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三首》有关资料

王安石生平简介
王安石（１０２１～１０８６），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

抚州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

王安石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

在他进入仕途地方官吏时，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

由于较长时期接触了解社会现实，“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

嘉佑三年（１０５８）《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

在他任参知政事和宰相期间，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积极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保马等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

由于受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坚决反对，神宗后来也动摇、妥协，革新派内部又产生裂痕等，新法终被全部废止。

王安石变法，虽然归根结底是为加强皇权，巩固封建地主统治地位，但在当时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国强兵，确曾起了推动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

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称誉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一五二页）。

为了给变法确立理论根据并反击守旧派，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尚变者，天道也”，用“新故相除”的进化观点驳斥了守旧派的“道不可变”的形而上学论调。

同时又公然提出“祖宗不足法”，认为“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司马温公传家集．学士院试李清臣等策目》）。

在变法过程中，他更设置专局，使子芳及门人修撰《诗》、《书》、《周官》三经新义，对新政从理论上加以解释与阐发，并通过政府力量作为学校诵习的定本，被称为“新学”，直接或间接为推行新法服务。

上述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

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

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

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

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

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

”（《上人书》）正因为王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

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

《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

《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

王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

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

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灸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
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

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１０７６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

“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

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

《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

王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

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

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

”（《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王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

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

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

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

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

《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

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

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

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

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

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

这些都是他在艺术观和创作上的局限。

【王安石生平大事年表】
庆历二年（１０４２）进士第四名及第。

任地方官多年。

王安石认为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

在嘉佑三年（１０５８）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

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

治平四年（１０６７）神宗初即位，诏王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

熙宁元年（１０６８）四月，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１０６９），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

熙宁三年（１０７０）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

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

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

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

王安石在熙宁七年(１０７４)第一次罢相。

熙宁八年（１０７５）复拜相。

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
熙宁九年（１０７６）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１０８６），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

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穷苦诗人张籍──张籍生平简介
出身寒微，有才难展，贫病交加，久受压抑，这就是中唐诗人张籍的一生。

正是这个原因，他接近人民，同情人民，写下了许多人民性很强的作品，一直为后世所称道。

贾岛曾写过一首谜语式的小诗，叫《延康吟》：“寄居延寿里，为与延康邻。

不爱延康里，爱此里中人。

人非十年故，人非九族亲，人有不朽语，得之烟山春。

”这位“里中人”是谁，竟使贾岛如此倾心拜倒呢?他不是别人，正是诗人张籍。

张籍字文昌，生于唐代宗大历初年（约７７０年前后）。

祖籍吴郡(今苏州)，幼迁居和州(今安徽和县)乌江。

他的诗文为韩、白二人所推重。

韩愈称道他“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病中赠张十八》）；白居易更赞誉他“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读张籍古乐府》）。

而这位成绩卓著的诗人的遭遇却很不幸，真可谓贫病交迫，坎坷一世。

张籍出身寒门，故其上世已无可考。

大约因自幼家境不好，他年纪很小时就远离故乡。

他的《远别离》诗说：“念君少年别亲戚，千里万里独为客”，其实正是他的自况。

这一别家门，直到二十多岁才得回乡。

起初他曾在鹊山漳水一带（今河南省西南部）求学，跟后来与他齐名的诗人王建同学十年。

同学期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王建《送张籍归江东》说：“昔岁同讲道，青襟在师旁。

