欧洲大陆掀起了规模宏大的设计运动，而且影响到全世界，出现了一批既具有实用功能又符合审美理想的家具、陶瓷、玻璃、地毯等设计作品。二十世纪后期的“后现代主义”设计思潮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启发下，针对“功能主义”、“减少主义”那种冷漠、理性、忽视人性的弊病，向其发起挑战。从设计思想的角度看，英、美设计家的这种装饰之风引出了很直接的思想变化，即便那种历史主义，处理装饰的含糊性，以及折衷的设计立场，强调的不是经济效能的、环境协调的甚至不是审美理想的考虑，而是一种挪揄、戏谑、调侃、夸张、象征。正因为如此，从波普（pop）设计家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德里克·波舍尔（Derek Boshier）、玛利·匡特（Mary Quant），到后现代设计家罗伯特·温图利（Rober Venturi）、查尔斯·穆尔（Charles Moore）、迈克·格里夫斯（Michael Grares），都一致地批评或蔑视“功主义”。在他们那里，装饰娱乐性、历史风格被放置在评价一切的尺度或标准的位置上。温图利在他的《建筑中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一书中。一方面高度评价了现代主义设计，一方面指出现代主义已经死亡。现代主义功能第一的风格是丑陋、平庸的，缺少文化价值。而人文主义和巴洛克设计风格可以补充并改变单一的直线式的功能主义风格。“认为设计家不应该忽视，漠视当代社会中各种各样的文化特征，反而应该充分吸收当前的各种文化现象和特点并加到自己的设计中去，这样建筑才可能丰富、进步。他把建筑分成两个类型，一个称为“鸭子”（ducks）”，指单一、泠漠、缺乏时代感的建筑设计；另外一个则称为“装饰外壳”（decorated sheds）,指采用为良好目的服务的装饰手段而形成的建筑风格。后者成为当时一种倍受推崇的思想，温图利因此成为后现代设计的领袖。“装饰外壳”是实现良好功用目的的手段，无形中冲破了现代主义设计思想的樊篱，也拓展了设计文化资源，重新回到了设计原初实用与审美统一的境界。 后现代主义设计所崇尚的装饰、娱乐性，在普遍的功能主义设计“权力”压迫下，与流行的丑陋风格与单一实用思想对抗，它无法不以一种激烈的态度来表明自已的立场，凸显自身的存在，于是不免有些极端。但是，它使我们在功能主义设计一统天下的情况下，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人与物，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现代社会人类所使用的物品几乎都是工业产品，物质的东西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无形中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习惯和趣味追求，一个舒适、美观的生活劳动环境，将使生活者和劳动者由枯燥平凡和沉重负担，变为一种美好的享受。而这一目的的实现，必须由设计家通过审美创造与实用功能融合一起来达到。
人类造物对实用与审美和谐统一的认识有个逐渐深化的过程。早在先秦和古希腊时期，“文与质”，“用与美”既是具体造物争议的产物，也是形而上的哲学思考的结果。尽管那个时代并没有现在称作“实用美学”的概念，但是，作为审美原则和文化理想的把握是那个时代诸多哲人着力关注的问题，也是那个时代每一个思想者寻求人类生存意义与价值的根本性问题。 “巍巍乎其成功也，焕焕乎其有文章”，古人是相信审美的力量的，文章就是纹彩礼仪，文饰与政治的成败有关，在确定了礼制的时代里，文饰 、礼仪之美体现了一种 基本的社会理念或政治原则，所谓“见其礼而知其政”，表现出了儒家重视文饰之美在维护宗教制社会方面的价值作用。这传统到了荀子时代，成为一种普通的社会情感目的。荀子说“礼之大凡：事生，饰观也，送死，饰哀也；军旅，饰威也”（《大略》）这里的饰即文饰审美，体现礼的文饰成为完美的管理文化。孔子后人将“礼”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礼”是对社会的进步程度和有序化程度的一种评判或衡量，每一个形状、色彩、图形，都是一个象征，由此引起人的联想，产生出崇敬、威严等情绪思想，以此用以规范社会民众。“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镂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饰之也。故由天子至于庶人也，莫不骋其能，得其志，安乐其事，是所同也。衣暖而食充，居安而游乐，事时制明而用足，是以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时而成珍备。是所衍也”（《君道》）肯定文饰之美，一是为政治制度所需，二是为确立自身的人文位置，当那些形色图文在一定的规范下有了一个明确的秩序时，它就起到了调整社会秩序的作用。 对于文饰的功用，古希腊哲学家是从认知和为人的角度来认识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看见那些图像，所以感到快感，就因为我们一面在看，一面在求知。”（《诗学》），他们关心的中心是人，恪守的是理性的传统，希望社会秩序稳定在具有德行又受最好教育的理想公民的品格上。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要通过艺术进得公民教育，强调7至14岁的少年要学习四门课程：读写、体育、音乐、绘画。提出摹仿的艺术对人的情绪能起到“净化”的作用。对于亚氏这样集大成的思想家来说，尽管绘画雕塑（包括各类器物装饰）只是一个造物系统，但在这种形象思维和诗性逻辑背后，包含着理性思维的内容，象征着亘古不变的自然社会秩序，是调节社会，构建社会的基本框架“文与质”、“用与美”的和谐统一，是先秦和希腊造物思想的基本精神。周易“贲”、“离”二卦中，突出了“文 ”的适度、中正、和谐观念，“贲者饰也”离者，丽也。“贲如皤如，白马翰如”，“柔丽乎中正，故亨”，文饰丽适度正合柔和中正之道，会使事物亨通。“柔丽乎中正”是一种极清醒极理智的装饰态度。孔子接受其思想，提出了“文质彬彬”的命题，认为“文胜质则史”，就是文饰脱离了质而成为外在的虚饰。对于功用思想，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就是缺乏文饰的修养会导致粗俗与低劣。孔子的文质统一思想是美与用、美与善的合理状态，合乎功用目的，合乎道德规范、合乎人的情感表露，具体途径是质先于文，从质始后赋文，最后达到不偏不倚的适宜中正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