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暂停试点婴儿安全岛”之反思经典案例文库宣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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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暂停试点婴儿安全岛”之反思经典案例文库
宣讲家
网络舆情】
事件介绍】
广州暂停试点婴儿安全岛福利院:接收能力超负荷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婴儿安全岛是一座收容被遗弃婴儿的保护设施,它的设立,虽然一直伴随着很多争议,
但是它的出发点是好的,那就是及时发现和救助弃婴,保障市“试水”建立“婴儿安全岛”,其中包括广州市。
弃婴最基本的生命权。
截至目前,中国已经有二十多个省区
而在3 月16 日,广州市却出人意料地暂停了婴儿安全岛的试点,广州市民政局称,重启时间另行通告。
各地建立婴儿安全岛的做法如火如荼,今年两会期间,民政部部长李国立曾表示,婴儿安全岛的试点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总体来看,利大于弊。
广州为什么却要暂停?广州市“婴儿安全岛”试点自今年1月28 日在市福利院启动以来,截至3 月16 日,一共接收弃婴262 名,其中男婴148
人,女婴114 人,大多数患有疾病,其中脑瘫、唐氏综合症、先天心脏病居前三位。
广州市民政局表示,目前接收数量已经远超负荷,福利院之内疾病防控风险剧增,已经无法继续开展接收工作。
广州市福利院院长徐久:由于福利院接收弃婴的能力超过预期,达到了极限,儿童床位严重不足,婴儿养育的总体质量受到影响。
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启动后,改善了弃婴被遗弃后的生存环境,接收的弃婴都能够得到及时救助,弃婴存活率目前是91.22% 。
因此,婴儿安全岛的设置实现了保障弃婴生命权和儿童生命至上的初衷,利大于弊。
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暂停后,广州市福利院将邀请疾控部门专家到院指导,对全院进行一次全面的防疫消毒工作,确保市福利院无传染病等公共卫生事件发生。
专家呼吁,家庭是儿童成长的最佳环境,儿童从小失去家庭的关爱将导致其心灵遭受终生的伤害,弃婴是违法行为,希望想要遗弃孩子的家长慎思慎行。
今后一段时间,如再发现婴儿安全岛外弃婴,
将报警处理。
广州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处长叶芬:相当部分的弃婴家庭可能因为贫困无法承担高昂的康复医疗费用,而且他们不能及时掌握相关的救助政策,最后不得不将自己亲生的孩子遗弃在婴儿安全岛。
针对弃婴大多数患有脑瘫、先天性心脏病、唇腭裂三种疾病的情况,我局近期将会同市残联开展摸查工作,研究资助以上三类具有手术适应症的本市户籍患儿进行手术
康复。
下一步我局将会同卫生、人社、教育、残联等部门研究制定和完善对不能自理的重度残疾人家庭扶助、残疾儿童特殊教育、残疾人就业培训等政策,为困境儿童和他们的家庭提供切实的救助和帮扶,加快出台切合我市实际的救助帮扶困境儿童的配套政策,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市儿童福利保障体系。
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在接受新华社的采访时表示,他们的居室、床位、人手和隔离设施等,均已无法满足弃婴数量快速增加的要求。
暂停试点之后,将重点做好弃婴的护理、治理和分流、收养等等工作。
其实,自2011 我国试水婴儿安全岛以来,从接收弃婴的人数上来看,各试点地区之间差异也非常大。
