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中清朝实施的政治制度分析

鸦片战争中清朝实施的政治制度分析

鸦片战争时期是中国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转型期，腐败的政治制度和落后的经济制度使得中国在战争中惨败，最终使中国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政治制度是影响国家兴衰的重要因素，它不仅含有政治体制、方针、政策方面的规定，还与国家的经济、军事、思想等各个方面相互联系。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的皇权专制制度达到了极致的程度，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仍以“地大物博”自诩，推行“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已经基本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地来看，鸦片战争期间清廷内的政治状况是造成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

一清廷的皇权专制制度

我国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独权和专断在鸦片战争前后发挥到了最大程度。各大机构相互分立，互不影响，都各自受命于皇帝，将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的手中，其中内阁、军机处已违背其最初的设立目的，逐渐成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室”.官吏的封免等权利也归皇帝掌控，且不受任何部门的制约，皇帝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绝对执行的命令，所以皇帝的决策水平和统治能力直接决定整个国家的前程。

鸦片战争期间，皇帝的决策和命令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出现偏差，决策的正确性无法得到保证，错误的命令和决定也不能在监督中得到改正，所以在鸦片战争期间，道光皇帝对战争进行了两次错误的决策，命令军队两次大撤兵，其主要原因是道光皇帝得到了错误的军事情报，从而做出错误的决策，影响了战争的局面。清廷的君主更加专断独行，要求官吏在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的任何决定都要上奏请示皇帝，即使是在鸦片战争期间紧急的战况中，也要求军队领导在粮草采购和供应、发放军饷的数额、军用物资的调用和武器的使用等各个方面进行汇报和奏请，并且严格按照皇帝的旨意进行。

鸦片战争期间，交通依然落后，战况主要依靠驿马进行传递，在皇帝进行决策研究时，往往已经贻误了战争的最好时机。由于封建王朝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皇室家族的专有性，政治制度对整个国家都具有重大影响。在皇帝一再专断的过程中，官吏对朝廷上的事物更加不闻不问，即使自身怀有谋略，也不会忤逆皇帝的旨意。所以，鸦片战争期间错误的战略决策和军事指挥，使得清政府的军队在战争中的地位更加被动[1].

二清廷为维护天朝尊严而推行的外交政策

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一直以“幅员辽阔，地大物博”自称，在“闭关锁国”的世界里具有很强的优越感，在自负的民族意识中，一直无知地将外交关系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以自高

自傲的态度来处理与各国之间的关系，并在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中，时时刻刻强调清王朝的威严，并不关心其他国家在经济、科技、思想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和进步，只是虚骄地回味着自己曾经的辉煌与成就，活在自以为先进、强大、繁荣的世界里，将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嗤之以鼻，将其他国家视为卑贱的民族，将其他国家统称为“蛮夷之邦”,不屑与他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不了解外交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长时间的愚昧无知，让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落后于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这就导致中国在鸦片战争过程中，所使用的“冷武器”的杀伤力远远不如发达国家的“热武器”,在军事设备上有了更大的差别，直接影响鸦片战争的结果。

在众多管理机构中，情报局应是汇报军事和政治状况的直接媒介，但是更多情况下，情报局采取“报喜不报忧”的汇报方式，博得皇帝的开心，为自己免除杀身之祸。长期“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再加上官员欺瞒和统治者的无知愚昧，更让清王朝对英国的状况一无所知，对于西方等先进国家的武器、高科技产品等，清朝更是视若无睹，甚至对其进行恶意的评价[2].

与此同时，清政府在仅有的外交活动中，更是不能接受其他国家的文化，将是否遵守清朝的道德礼仪作为判断是否与一个国家交好的标准。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清政府对自己的侵略者英国毫不了解，活在自大自负的中华思想中，对军事和武器更是漠不关心，导致中国军队在鸦片战争过程中，受制于英国军队，清廷皇帝对于战况的不了解，更使军事策略一错再错，最终导致清政府军队在战争期间都处于劣势地位。

三清廷各级腐败的官吏制度

政治制度的落后和腐败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官吏制度的腐败。官吏管理制度的腐败表现在很多方面，既包括官吏的贪污腐败，非法取得财物，不管百姓疾苦，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同时官吏管理的失败还表现在将领和兵帅的临阵脱逃等现象，除此之外，还有将领利用自己职权的便利，不顾战士的生死，把将士的军粮和军饷据为己有，中饱私囊，在战场上却成为躲避危险的卑鄙小人，将自己的利益放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前面，严重地打击了将士们抵抗敌人的决心和勇气，更是动摇了军心，使军队的战斗力更加受到削减，官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鸦片战争的结果。

在鸦片战争中也涌现出很多的民族英雄和抵抗侵略的中流砥柱，但是官吏的贪污贿赂和对士兵的不断压榨，也使得将士们在抵抗侵略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统一的指导思想，最终丧失了抵抗的信心，从而随波逐流，或成为逃兵。据统计，在鸦片战争结束期间，中国的上海、宁波、定海等地接连失守，沦为半殖民地，清廷对这一战争结果十分不满，一直以强盛、繁荣自诩的清政府受到很大的打击，在一番查处后，发现很多临阵脱逃的官吏，其中确认无误并进行定罪的官吏有600 多名，事实上，做了逃兵和败将，害怕暴露用将士们的血汗钱进行行贿和欺瞒的也大有人在。

道光帝曾经愤怒地斥责脱逃的官吏：“即使拥有将领却也指望不上，士兵也有很多却根本用不到战场上，有很多文职官员为逃脱战争而主动投水，恰巧被救上来，以此来作为苟且偷生的方法，而且还在各个方面进行掩饰，这种行为实在让人很痛恨。”军队的将领和元帅，既有部署战局，发号施令的权利，还有守护国家领土的安全，在敌人面前更不能畏手畏脚，更应为士兵树立良好的榜样，给将士们的抵抗带来积极的精神面貌，更好地团结军心，激励士兵和人民勇敢抵抗侵略，保卫国家[3].