出处两相因，如彼衣与裳。

”张籍《逢王建有赠》说：“使君座下朝听《易》，处士庭中夜会诗；新作句成相借问，闲求义尽共寻思。

”可以想见两人之间的情谊。

学业结束后，青年张籍就开始了浪迹天涯的羁旅生活，游历的目的是“年少才高求自展”。

从他的记游诗看，足迹曾到过今北方的晋、冀、豫、陕等地。

别王建后先去咸阳，后折回，最北曾到达蓟北（今河北北部）。

大约在这儿动了归思，又重经王建处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

王建的《送张籍归江东》诗即写于此时，诗中描写了张籍这次失意南归的情况：“行成归此去，离我适咸阳。

失意未还家，马蹄尽四方。

访余咏新文，不倦道路长……归乡非得意，但贵情义彰。

”少小离乡，一旦返归，应当是高兴的，但十年苦学，四处奔波，而夙愿未遂，连一个立身之地都未找到，岂不让家人失望？他在《南归》诗中表达了这种沉重的心情：“骨肉望我欢，乡里望我荣；岂知东与西，憔悴竟无成！”正因为如此，归家不久，他又再次出外浪游。

约由江浙经虔州（今江西赣州），而后直到岭南、蛮中（今广西柳州附近）。

长期客游的生涯是难耐的，他甚至发出过“几时断得城南路，勿使居人有行役”（《远别离》）的慨叹。

这次南游，结果仍是“憔悴竟无成”，约在贞元十二年（７９６）秋前，他又一次失望地返回和州。

这时张籍虽然只有二十五、六岁，但长期奔走异乡的丰富阅历，不断追求而又不断碰壁的坎坷遭遇，使他备尝人间冷暖，饱经世上风霜。

就他个人生活来说，这是他十分不幸的时期，而对一个现实主义诗人来说，却又是一个十分珍贵的时期。

正是这段艰苦的经历，才使他得以和底层人民有了广泛的接触，体察到生活的各个细部，透视到社会的种种弊端：而这些，正是参天的艺术之树所赖以生长的深厚土壤。

张籍的一些人民性最强的作品，大多产生或孕育于这一时期。

他以独特的艺术笔触，为我们绘下了中唐时代，包括农夫野老、征人怨女等各种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的历史画卷：农民辛勤耕作，“水淹手足尽为疮，山虻遶衣飞扑扑”（《江村行》），到头来，却落得“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野老歌》）；苛捐杂税，造成了“贫儿多租输不足，夫死未葬儿在狱”（《山头鹿》）的惨景；繁重的徭役，又使无数丁夫累死城下，使百姓呼出“家家养男当门户，今日作君城下土”（《筑城词》）的控诉；藩镇兵乱更给人民、尤其是妇女带来难忍的痛苦：“妇人出门随乱兵，夫死眼前不敢哭”（《永嘉行》）。

应当说，这些闪耀着现实主义光彩的诗作，之所以能出自张籍之手，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这段艰苦经历的磨炼。

张籍在仆仆风尘中失意返乡，但他的诗名已随着远游的足迹逐渐远播了。

贞元十二年，孟郊及第东归，路过汴州（今开封）时，就向当时在汴州任节度推官的韩愈盛赞张籍的诗文，随后又到和州看望了张籍。

第二年冬，张籍又一次北上到了汴州。

韩愈听说后，立即派车把张籍接到家中。

接谈之后，激赏不已，便留张籍在他的城西馆读书应考。

次年秋，汴州举进士，韩愈为考官，张籍应试得了第一，接着又去长安参加贞元十五年（７９９）的进士考试，又一举及第。

韩愈与张籍素昧平生，萍水相逢，竟如此推诚相助，这在他人看来，简直是“恩同再造”，虽结草衔环，报之犹恐不及，而张籍却一连给住在城内忙于公务的韩愈写了两封信，直率地批评韩愈有三个缺点：一、“多尚驳杂无实之说”，即好读荒诞小说；二、“商论之际，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胜者”，即好以口舌屈人，逞一时之胜；三、好“为博塞之戏与之竞财”，喜欢搞赌博游戏，荒度时日。

张籍认为，自扬雄之后近千年，无人言“圣人之道”，致使佛道异说“相沿而炽”；认为象韩愈这样的人，有责任也有能力担当起恢复“圣人之道”的责任，而“欲举圣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即应当以身作则，正己而后正人，不允许姑息上述各种缺点。