某些地区自从建设婴儿安全岛之后的近一年时间,
仅仅接收4 名弃婴。
而广州在一个半月试点时间内,就接收了超过200 名弃婴,远超过其他城市同期数量。
而在刚刚结束的两会期间,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就曾表示,婴儿安全岛的试点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总体来看,结果是利大于弊。
但是,也出现了个别城市的弃婴数量有显著增长的情况。
李立国:在全国10 个省份建立25 个弃婴安全岛,是民政部对儿童福利工作进行的一个改革尝试。
目前是一个试点工作状态。
这些试点机构面对的情况是,弃婴的生命安全及时救治、接收的服务保障取得了明显效果。
但同时在特大城市和个别大城市,一两个月的时间内,也出现了弃婴的数量显著增长,显著高于去年同期数量的情况。
弃婴安全岛目前还是
刚刚开始试验的阶段,实验过程中也反映出是利大于弊的。
我们不断地在跟踪弃婴安全岛的进行情况,及时地进行分析判断,还要再试一段时间,再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判断,目前
F结论,为时还早。
有关“婴儿安全岛”的问题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热点。
不可否认,在当下,个别的弃婴行为要归因于父母的重男轻女的思想,但是更多的弃婴行为,还是和家境贫困,和婴儿患有各种先天疾病有重大的关系。
也就是说弃婴现象既有个人原因,也有社会原因;既有观念问题,也有现实问题。
对孩子的生命能够进行及时的抢救,这是设置“弃婴岛”的初衷。
不过,作为一种救助手段,“弃婴岛”不可能解决所有弃婴的问题。
要从根本上解决弃婴问题,有一系列的工作要去做,建设“婴儿安全岛”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比如说,首先做好优生工作和婚前身体检查工作,增强优生观念的宣传,减少病残婴儿的出生。
其次,加强社会保障的力度,对那些经济困难的新生儿家庭、先天患有重症的婴儿家庭提供更好的经济和医疗保障救助,从源头上来减少弃婴现象。
最后,从扩充福利院规模,拓展社会化救助渠道,健全福利制度、法律普及和执行等多方面着手,形成弃婴救助的完整链条,才能大幅度减少弃婴现象。
“婴儿安全岛”负荷到极限是面“镜子” 笔者注意到,广州暂停“婴儿安全岛”试点,在网上出现了
种声音认为,要做就做好,不该一会儿开一会儿
关;另一种声音表示理解;第二种声音是,暂停之后新的弃婴怎么办?
其实,广州“婴儿安全岛”接收能力达到极限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照出的问题有:其一,“婴儿安全岛”整体缺乏。
如果每个城市多建几个“婴儿安全岛”,弃婴就不会集中到一个地方。
其二,我国保障婴儿权利的安全网络还不够严密。
家庭是保障婴儿权利的第一“安全岛”,国家是第二,社会是第三。
这些防护网都没有挡住两百多名婴儿被遗弃的命运,显然是个残酷的现实。
其二,广州有关方面最初预估不足。
石家庄、西安、南京等地先后设立了“婴儿安全岛”。
如果能从这些城市吸取经验,做出科学预估、加大财政投入,弃婴接收能力不会轻易达到极限。
广州暂停“弃婴岛”的启示与省思犹记春节前夕,广州弃婴岛启动的消息,犹如冬季的一缕暖阳,温暖人心一一当然,也带来始料未及的反响和后果。
随后的新闻报道用“弃婴像滚雪球一样涌进了弃婴岛”来形容这种骤然倍增、逼近极限的接收压力。
弃婴行为,尤其是遗弃患病婴儿,一直面临法与理的困境。
“弃婴岛”的设立,也因此而引发如潮争论,争论屡屡陷入胶
着与无解。
在这种长期的道德困境中,政府从隐形缺位变为
主动补位,凸显责任意识和公共服务意识。
应该说,这属于现代政府职责意识的与时俱进,值得嘉许。
因此,争论的焦点应落在:这种具体、暂时的救助会不会助长弃婴行为,从而在客观上、在更长远时空上对“弃婴”这特定的、绝对的弱势群体,到底是福音还是相反?
