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识与《史记》的历史编纂成就

司马迁的史识与《史记》的历史编纂成就

作者：舒习龙

来源：《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06期

［收稿日期］ 2011-04-27

［基金项目］ 2010年度广东省教育厅学科建设与高水平研究专项基金

［作者简介］舒习龙(1968-),男,安徽巢湖人,韩山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史学史和中国近现史研究。

［摘要］司马迁的史识体现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撰述宗旨上。《史记》的记述以人物为中心,创立了新的成熟体裁,记载了众多活跃于历史舞台的人物,这是历史编纂思想的一次升华。探讨司马迁的历史见识和《史记》历史编纂成就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历史编纂的深刻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司马迁;史识;《史记》;编纂成就;影响

［中图分类号］K2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1)06-0070-05

史识是史家、史著的灵魂,是指历史学家好学深思、富于学术个性、坚持独识卓见的专门之学。它既是有造诣的历史学家的重要素质与学风,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历史学家具有卓越的史识,才可能不受流俗干扰、不被任何利欲所动,独立地对历史作出深邃判断,形成独特的学术风格和历史编纂体系,撰写出符合时代需要的史书。历史编纂的主体是史学家,史学家的主体素养是主宰历史编纂成就的最重要因素,其中史识又是史学家主体素养中影响历史编纂成就最重要的素养。陈黻宸说:“史必有独识,而后有独例”［1］,就准确揭示了史识与历史编纂之间的紧密联系,强调了史识对历史编纂的影响。在中国传统史学漫长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史家对史书体例的改造和变通,是因其对客观历史进程有了独到的理解和深刻的体认,才能在史书编纂结构和历史叙述范式上采取新的表述方法。《史记》之所以在中国历史编纂学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

就是因司马迁具有超绝千古的卓越史识。因此,探讨司马迁的史识与《史记》历史编纂成就之间的关系,阐释它对中国近代历史编纂的深刻影响,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一、文化传承和“成一家之言”

古今中外,大凡造诣较高的历史学家都具有独特的历史见识。中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立志撰史,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正是在这种“独识”的指导下,他不蹈袭前人史书之旧辙,另辟蹊径,独创通史性“纪传体例”《史记》,从而奠定了中国“正史”之体例,这一体例历经两千余年未改。古希腊著名史学家希罗多德所撰的《希波战争史》也是古代西方史学最称得上是具有“独识”的史学名著。因此,希罗多德在西方被称为“历史之父”。

司马迁在史识方面的“独识”是“聪以知远,明以察微”(《史记•五帝本纪》)。这说明他观察、处理问题具有既能从大处着眼,又能向深处开掘的独特能力,对历史编纂社会功能有着深刻的认识,即他认为历史编纂具有文化传承和教育启迪的价值。他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史记•太史公自序》)由此可见,他撰写《史记》的旨趣在于继承传统儒家文化的优秀成果,借此来发挥历史学的文化传承的功能。他又说:“著诸所闻兴怀之端,后有君子,以观览焉。”(《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还指出:“至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史记•酷吏列传赞》)可见,司马迁撰述《史记》是要充分发挥历史学的政治垂鉴功能,即“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

司马迁的卓越史识还表现在《史记》编纂中朴素的人民性上,体现在作者对道德观点的评价和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选择和评价中。先秦儒家典籍如《春秋》、《左传》和《战国策》等所记载的历史人物偏重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领域,而司马迁首次突破了只限于给王侯、将相、名人立传的限制,给普通人民如游侠、滑稽者、日者、农民领袖、俳优等作了“传”,从平民叙述的视角来演绎普通百姓的生活,体现了作者强烈的民史观念,彰显了史著的人民性。他对西汉时期的道德标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指出:“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享)其利者为有德。’……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史记•游侠列传》)统治阶级的道德是所谓“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他还特别指出,被压迫者、被统治者的道德是以平等报施和患难恤救为考察标准,以此与统治阶级道德相区隔,他说,“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史记•游侠列传》)司马迁无情揭露了统治阶级的道德,对人民

群众的道德给予了崇高的颂扬。同时,他还列举了许多与统治阶级相对立的任侠人物的道德。如论述朱家的品质是“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据軥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郭解的品质是“振人之命,不矜其功。然其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阴贼着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史记•游侠列传》)司马迁之所以为这些下层人物立传,就是因为他们和一般富贵人们不同,“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史记•游侠列传》)司马迁将普通劳动人民作为历史叙述的中心,着重叙述他们的行为和道德,表现了他强烈的人民性旨趣,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而言,无疑是一大成就。

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说明他具有卓越的史识。正因为要探究天人之间复杂的关系,撰写从五帝时期一直到汉武帝时期历史的演变和发展,期望写出“藏诸名山,传之后世”的独具特色的信史,他才能在继承前人已有的历史编纂成就的基础上,在自己卓越史识的指导下,创造性地提出了“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种史书的编纂体裁,并对这五种史书体裁应承担的任务给予了鲜明的定位。“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史记•太史公自序》)在此阐明了“本纪”应该在全书中起到主干的作用,以时间为中心,按照年代的先后顺序,选择对历史演进有重要影响的帝王,记载从黄帝一直到汉武帝三千多年的历史进程,探索朝代更替的兴亡之道和盛衰之由。十篇“年表”,目的是将错综复杂的史事,以简洁直观的表谱形式加以论列和记载,这样做的价值在于以时间为经线,从纵向显示历史进程的时间关系,以空间为纬,从横向显示同一时间不同史事之关联,体现了司马迁在体例设计方面的创新;将“十表”置于“十二本纪”之后,则寄托了作者以“表”作为辅助,借以烘托历史演进主线的深刻含义,“十表”集中叙述“通古今之变”。“八书”的设置反映了他重视典章制度的深意,他将礼、乐、律、历、天文、封禅、河渠、平准等与封建王朝密切关联的制度作为叙述的中心,体现了他“究天人之际”的撰述旨趣。“世家”主要记载辅弼股肱大臣和其他有杰出成就的人物,讴歌他们的活动和功业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作用;另外,世家作为屏藩帝王的一个等级,写他们的活动是为了反映封建社会的等级结构。“列传”则选择在性格、气节、才能等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各阶层人物,记载他们的目的是“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这部分在《史记》中占的篇幅最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司马迁的人民性趋向。上述五种史书体裁虽然在西汉以前基本上已经具备,但都是半成品,还没有形成五体配合的纪传体史书模式,司马迁将五种体裁熔于一炉,并结合西汉以来的时代思潮,成功地创制了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配合，自成一家的撰述体例。司马迁之所以能创造出五体配合,与封建社会等级结构相适宜的纪传体史书,其原因即在于他有恢廓的历史视野和卓越的历史见识,善于汲取前人历史编纂的经验,并结合时代条件加以创造性地改造,成就了在独识基础上历史编纂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