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

《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系统介绍苏东诸国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

在维持了20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的经济正在走向第三个十年，这时候苏东诸国的经验教训特别值得我们关注。

它们过去与我们有着相同的体制，我们的改革也受到过东欧早期改革的启发。

但苏东诸国转轨期间的情况到底如何，国内却鲜有系统介绍。

本书作者长期从事苏东研究，他们认为，苏东诸国在转轨期间普遍出现经济衰退是事实，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解释这种现象。

本书在对中国与东欧改革前经济与社会的不同模式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重新比较和解释了中国与东欧改革的不同进程。

俄罗斯、东欧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20世纪末重大的世界性事件，这一过程至今仍未终结。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过程正在验证着苏东政治转型的成败得失，因此，它理所当然受到全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关注。

在这一关系到中国改革道路选择、路径评判的问题上，思想界再次按意识形态分别为两大阵营。

主张渐进（缓行民主）的一方认为俄罗斯、东欧的经济转轨大体是失败的。

失败既是由于此前的政治激进，也是由于经济体制变革使用了激进的“休克疗法”；失败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同样情况如果发生在中国，结果很可能就是整体崩溃。

主张激进（民主即行）的一方原则上认同俄罗斯、东欧转轨。

他们无法否认俄罗斯、东欧目前面临的困难局面，于是着眼于论证困难只是暂时的，俄罗斯、东欧已理顺基本体制，经济发展的“后劲”胜过中国；即使是俄罗斯、东欧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弊端和目前的困难，主要也不是“改革的错”，它部分是改革前积累的，部分源于“操作不当”。

中国思想界对待俄罗斯、东欧转轨的不同态度，凸显了“意识形态主导”的痕迹。

与以往不同，这一次渐进派的观点吻合于国际主流。

激进派居于弱势，因此会经常自动回避此一话题。

可能是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中国自由民主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秦晖先生，秉承其“关注问题”的学术进路，对俄罗斯、东欧转轨作了大量实证性研究，在与金雁合著一书，为激进派观点提供了足以自圆其说的充分性论证。

秦晖是当代中国思想界一个特殊人物、特殊现象。

作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一方面他比其他习惯于从观念到观念的自由主义者更关注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他又是个信仰坚定的自由民主主义者。

因此，他的“关注问题”，就是以自由民主主义原理来套解现实问题。

在这种研究方式和学术过程中，对于研究者来说，问题一旦进入视野，结论就已经决定--它必然是符合自由民主主义基本理念的结论。

许多人是直接从观念得出结论，秦晖与他们的不同是，他更为关注经验资料与先验结论的一致性，即致力于在经验资料中寻找可以支撑先验结论的论据。

一旦论据找到了，“研究”也就完成了。

以秦晖、金雁一书为代表的激进辩护者首先从俄罗斯、东欧转轨结果的差异来论证后果不理想是由于操作不当。

他们将俄罗斯与东欧某些转型较好国家相比的差异归结为操作得当与否的差异；他们论证说，东欧个别国家较好的转轨表现，证明了激进改革本来可以做得更好，都是由于“操作不当”破坏了良好预期；所以，转轨结果的不如人意，不是“改革的错”。

他们完全“忽视”了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在具体约束条件方面的差异。

无论从对象的基本特征还是从初始状态而言，俄罗斯与东欧都具有不可比性。

俄罗斯的人口、国土、经济规模是其它东欧国家远远无法比拟的，其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因而也具有不可比拟性。

而且，东欧一些国家在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即进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造，经济已具有相当市场化因素；而俄罗斯则是计划经济的大本营。

在这种繁简难易迥然有异的具体条件下，东欧某些国家转轨比俄罗斯顺利一些、快一些，不是很正常吗？许多人将俄罗斯转轨不顺利归结为政策摇摆不定，不象东欧一些国家一样将激进进行到底。

秦晖、金雁一书更进而提出俄罗斯之所以在转轨后出现金融寡头控制经济的局面，不是由于起先的证券私有化，而是由于后来的货币私有化；换言之，是“变分为卖”的结果。

证诸中国的实践经验，我可以赞同秦晖、金雁上述事实判断。

但是，秦晖、金雁认为论证至此已可结束，他们已为“激进改革”洗脱了罪名，已可根据自由民主主义理念将负面效应归结为“民主不足”；而我认为，论证才刚刚开始。

为什么俄罗斯的证券私有化会半途而废，为什么会“变分为卖”？秦晖等自由民主主义者似乎都不愿意问出这种可能令自由民主主义理念陷入尴尬、从而再也不能轻轻松松假设怎么在历史中“发点球”的问题。

