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治理机制论

法人治理机制论

作者：中央财经大学MPAcc（会计硕士）瞿云华管理文章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284 更新时间：

2005-11-16

提要：本文论述了解决“内部人控制”现象的一些制约机制，提出了对国有企业法人任用易出现寻租行为的防治办法及国有企业的典型运行模式，论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连接点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接口”模式。

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化，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渐变”——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走过的道路崎岖曲折，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教训也相当痛苦深刻，知耻者近乎勇，思索痛切才会领悟深刻。通过对教训的反思明白了一个事实：在转轨问题上严重低估了非经济约束因素对改革的影响，和前苏联、东欧相反，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由易到难、由浅入深，从体制外围到体制内部的路子。当时的设想是，走这样一条路子，可以避开矛盾并容易为社会各界所接受，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大家才发现，所有小心翼翼绕开的问题，最后都成为一种滞后效应，累积成今天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由于当时一些特定的历史因素所要回避的一些社会转轨时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这时候却深深地困扰着中国思想界人士。避开经济学这个大家族的心脏地带即政治经济学，去构建经济学理论框架，实际上使很多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得不到正确梳理，经济学也因此被许多人文学者斥之为“没有良心”。（1）

当时的另一个设想是：如果总体平均收入能相应有所提高，则收入档次拉开不会造成社会问题。但事实却是：人们对收入和生活的改善在欣喜之余，发现消费结构改变不大，只是在卖方市场中选择性加大，再加上在权力市场化作用下，由资源配置导致分配不公，这不公不是体现在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中的不公，而主要是资源分配和占有及使用不公而引起的。这种设想过于简单，因为它忽视了一个问题：在权力市场化作用下，由资源分配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其后果的严重性远远超出国民收入的分配所造成的差距，这种贫富差距造成的影响已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社会上的。

分配不公引起了社会的不良反应，累积成今日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因为一个人靠勤劳致富，另一个靠投机、贪污受贿发财，就其金钱来源进行道德评判当然是两回事，但在市场经济的世界里，这两者是一样的，金钱并不因为它的不同来源而留下不同的痕迹。这在经济学里有个专门的说法就是“劣币驱逐良币”。而“劣币驱逐良币”的逻辑结果是：只要劣币与良币等值；只要现存体制不能使手持劣币者受到惩罚，人们便不会奉公守法，而是会仿效那些投机取巧以及贪污受贿者。（2）权力在市场中的寻租越演越烈，腐败现象丛生。原山东荷泽地区行署专员卢效玉就是一个典型的《权力批发者》：8千元左右办调动，1-2万元干乡镇书记、乡镇长，2-3万元提拔为副县级干部。他在东明县任县委书记的34个月，平均每月受贿2万元。在东明县向卢行贿的人90%是科级以上干部，行贿的资金90%是公款，包括农民的提留款、中原油田补偿的土地款、青苗款、计划生育罚款，都是搜刮的民脂民膏。93年春节卢刚到东明县报到，送礼者就捷足先登。春节后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县人大任免一批干部，三四月份县委又高速提拔了一批干部，谁送礼谁就达到目的，得到实惠，人们看出了门道，于是趋利者蜂拥而上。诸如此类的权力在市场中的寻租，必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3）在企业界有一种说法。企业领导的主要任务是“经营领导”，而“经营领导”的成本必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经营领导的结果就会使企业领导人即使是无能的庸才或奴才，甚至是损公肥私的鬼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将他换下来。通过大量贪污腐化的事实分析表明：中国当代所有的经济问题虽然发生在经济领域，但其根源却深植于非经济领域，在约束软化的情况下，部分政府官员对法规的遵守陷入了一种非

常随意和松驰的状态。权力层大规模的贪污腐败行为的张扬达到了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由于市场缺乏伦理规则的约束，我国经济领域出现一种过度投机的状态。（4）这些绕开的问题导致了日益紧密地与政府机构媾和在一起，企图以改革的产物的面貌进入更深层次的改革，但这已成为进一步深入改革的社会矛盾，也成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障碍。

一作为国有企业改革深化难点的法人治理机制的政治环境分析

法人治理机制是困扰我国企业界和理论界的长期难题之一，即如何理顺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连接方式，目前，我们决无退路，决不能再退回到“两权”统一于政府。近20年的改革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也显露出体制造成的弊病。目前，国有企业1/3处于明亏，1/3处于暗亏。据山东、河南、安徽三省对国有企业的调查剖析，属于政策宏观的原因造成的亏损占30%，而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亏损却达到70%，这一事实证实了工人群众一针见血所说的：亏损企业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5]

综观世界历史，改革无非是两种方式进行，一是通过法律或政府命令强制性地修改旧制度，实行制度创新；二是通过部分人自发地追求个人利益，导致旧社会结构的进行调整。在我国来说，这些年的改革是两种方式的结合，政府用第一种方式发动并推动了改革，促使中国走上了现代化之路，而于此同时少部分人利用权力开始了自发私有化进程。“市场经济为主，计划经济为辅”的格局还没有根本打破，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由市场配置资源，在我国尚不完备。因此，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只能称之为“模拟市场经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尤其是在稀缺资源的配置中，远不止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在对目前这种财富分配格局起决定作用的几次大的资源配置当中，如价格双轨制、股份制改造以及后来的房地产热中，都是由政府这之“看得见的手”代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职能，进行资源配置，从而造成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功能严重紊乱，使部分人得以利用手中权力，在这几次改革中进行着肆无忌惮大规模的寻租活动。可以说，国有企业的问题也主要是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功能严重混淆引起的：政治系统的主体是政府，经济系统的主体是企业和财团，二者的功能混淆，其结果就是出现国有企业种种难以治愈的顽症，再加上政府这之变形的权力之手介入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从生，寻租活动猖獗，严重地阻碍改革开放的进程，使社会付出了高昂的经济代价，并引起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恶性畸变。这也是为什么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这些年来花样出尽，却难以收到实效。（6）人们对“富了方丈穷了庙”的现象已习以为常。整体经济仍然跳不出“高投入，低效益”的怪圈。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在“模拟的市场经济”中进行，是在政府“摸着石头过河”的“管制性”的改革，避免了前苏联“休克式”改革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但由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政府代行经济职能，干预企业经营活动，屡见不鲜，造成了大量责任不清和决策失误的建设项目。可以说，国有企业的改革从字面上看是个经济问题，但从根本上说是政府职能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国有企业的改革取决于政府职能的改革，怎样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运作模式，首要的问题是应明确政府管什么，通过什么手段管，怎么样管。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当中，始终存在两种分歧极大的观点；一种观点深信政府可以纠正市场缺陷，这一观点目前在发达国家中，已因国家债务失控，各种政府调节手段最终使经济窒息，而受到各方面的质疑；另一批经济学家则始终对政府纠正市场缺陷的能力表示深刻的怀疑。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M（布坎南——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论》、《自由市场和国家》的作者和其他几位开拓者，以他们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革新了经济家分析政府行为的工具。

公共选择论的基础奠定在一个十分简单但却很有争议的根本思想之上，即担任政府公职的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为可通过分析这些公职担任者在其任期内面临的各种诱因而得到理解。布坎南指出，在作为“预测科学的经济学和在设计合适的法律和宪法限制而塑造相互作用的模式的政治经济学科学中，只有把私人看作是无例外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财富者，市场的法律构架——法律和宪法才能设计出来”。针对此，布坎南指出经济学的“经济人”（是自私有理性的人，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