在进行所有的法理学、社会学探讨之前,一个最基本的人类社会常识必须再度重申:成人给了婴儿生命,就有抚养之义务,无论他(她)是健康还是患病。
这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伦理底线,也是人类不断步向文明至臻境界而非沦为兽
类的关键分野。
因此,“弃婴”这种行为,无论在特定个案中
附着了何种客观“不幸”(重病、未婚先孕、重男轻女等等)
都无法湮灭其本质上的遗弃、逃责之“恶”。
而作为人类“道德
公约”的法律,才会不约而同对这种弃婴行为说不,将其界定为犯罪。
在承认这样的基本前提后,我们才可能进一步探寻对我国而言尚属新生事物的“弃婴岛”的得与失。
从微观的技术层面上说,这样的举措必定有利于保障特定被遗弃病婴的生命权,使其免于冻死街头,这是“弃婴”行为客观存在的现状下的种次优选择。
然而,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这种一定程度上“双赢”的结局由于可能缓解弃婴者的愧疚心、罪恶感,从而间接鼓励了更多原本不忍心或不敢遗弃孩子的年轻父
母更草率或更坦然作出“恶”的决定。
以致更有甚者,将死婴弃于广州弃婴岛外,被警方定性为恶意抛尸。
某种程度上说,
设立官方性质的“弃婴岛”确实为父母违法提供了条件。
从这个意义上说,弃婴岛的这一“社会实验”,方面有着极
大的官方善意,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可能激发出更多个体之“恶” 的可能性。
事实上,从国际经验看,有得有失,围绕弃婴岛合理性的争论仍然没有平息。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关于弃婴岛的解决路径必然非常崎岖和艰辛,尚需多元思维、多股合力。
比如,强制婚检10
年前取消后,一些机构数据显示初生婴儿畸形率有所上升,恢复强制婚检的声音此起彼伏。
尽管二者之间的因果关联据说尚无定论,但无疑,在以取消强制婚检凸显个体自由权利的同时,必须以严惩弃婴行为来强化个体的社会责任和法律义务。
又如,弃婴者中固然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底层群体医保乏力的欠账所致,但这也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弃婴者确实无力抚养病婴与“卸包袱”的成分如何区分?其二,国人保险意识有待提升,在政策性保险覆盖率有限的现实下,适度投保商业险是对自身的负责(当然国内保险业也亟待整顿规范)。
另外,弃婴岛骤然增加的“吸附量”导致其不堪重负,暴露出公共服务、公共财政在这一领域的捉襟见肘。
尤其是弃婴父母出于“为孩子找个条件好一点地方”的自我安慰心态,也可
能导致弃婴向特大城市的弃婴岛集中。
单靠一地财力、人力难以承担这种重任,有必要以更宏观的视野,从全国的高度来统筹这种善行,比如在国家民政部门层面建立一种工作机制,调剂余缺、适度补贴等,以避免先施善政之地反而压力过大、不堪重负的显失公平景象。
启示与思考】因接受弃婴数量远超承受能力,在“婴儿安全岛”试点50 天后,广州作出了暂停其使用的决定,重新使用时间另行通知。
广州弃婴岛因此成为该省首个,也是全国30 多个试点中首个叫停的弃婴岛。
其实,这种尴尬的局面并没有出乎人们预料。
早在弃婴岛设虽然社会舆论存在分歧,有人甚至指责广州设立“婴儿安全岛变相鼓励弃婴。
但总体而言,舆论对“婴儿安全岛”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立之初,就不乏激烈的批评声存废之争迄今仍未能平息。
广州市启动“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其后一段时间,弃婴数目的激增,让广州福利院有限的救援设施备受煎熬。
对于广州这个拥有巨大人口基数的一线城市,手中握着不多“底牌” 的弃婴岛,从“捉襟见肘”到“几近崩盘”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如今,“婴儿安全岛”暂停试点,意味着从今往后,无辜的弃婴安全和健康没有了保障,善良的人们不得不为“弃婴”的命运揪心。
但是,我们相信,暂停并不代表着彻底放弃。
广州市弃婴岛原本就是一次地方性试验,按照民政部要求,将为全国性类似设施建立探路试水。
在这个渐进探索过程中,即便发现些问题,遇到若干困难,也是在所难免,不必过度悲观。
面对新鲜事物,不如“摸着石头过河”。
不过,导致暂停弃婴岛的“导火索”,也不能轻易忽视。
广州市弃婴岛从春节前夕开始启动,不到两个月时间就不得不暂停,充分暴露了有关机构在先期调研准备和危机应对上的不足:虽然看到了广州是省会城市、医疗资源较为集中、市民很有爱心的地域优势,却没有敏锐察觉,在国家儿童福利保障制度不够健全的大前提下,面对庞大的流动人群,单一救助和自身能力的先天缺陷。
弃婴问题是全社会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
客观地说,在“婴儿安全岛”这件事上,广州好事没做好,也有难言之隐。
要彻底解决弃婴问题,绝对不是广州一市之力所能及。
弃婴问题分复杂,一方面,要坚决打击恶意弃婴这种不人道的行为,另一方面,更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快
建立健全儿童福利保障制度,构建患重大疾病、重度残疾儿童救助及其家庭扶助体系,编制起保护婴儿安全的大网;此外,还要强化家庭责任意识,积极开展优生优育科普宣传,积极倡导婚前体检、孕后产检。
只有多管齐下,弃婴这一社会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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