但是，俄罗斯、东欧转轨的主要逻辑、主要启示就藏在这样一问中。

按照秦晖的解释，“变分为卖”是由于“民主不足”，被利益集团操纵了改革进程。

但是，这只是从自由民主主义观念直接演绎出的结论。

从实证出发，即使仅从秦晖本人所提供的事实论证看，他提到了如下六个导致“变分为卖”的原因：叶利钦“无主见”，议会的阻挠，利益集团参与博弈，政府急须增加财政收入，改善企业经营状况。

不难看出，上述六个理由都与“民主不足”关系不大，都是在即使“民主很足”的情况下也必然会发生作用的因素。

俄罗斯“变分为卖”的理由很简单，其逻辑根植于“国家”本身的存在理由之中，具有必然性。

国家的主要职能是以集体力量为全体国民提供较好的安全环境和福利增进机会，在全球化竞争时代，国家竞争力尤其是经济竞争力是国家提供这种职能的主要保证。

在苏东解体之初，普遍弥漫着浪漫主义情绪。

原苏东地区人们普遍以为：冷战既已终结，国家安全已不成为问题；西方各国既大力推动苏东政治上和平演变，在经济上它们当然也会大力援助，使苏东能够顺利转型。

但是，冷酷的现实粉碎了这种浪漫。

意识形态对立的终结，使地缘政治冲突的重要性凸显，北约东扩等种种态势使俄罗斯首次面临被封闭包围的危险；经济方面西方援助对俄罗斯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经济和生活水平不但没有象改革的主要理由所描述的那样接近“西方先进水平”，而且还越拉越远。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如果说东欧一些国家因规模之小，其难题还可以在西方和欧洲的怀抱中逐渐溶解，其出路还可以设定为“融入欧洲”的话，那么俄罗斯可说已是走投无路。

在满怀希望地砸碎自我后，才被告知一切还主要只能靠自己，这就是俄罗斯转型由浪漫到幻灭最后不得不重新面对现实的过程。

重新现实化的俄罗斯当然要关注自己的经济竞争力，当然不能任由企业被分割到虚无缥缈的“平均个人”手中，使企业成为无人拥有权力、无人负责、无法作出决策的怪物。

这就是俄罗斯私有化“变分为卖”背后的逻辑，其它都属次枝末节。

东欧一些国家由于规模小，完全可以接受国际资本主导的国际分工、成为西方经济附庸，因此没有俄罗斯那么迫切的竞争压力；它们可以从容不迫地开始私有化过程，将证券私有化进行到底。

经济结构特征也支持这一结论。

俄罗斯经济以重工、军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体，资金是左右这些产业兴衰的主要生产要素。

这种特征要求资本权力相对集中，拒斥平均化的股权结构，尤其在
现代企业制度、金融体系、资本市场极不成熟的背景下，这也是俄罗斯无法将证券私有化进行到底的重要原因。

更深层的原因来自社会力量对比。

历史不能发点球，改革尤其不能；改革过程是各方势力的反复角逐，其最后结局要由各方力量对比决定。

前苏是高度集权、高度国有的社会，更且是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重心，既得利益集团势力极其庞大。

它不但足以控制全苏，而且还曾经长期控制整个苏东地区。

这个庞大的势力群体，在苏东解体后主要沉积在俄罗斯，他们仍然掌控着大量社会资源，拥有极大竞争优势，他们必然要按照自己的利益要求来左右改革进程。

天下既没有白吃的午餐，也没有白白放弃的利益。

东欧各国的利益结构和力量对比格局与俄罗斯截然不同。

原东欧统治者基本上是（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国例外）借助前苏力量才得以维持的，既得利益群体本身在国内并不具有绝对的力量对比优势，有的还处于劣势。

在苏东解体之际，民众情绪、被压抑能量全部指向既得利益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使大多数东欧国家民众力量或外来影响占据了主导地位，既得利益群体的势力被大幅削弱，不能够主导改革进程。

正是这种社会力量对比的差异，最终决定了俄罗斯、东欧转轨的不同走势。

分析至此，俄罗斯、东欧转轨的启示已昭然而出：改革不是发点球，它有它自己的逻辑；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即使改革者采取相同方案，改革也会滑向不同轨迹，导致不同结果。

从激进改革的俄罗斯、东欧各自不同的轨迹看，中国与哪一方更具有可比性、更可能滑向哪一种轨迹，答案不言而喻。

秦晖、金雁所苦心建构的系列解释，其实经不起认真一问。

秦晖本人的话或许透露了少许玄机：“公平与否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感觉”。

毫无疑问，至今已没有哪个自由主义者还敢于宣称自由主义已解决了公平问题；但在苏东解体之前，这样的大言不惭之士曾大有人在。

面对现实的无解之题，自由主义者或许已只能说：公平并非客观性指标，其实它只是主观感受；虽然自由主义方案必然导致事实上的不公平，但只要你宾服于自由主义学说，完全从自由主义视角出发，你就可以说服自己：这种“不公平”其实已经是“公平”，此即自由主义所谓“规则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