这种直率而尖锐的批评，并没有使韩愈生气，他回信表示同意。

后来也果然写了一系列排击佛老，振兴儒家学说的论著。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张籍为人的严肃不苟与朴直真率。

科举接连及第，张籍似乎面临“时来运转”之机，殊不知等着他的仍然是“命乖运蹇”。

他及第归乡后不久，即居母丧。

直到永贞元年（８０９），才调补太常寺太祝。

这是个“名秩后千品”的卑官，职责是“掌出纳神主，祭祀则跪读祝文”。

就是这么个九品官，却让他做了十年，不予升迁。

白居易为他鸣不平道：“谏垣几见迁遗补，宪府频闻转殿监；独有咏诗张太祝，十年不改旧官衔”（《重到城》）。

张籍本无家财，又兼多病，这样长期地职卑俸薄，使他一家生活极度贫困。

姚合描写他的生活是“野客开山借，邻僧与米炊……多见愁连晓，稀闻债尽时”（《赠张籍太祝》）。

他自己的一些诗句，象“屋湿唯添漏……少食信儿娇”（《酬韩祭酒雨中见寄》），“长安多病无生计，药铺医人乱索钱”（《赠任懒》）以及“家贫常畏客”（《晚秋闲居》）等，说明他已穷得吃不上饭，买不起药，还老担心来了客人招待不起。

更为严重的是，因无钱延医，竟使他久病的双目面临失明的危险。

因此，他一度曾因不能视事而罢官闲居。

在他初患眼疾时，韩愈曾代他写信向浙东观察使李逊求助。

信中说：“使籍诚不以蓄妻子、忧饥寒乱心，有钱财以济医药，其盲未甚，庶几其复见天地日月，因得不废，则自今迄死之年，皆阁下之赐！”其凄苦之状，读之真可催人泪下！一个正直有才华的诗人竟遭此际遇，无怪孟郊要代他发牢骚说：“西明寺后穷瞎张太祝，纵尔有眼谁尔珍？天子咫尺不得见，不如闭眼且养真！”（《寄张籍》）
其实，这一时期使张籍最感痛心的还不是贫病的折磨，而是平生抱负之难以施展。

他虽进入仕途，却被放在无聊的祭台上跪读了十年的祝文：他终于觉悟到当初寄以莫大希望的“理想境地”，只不过是一片虚幻！他在《古钗叹》中把自己比作一支埋没井底的古钗，好容易盼到被打捞起来，以为这下大可一用了，却又由于“欲为首饰不称时”，被塞入匣中封了起来：“虽离井底入匣中，不用还与弃时同”，这就是他对自己命运的哀叹!
但他并没有绝望，他继续从事那些“上可裤教化”，“下可理情性”（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的诗歌创作，希望它们能“时得闻至尊”（同上），从而达到裨补时政的目的。

长期的创作实践使他的诗歌艺术愈趋成熟。

姚合赞他的诗是：“妙绝江南曲，凄凉怨女词，古风无手敌，新语是人知”（《赠张籍太祝》）；他的文章也渐与韩愈齐名而被人合称为“韩张”。

更使诗人感到慰藉的是，当时最杰出的一些文学之士，韩愈、白居易、元稹、王建、孟郊、贾岛、刘禹锡等，都和他有着亲密的往还，与“五侯三相家”（白居易《酬张十八访宿见赠》）对他的冷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元和十五年（８２０），张籍约五十岁时，才改官秘书省校书郎。

