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落烬中的人性哀歌——论张爱玲小说中人性探索【文献综述】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题目：繁华落烬中的人性哀歌——论张爱玲小说中人性探索专业班级：汉语言一、前言部分（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概念，扼要说明有关主题争论焦点）当我们回想起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文坛，自然而然地会想到那个像传奇般令人惊艳的女子——张爱玲，这位被称为“小资”始祖的女作家，曾经写出了《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一大批优秀作品，小说中优美精致的语言和独特的人生见解深受读者青睐，因而她的小说一直受到大众的喜爱和追捧程度不亚于当代知名作家的作品。

张爱玲的作品中始终都在讨论男女之情，并且她写的大多数故事背景都是在社会混乱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因此她的小说不是特别注重民族精神，但是小说中人物命运的悲剧暗示了一个时代苍凉的社会大环境的悲剧。

同样，她的一生也是享乐和孤独相融合的一段海上传奇，她在文章里同读者闲话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看透她的内心，因而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嚣和极度的孤寂。

”（一）、张爱玲小说研究概况自从张爱玲在大洋彼岸悄然逝去之后，无数张迷为之离世的消息惋惜万分，从她逝世后至今，她的小说、散文、评传接连不断地出版曾一度掀起过“张迷热”现象。

对于张爱玲小说的研究，我们要追溯到20世纪四十年代，也就是张爱玲创作其代表作《传奇》和《流言》的创作鼎盛时期。

20世纪四十年代傅雷先生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这篇文章后，关于张爱玲的小说的评论和研究的现象就不断在文坛涌现，《论张爱玲的小说》发表于1944年，作者在文章中充分肯定了张爱玲小说的艺术价值和她的写作技巧，同时作者又毫不留情地做出了一定批评性的评论。

他在这篇文章中评论了张爱玲的《金锁记》、《倾城之恋》、《连环套》三部作品的艺术风格以及作品中的主要人物，点拨地的确很有深度，在当时的文坛中，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研究可以说已经十分独到了。

陈子善在他的《张爱玲的风气》一书中将“张学”的研究史划分为三个重要的阶段，他写道：“第一阶段为一九四九年以前，也就是张爱玲创作其代表作《传奇》、《流言》的时期；第二阶段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一九六一年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首次把张爱玲写入文学史并高度评价为标志；第三阶段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以降，到张爱玲谢世前后达到高潮。

后两个阶段早已有有心人认真勾勒，逐渐清晰，唯独第一阶段的情形似有似无，暧昧不明，以致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误以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张爱玲研究乏善可陈，即使不是一片荒芜，也只有迅雨（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枝独秀。

”（1）这样看来，张爱玲小说的研究阶段就十分明了了。

在张爱玲小说研究的第一阶段（40年代）中，傅雷先生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开了评论之先河，接着文学批评界涌现了许多研究张爱玲小说的学者，如周瘦鹃、谭正璧、胡兰成等人都写过分析张爱玲小说的创作技巧以及对她的写作手法进行了善意批评的文章，他们在研究张爱玲小说时始终抓住了她的两部经典作品来分析她的创作风格，虽说不上精辟入理，但研究者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分析她的小说，不乏有赞誉之声，也有中肯的提醒，更有殷切的期待在他们的文章中流露出来。

因此，这一阶段中关于张爱玲小说的研究并不深入，各家学者对她的小说持褒贬不一的立场。

到了50年代，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张爱玲的小说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的评论大大推动了“张学”的研究，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先生首次把张爱玲与鲁迅、沈从文相提并论，使得张爱玲的小说走进了当时难以跻身的文学殿堂。

他指出《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并肯定了张爱玲的小说在强烈的历史意识、丰富的想象方面的特色，以及在人情风俗的熟练处理和人生观察的透彻、深刻方面有出色的表现。

但他也指出了《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两部作品中作者要表达的深层思想和弊病，以及张爱玲创作走向下坡的原因。

