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重庆郭沫若旧居陈列馆位于重庆沙坪坝区西永镇

郭沫若旧居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乡间办公地旧址。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镇香蕉园村（全家院子）。旧居占地面积10190平方米，建筑面积1566平方米，建筑风格为清晚期四合院，穿逗结构，小青瓦屋面，斜山式屋顶。

郭沫若于1938年12月抵渝，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在渝期间，三厅作为在国统区内由共产党起主导作用的政府机构，成为了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动员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营垒。1940年，国民党政府撤销三厅，设立为文化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任指导员，郭沫若任主任。抗战时期，郭沫若在重庆领导文化界人士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全家院子逐渐成为当时大批文艺界人士活动的重要阵地。郭沫若在此完成了《屈原》、《虎符》、《高渐离》、《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等历史剧的创作，被毛主席高度赞赏并列为延安整风学习文件的《甲申三百年祭》和《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也相继问世。抗战胜利后，1946年抗战胜利后离开重庆，在此度过了近８年的抗战时间。

１９４４年，郭沫若写的一篇在全国历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的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这一年，对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来说，意味着一个重要的转折。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解放全中国的前景已为时不远。当时，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杂志社等组织发表一批纪念明亡３００周年的文章，意在用此历史教训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胜利时务必保持清醒头脑，不要犯骄傲自满忘乎所以的历史错误。

《甲申三百年祭》很快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和热情赞扬。毛主席对李自成原本十分重视，对其领导的农民起义有过高度的评价。在他的著作中，曾多次提到李自成起义。特别是来到陕北后，毛主席对李自成的事迹表现得更为关心。陕北米脂是李自成的家乡。当地有位名李健侯的人写了一部历史章回小说《永昌演义》（１９２６），毛泽东于１９４２年见到这部书的手抄本，表现出很大的兴趣，认真地把它读完。当然，这是一本写作比较粗糙，思想认识也比较浅薄的作品，毛主席对其评价不可能很高。在毛主席看来，不能把李自成单单写成一个品德方面的英雄，要表现阶级斗争推动历史进步的主题思想，挖掘起义所蕴含的历史意义。现在，他读到郭沫若关于李自成的分析，发现这篇文章正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评价李自成起义的，当然格外兴奋，格外重视。

在读了《甲申三百年祭》后不久的４月１２日，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特别提到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正是基于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总结，毛主席在全国胜利前夕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这就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在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时，又提起李自成的教训。毛主席说：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李自成进京后就变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1991年，江泽民两次提到要重新学习郭沫若的文章。可以说，郭沫若的这篇《甲申三百年祭》的影响已远远越出历史界，整整影响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