次年，经韩愈举荐，授国子博士。

复次年，又迁任水部员外郎。

十年沉滞，忽然三年三迁，朋友们当然为他高兴。

白居易写诗贺道：“今日闻君除水部，喜于身得省郎时”（《喜张十八博士除水部员外郎》），觉得比他自己初次得官时还要高兴。

屡遭挫折的诗人至此境遇才稍有改善，住宅也由平民区的街西迁到上朝方便的靖安坊，与韩愈为邻。

长庆四年（８２４），张籍又改官主客郎中。

这年冬天，与他关系至密的韩愈去世了。

弥留之际，张籍一直守候在旁。

韩愈死前曾想写遗书托付后事，并要张籍共同署名，虽因病重未果，但已足见韩愈对张籍信赖之深了。

这位良师益友的逝去，无疑对暮年的张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过了两年，即唐文宗大和二年（８２８），张籍又授任国子司业。

大约到大和四年（８３０）或稍后，这位穷苦一世的诗人便与世长辞了，年约六十岁。

张籍晚年职务上虽连连迁升，但他在《祭退之》诗中仍说“籍贫无赠赀”，《书怀》中说：“老大登朝如梦里，贫穷作活似村中”，说明到死也未能摆脱贫穷的困境。

张籍一生穷苦，久遭压抑，究其原因，主要是他那些尖锐揭露社会矛盾的作品遭到当权者的忌恨，他的猖介自守、刚直不阿的性格也不讨权贵们欢喜。

而他自己，宁守贫贱也不屑以钻营攀附的手段来攫取富贵。

据说他的名作《节妇吟》，就是以比喻手法拒绝藩镇李师古之请的。

所以姚合说他“甘贫辞聘币，依选受官资”(《赠张籍太祝》)。

他自己在诗中说：“况我愚朴姿，强登名利场”（《赠姚愆》），和白居易所说：“昔我为近臣，君常稀到门；今我官职冷，唯君来往频”（《酬张十八访宿见赠》），都说明了他的这种不愿趋炎附势、争名逐利的可贵品质。

张籍晚年思想上确实较前消沉。

作品中送迎赠答的应酬诗，寄情山水的闲适诗，表示羡慕退隐生活的抒怀诗，都渐渐多了起来。

特别是在对待佛道的态度上，由过去的力排佛道到晚年的“年长道情多”（《春日抒怀即事》），“别从仙客求方法，时到僧家问苦空”（《书怀》），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封建社会一些正直的读书人往往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自己立身的原则。

数十年的官场浮沉使他痛感此生已无实现“兼济天下”之志的可能了，便退而求其次，以“独善其身”来保持晚节：应该说寄情山水、访僧求道，至少是一种不愿同流合污的消极反抗的表现。

但张籍晚年仍不忘对文学事业的追求。

他尽心培养后进，努力扶植文学新人。

据范摅《云溪友议》记载，朱庆余应考前曾拿自己的作品求张籍推荐。

张籍就认真地读了他的诗，加以吟改，最后选了些佳作“置于怀抱而推赞之”。

于是“清列以张公重名，无不缮录讽咏”，朱庆余“遂登科第”。

其他青年诗人如项斯、姚合等也曾受过张籍的奖掖。

张籍一生的诗歌创作，大致有三个时期。

４０岁以前为早期。

他自称“籍在江湖间，独以道自将。

学诗为众体，久乃溢笈襄。

”（《祭退之》）韩愈称赞他“籍也处闾里，抱能未施邦。

文章自娱戏，金石日击撞。

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

”（《病中赠张十八》）可见张籍早期就写了不少好诗。

４０岁至５０岁为中期。

这是张籍诗歌创作的重要时期，他的优秀的乐府歌行作品，多是这一时期在贫病交迫中写成的。

５０岁以后为晚期。

这时，张籍官职逐步升迁，生活比较稳定。

除仍写乐府歌行外，多作近体。

张籍的乐府诗与王建齐名，并称“张王乐府”。

诗中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各种社会矛盾，爱憎分明地批判现实。

如《塞下曲》痛陈穷兵黩武之害，反对开边；《凉州词》指责边将不能收复失地，实际上是支持反侵略的正义战争；《筑城词》、《山头鹿》反映当时人民除了备受战争之苦，还得忍受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求仙行》、《吴宫行》嘲讽统治阶级思想愚蠢，
生活荒淫；《董公行》歌颂“恭顺从事”的正派官僚；《伤歌行》描写了结局狼狈的简傲豪奢之徒；《山农词》和《贾客乐》则不但写出农民的艰难困苦，还写了商人的奢侈豪华。