四歧视性的民族关系处理政策

清政府主要为满族成员，所以整个清朝时期的统治都对汉族具有很大的排斥性，“重满轻汉”的思想在清朝时期根深蒂固，当然在处理与汉族关系的政策中都带有歧视性。民族关系的歧视政策在官吏的设置和安排方面具有明显的体现，清朝统治者在表面上宣称地位平等，满汉一家，但是在事实的操作中却不然。例如，清廷内等级较高的官员大多都为满族官员，具有真权实力，可以在皇帝之下，呼风唤雨，只手遮天。而与此同时，仅有的汉族官员在真正的机构中，并不能发挥出很大的作用，只是皇帝用来彰显自己英明的一种方式，汉族官员没有真正的大的权力，更得不到皇室家族的信任和重用，反而会削减、弱化汉族官员的权力，即使是在满族官员面前也是低人一等，受到他们的排挤和控制，在现实中空有其名而已，据统计，其中各旗官员占 87%,汉族官员占13% ,林则徐与奕山、奕经、琦善等满族人的待遇

完全不同。

清政府的民族歧视政策还表现在对满族官员的偏袒和维护上。满族官员在日常的管理工作中并没有做出更多贡献，握权在手的他们在鸦片战争中也没有发挥出保护国家的职责，其中清廷的高官奕山、奕经、琦善等昏庸无能，手握重权却是胆小如鼠，得到皇帝的百般呵护，却不愿为国家付出自己的血汗，在战场的溃败不堪，并没有激起他们奋勇抵抗的决心，而是畏敌不前，不断对英军进行妥协退让，并且不断建议向侵略者无条件投降。歧视性的民族政策让满族官员更加嚣张，更加不负责任，同时也打击了汉族官员和汉族人民的抵抗积极性，对鸦片战争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五兵役制度腐败和阶级矛盾尖锐

清朝时期在政府的引导下，整个社会都处于“重文轻武”的状态，军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比较低下。同时，清朝采用变形的招兵制度，没有专业的、集中的选拔制度和退役制度，士兵的年纪也参差不齐，军饷等的发放和管理也相当腐败。将帅的作战经验和作战理论都十分薄弱，不能给士兵以正确的指导和训练，也不指导士兵和军官进行文化教育的补充，大部分士兵的素质较低下，思想狭隘，不遵守军纪的现象比比皆是。军队的训练任务繁重，但是训练的方式和训练内容已经完全不适合当时的军事状况。士兵在入伍后，便失去了自由，但军队的军饷根本不能养活一个家庭，在军官、将领的各种克扣、贪污的情况下，军饷更是少得可怜，为了养活家人，很多士兵在训练的同时还要种地、打工获得生活来源。军队的制度松

散，纪律十分败坏，训练效率十分低下，军官将领腐败无能，这些原因都导致军队的作战能力弱，在战争过程中没有默契，没有集中的战斗决心，更没有相互配合的能力，最终不堪一击。

民族的歧视政策、官员的腐败等使百姓生活十分贫苦，官吏、政府等对百姓的疾苦却是漠不关心。百姓生存十分困难，面对政府的长期剥削和压迫，对清政府的统治更是具有非常强烈的反抗意识，阶级矛盾十分尖锐。鸦片战争期间，政府对百姓的压榨更加严重，再加上天灾人祸，人民对抗政府的斗争更加激烈，对英国的侵略则无暇顾及，因为人们并没有将外来侵略作为主要的矛盾，也并不认为外来侵略给了他们生存的威胁。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让抗战的决心不能统一，不能有效对抗外来侵略。政府在抗击英国的同时，还要控制人民的反抗，这让清政府的军队力量更加薄弱，更加速了鸦片战争的战败和投降。

鸦片战争是中国真正认识自己的开始，它的失败具有必然性，需要从政治制度、经济形式、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进行反思。腐败的社会制度是导致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在落后制度的束缚中，科技、文化、武器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受到阻碍，在侵略战争的刺激下，所有的社会矛盾集聚爆发，让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人力物力代价，在失败后也签订了很多不平等的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也让清政府自负自大的幻想彻底破灭。总之，鸦片战争带来了痛苦，付出了代价，但是也带给了整个民族重新发展的机会，“落后就要挨打”既是教训也是激励，激励新一代的人们，勿忘国耻，发奋图强，实现科技、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实现国家振兴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樊美平。天朝的崩溃与意识的困守---简评《天朝的崩溃》[J].书屋，2001,（ 3） .

[2]常建华。加强对清朝政治体制的研究[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6） .

[3]彭定光。论清朝政治制度安排中的道德生活[J]. 伦理学研究，2009,（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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