同时，他将张爱玲与她同一时代的作家进行对比，例如他将张爱玲与鲁迅、丁玲等同时代的作家的创作取向进行对比，从而突出了张爱玲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

70年代，台湾作家水晶在《张爱玲的小说艺术》一书中分析了张爱玲的小说《传奇》，他采用西方文艺批评理论、比较文学理论论证小说中的神话结构，通过解读《半生缘》和《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一系列代表张爱玲创作风格的作品，得出了较其他评论家更精深的见解，并将张爱玲的小说与国外作家的小说进行比较研究，对前人的研究思路有一定程度的开拓意义。

但其评论张爱玲作品的思想还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再到了80年代，张爱玲终于在沉寂了三十年后“复出”了，温儒敏在他的《近二十年来张爱玲在大陆的“接受史”》（2）一书中说道：“真正对张爱玲有公开的评论和研究，是1981年以后的事……到80年代中期，思想解放的潮流加强，人们用更开放更有个性的眼光去读张评张，而张爱玲的‘另类’特色也更刺激研究者去重新打量与调整文学史的‘叙述板块’，加上这一时期‘翻案’文章差不多做腻了，所谓边缘化的作家更能吸引年轻读者与研究者的目光。

”（3）这一时期，人们评论张爱玲，主要注重她写作手法的新颖之处，例如她用象征、移情、心理分析、蒙太奇手法等等，都是评论“张学”的切入点。

80年代的研究促成了“张爱玲热”的风气，同时也带动了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的出版，许多出版社开始争相出版她的作品。

90年代初，更有一些具有学术深度的评论性文章出现，如金宏达的《论十八春》（4）、潘学清的《张爱玲家园意识文化内涵解析》（5）、赵宏顺的论《张爱玲小说的错位意识》（6）、杨义的《论海派小说》（7）、吴福辉的《老中国土地上的新兴神话——海派小说都市主题研究》（8）等。

这些研究者重新考察了张爱玲创作题材的艺术价值、文化情结、分析了作家的创作心理状态，可以说这一时期出现的数十篇有关“张学”研究论文中，很多都具有真正的文学眼光，显示了研究者精深的作品研读能力。

90年代中期以后，对张爱玲的研究已经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她的著作被大量的出版发行，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她后期创作的作品如：《对照记》、《小团圆》等也相继出版，大众对于张爱玲作品的喜爱不断加深，“张迷热”现象持增温趋势。

（二）、张爱玲散文、传记及其他研究概况张爱玲的散文、传记伴随着她的小说的出版也陆续出版了，读她的散文，总能让人可以透过文字看到那个时代的画面。

那种感觉，就像张爱玲自己说的：“三十年前的月亮已经沉下去，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讲完。

”研究者从多角度去解读她的散文，有一定的时代意义。

她散文最主要的研究源头就是《流言》集，其中有作者关于自己家庭环境的描写和个人经历，因此，关于张爱玲传记的出版和根据她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在荧幕上取得的成就，都和她的特殊的文学视角息息相关。

张爱玲的散文虽诸体皆备，但真正结集的只有《流言》一本，然而就是在这部散文集中，张爱玲形成了她独特的创作特色和语言风格。

陈子善在《苏青评张爱玲和张爱玲的二幅画》中写道：“1945 年2月《天地》17 期刊有张爱玲《流言》再版预告，写得文采斐然，很可能也是出自苏青手笔：本书后载各篇，思想巧妙，文笔幽丽，如溪水之潺缓，如月下梵和琳独奏，凄迷动人。

附画多幅,亦娆风趣，如《夫主·奴家》诸幅，辄叹其构思之奇绝”（9 ），诚然，苏青的这些评价还只是感性的，三言两语，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评论，也未能很好发挥，但有一些观点确实值得注意，它们吐露了一位敏感的女作家对另一位女作家出众才华的独到看法和由衷的赞赏。