张籍的乐府诗，还善于描绘农村的风俗习惯和生活画面。

《采莲曲》、《寒塘曲》、《江村行》、《樵客吟》等都用鲜明的形象表现了采莲妇女、打鱼少年、农夫、蚕妇和樵客的动作情态。

《江南曲》描写水乡景色，明媚如画。

张籍乐府诗艺术成就很高。

他善于概括事物的对立面，在乐府诗的数篇之间或一篇之内形成强烈的对比；又善于运用素描的手法，细致而真实地刻画各种人物的形象。

从体裁说，大都为“即事名篇”的新乐府；有时虽用旧题，但其思想内容仍与新乐府的精神一致。

语言通俗浅近而又峭炼涵蓄，常以口语入诗，《白鼍鸣》、《云童行》等几乎全从口头自然流出。

他还着意提炼结语，往往意在言外地完成了全篇的批判和讽刺的任务，《征妇怨》、《陇头行》等都是如此。

他的乐府，生前已为人所推服，白居易在《读张籍古乐府》中，称许他“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

姚合在《赠张籍太祝》中，评价他“古风无手敌，新语是人知”。

后世称誉者更多。

宋代王安石说他的诗“成如容易却艰辛”。

许□《彦周诗话》说“张籍王建乐府宫辞皆杰出”。

元代杨士弘《唐音》则谓：“王、张乐府体发人情，极于纤悉，无不至到”，更道出了张诗的重要特点和长远传诵的原因。

张籍的五律，不事藻饰，不假雕琢，于平易流畅之中，见委宛深挚之致。

杨慎《升庵诗话》曾指出，晚唐五律有两派：一派学贾岛，另一派如朱庆余、陈标、任蕃、章孝标、司空图、项斯等，则学张籍。

南唐末年张洎收集张籍诗４００多首，钱公辅名为《木铎集》１２卷。

南宋末年汤中以家藏元丰八年写本为主，兼以各本校定，编为《张司业集》８卷，附录１卷，魏峻刊刻于平江。

今传宋蜀刻本唐人集中的《张文昌文集》４卷，共收诗３１７首。

明嘉靖万历间刻本《唐张司业诗集》８卷，共收诗４５０多首，《四部丛刊》曾据以影印。

１９５８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它为底本，并参照现存各本进行校勘删补，编成《张籍诗集》８卷，共收诗４８０多首。

另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张籍有《论语注辨》２卷，今佚。

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纳兰性德生平简介
清代诗人纳兰性德（１６５５～１６８５），原名成德，避太子保成讳改性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

正黄旗满州人，大学士明珠长子，生长在北京。

幼好学，经史百家无所不窥，谙悉传统学术文化，尤好填词。

康熙十五年（１６７６）进士，授乾清门三等侍卫，后循迁至一等，正三品。

随扈出巡南北，并曾出使梭龙（黑龙江流域）考察沙俄侵扰东北情况。

康熙二十四年患急病去世，年仅三十一岁。

纳兰性德去世后，被埋葬在北京海淀区上庄皂甲屯。

纳兰性德是清初著名大词人，与朱彝尊、陈维崧并称“清词三大家”。

纳兰性德生于天潢贵胄之家，赫赫宰相府，为武英殿大学士明珠长子。

娶妻两广总督尚书卢兴祖之女卢氏，赐淑人，后诰赠一品夫人，成婚三年后妻子亡故，继娶官氏，赐淑人。

其妾颜氏，后纳沈宛，江南才女，著有《选梦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