张爱玲的散文创作风格在她创作初期就成熟起来。

对张爱玲散文的研究，最早的一篇是1944 年沈启无《南来随笔》，他认为：“她不是六朝人的空气，却有六朝人的华胆。

”“她走进一切的生命里去，一切有情无情在她的作品里也‘各正性命’，得到一个完全的安静。

所以，她的文章是温暖的，有庄严的华丽也有悲哀，但不是凄凉。

所谓‘众生有情’，对人间是有着广大的爱悦的。

”（10）张爱玲散文机警的特点被诸多论者所肯定。

周芬伶认为张爱玲的散文路数难以归类，只能说是“机警”。

机警的优点是“微言解纷”，缺点是“郁剔尖刻”，张爱玲散文具有上海人的通与坏。

她认为张爱玲的机警是建立在广大的悲情之上，形成既悲凉又犀利的文风。

这一点，许多论者达成共识，如刘玉秋在《于细微处品味人生的苍凉——论张爱玲的散文创作》（11）一文中认为张爱玲对于世俗人生的描绘及发自于内的亲切感，是基于她对女人角色的认同，在她以世俗女子的眼光观照人生的枝微末节的同时，却又常常感到思想背景中的迷惘，她既有独特的敏锐的感性观察力，又有独特的清醒的理性。

汤正启的《美丽的苍凉——读张爱玲的散文》（12）一文从具象——感性，抽象——理性，幻象——神性三个层面透视了张爱玲散文的机警与悲凉。

冯凌的《真实的距离——谈张爱玲散文的精神世界》（13）通过张爱玲小说与散文的比较，揭示作者真实的精神世界和独特的美学追求。

从比较小说和散文中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景——空间意象的不同入手，分析她的小说和散文思想内容的异同，指出散文中的“我”与真实的张爱玲之间的距离，理解她在尽情享受物质文明的背后所潜藏着的深深的悲凉与绝望。

还有学者也关注到张爱玲散文中的世俗倾向，如罗华在《世俗闪耀出智慧──张爱玲散文品格论》（14）一文中认为：对于认识张爱玲而言，观其抒写俗世“流言”同演绎人间“传奇”同样重要。

当我们阅读着张爱玲的散文，就感觉到她生命的“窗子”在徐徐开启，越过时空的阻隔和心理的距离，看到一个“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及极度的孤寂”的人丰富的内心世界。

张爱玲自称一身俗骨，她的散文，如果就其表征而言，的确是绝对世俗化的：她写俗生活、俗女人、俗艺术，一切都俗到了家，似乎并无雅致可言，但我们却从中读出了她的优雅她的透彻她的智慧。

李医平在《乐听市声心如水──张爱玲散文创作简论》（15）一文中也认为张爱玲的散文一反传统知识分子对脱俗的形而上的追求而走向世俗，以一种执着的现世精神来肯定人生。

同时，她为自己散文定下的审美高度又使她超越了对俗美层次的展示与认同，成为她与一般描写生活情趣、走向世俗作家的根本分界。

关于张爱玲的传记有：王一心的《惊世才女张爱玲》（16），于青的《天才奇女张爱玲》（17），阿川的《乱世才女张爱玲》（18），余斌的《张爱玲传》（19），孔庆茂的《张爱玲传》（20），张子静的《我的姊姊张爱玲》（21）和刘川鄂的《张爱玲传》（22）等等。

除此之外还有水晶、周芬伶、林幸谦等相继发表研究著作和有关张爱玲的传记材料。

随着1995年张爱玲的去世，大量的纪念性文章纷纷出现，张爱玲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创作心理实录，也相继集结成书，这样使后人更能了解张爱玲人性真实的一面。

在这些研究中重新审视了她作品中的文化艺术、惶惑无依的漂泊感，传记研究重点大多从张爱玲小说中传统与现代性的冲突、上海都市文化的以及地域观念、对女性命运的沉重思索和个体感悟、作品语言意象情境乃至伦理价值中蕴含的深刻的美学意义等方面，来多角度、多视域地研究张爱玲小说和“张爱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