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北宋初期文学

第一章北宋初期的诗歌北宋初期文学，指的是自赵宋建国（公元960年）至仁宗天圣年间（1030年,此年欧阳修中举并正式登上文坛，掀开北宋中期文学的序幕）时间段的文学。

这一时期的文学，具有相对独立性。

如苏轼就讲：“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

”（《六一居士集叙》）北宋于公元979年灭南汉后，又经过近十年时间，相继编成了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刊刻完成了《大藏经》等，成为北宋重建文化的标志性成果。

正是在此阶段，从割据政权入宋的五代文人逐渐凋谢故去，而北宋政权新培养的文士渐次养成。

由此，从雍熙四年（987年，宋太宗年号）至仁宗明道（1023年－1032年）年间，北宋政权培育的文士开始展现其光彩，他们努力探求新的文学范式，形成了新的文学风尚，在诗坛上产生了“宋初三体”即白体、晚唐体与西昆体，在古文方面则有以穆修为代表的文人探索，在骈体文方面又有杨徽之、钱熙、吴淑、许洞等人顺承五代传统而时有出新。

这些努力，为后来者如田锡、王禹偁、杨亿、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所继承和发扬，北宋文学面貌才终于初步形成。

第一节宋初文坛五代时期，政局混乱，各地割据势力飞扬跋扈，视民命如草荠，统治阶层内部篡弑极为频繁，地方官吏往往横为不法。

五代十国时期人们遭受的苦难，已经到了相当悲惨的程度。

北宋建立初年，全国户口从唐末的490多万户下降为330多万户（《文献通考·卷十》）。

苟活于乱世中的士人，多采取“明哲保身”的人生谋略，气节沦落。

仕四朝的“不倒翁”冯道，以毫无政治忠贞为荣：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

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新五代史〃卷五十四》）。

类似冯道这种毫无政治品格的官僚，却成为当时士大夫乐于仿效的对象。

欧阳修统计五代时有气节的人物说：全节之士三，死事之人十有五，皆武夫战卒。

而没有“全节死义”的士大夫。

有重臣巨宦率先丧志弃节作表率，五代社会风气在中晚唐“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李肇《唐国史补》）的基础上，继续向着缺少廉耻、不问世务、寄情声色发展。

西蜀城中之人子弟，不识稻麦之苗。

……屯落闾巷之间，弦管歌诵，合筵社会，昼夜相接。

”（《蜀梼杌〃卷下》）。

知识分子普遍对政治表示了绝望，他们要么选择隐居以避祸，要么是混世以度日，官僚及士人道统沦丧成为整个社会的风尚。

此种风气，引导着诗人把笔触抒写自然界景物与自我感受上来，造成了诗歌气象的萧瑟衰萎，与之相应，诗歌体制也以短小的五七言律绝为主①。

五代整个社会的混乱与杀戮，诗人求仕无门或者是已宦士大夫长期沉滞下僚，救国立功的人生抱负不能实现，给他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创伤。

五代很多士人感慨于离乱的遭际，品味着悲欢无助的人生，有抱负而无从施展，有才能而落拓江湖，有谋略而不被重用，诗人怀着悲苦、绝望的心情，吟咏、品味着时代的苦楚，一发为清冷感伤的诗文风格。

另一方面，适应着统治阶层追求享乐淫靡的生活以及娱乐的需要，五代文学亦有绮艳、靡丽风格，这主要从五代词中表现出来。

另外，五代统治者以弓马杀戮、争夺权势为急务，视写作诗歌为“废务”，所需以武人为先，取士多以背诵、识字为主，并不注重考察士人的诗赋才能。

这种情况，也导致了知识分子之诗作关注自身性命、感受、爱好等过于关注政治、道义与时事。

除此之外，此期政治斗争的惨酷，士庶毫无把握的人生，造成了人们以道佛为寄托。

道佛义理引导人们离弃世间感触与事物，要求不执著于物，这也使诗歌缺少真性情，诗歌题材由之向着抒写自然之物倾斜，诗歌风格随之发生了变化。

可以说，五代诗歌的清冷、绮艳、感伤、气象萧瑟与缺乏刺讥，以及用词浅切、多用俚俗语、重视雕琢锻炼，苦吟盛行、意境贫乏等特征，都是特定时代士人心理的折射。

这是五代文学①张兴武统计五代七位代表作家的诗作，五七言占到了诗作总数的90％以上。

见其《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页。

创作的实况，也是宋初文学发展所面临的现状。

宋初文学，就是从五代文学的土壤中开始成长起来的。

入宋后，五代文学的儒之“道”的缺失，继续左右着当时的文学风尚，并影响着当时文士的艺术取法范式的选择。

北宋初期文学的过渡性特征与文学气象，表现为文学创作上的地域性特征。

其突出特征为“降臣”文学创作与原北周文人群体文学创作。

由割据地区入宋的士人中，李煜、徐铉、张洎、郑文宝、陈彭年、乐史、舒雅、钱俨、钱易、句中正、汤悦、赞宁等人的文学成就较高。

而原北周入宋的士人中，宋琪、陶谷、卢多逊、扈蒙、王溥等人的享有声名，但文学创作却少有成就。

宋初文坛，由于宋初太祖、太宗对原割据政权入朝士人的猜忌、提防，致使由割据地区入宋的士人心怀恐惧，他们在入宋后不再象原先一样在诗文中表述情志，“颂美时政”、应酬交谊、表达闲适安逸心态，成为文学作品的主题。

总体而言，虽然南方士人的创作水准远超原北周士人集团，但由于政治上太祖、太宗二朝北方士人政治上的优势，因此，宋初文坛起主导作用的还是由北方士人集团为主导的浅易文风。

而这一风气，直接促使了“宋初三体”的产生。

第二节宋初诗歌“三体”赵宋鼎革之后，随之实施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对转变社会风气起到了巨大作用，这就必然影响到人们的文化心理，作为精神产品的诗歌，自然也就因为创作主体的心理变化而随之变化，宋初诗歌就在这一历史语境下，展开了前进的步伐。

不过，与宋初统治者倡导的右文政策相对应的，却是宋初君臣学术素养总体较低的现实。

史载，太祖在建国后，官员因为文学粗浅而不敢应对南唐来使文学名士徐弦，太祖无奈之下，不得不亲自吟出了“月到中空万国明”的佳句。

①而“乾德”年号的制订，却无论如何不能避开西蜀已有的年号。

②宋初重要谋士和宰执大臣赵普、王质等人，文学素养都非常浅薄，江北乏士的局面竟延续到仁宗、神宗时期。

③与之相联系的，是宋初馆阁大臣缺少文化底蕴、善于揣摩人主意图而缺少气节德行的不良政治和道德品格。

由此而言，宋初右文黜武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既要确保江北原北周统治地区人心的稳定和统治的稳定，并提防南唐、闽越、西蜀等降臣的复辟图谋，又要不断提升文臣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以渐次削弱武将割据坐大的政治隐患。

作为应对措施，太祖太宗朝即贯彻“不用南人为相”的政治谋略，同时大加提升北人的文化层次，在科举时有所偏重北人，对南士则采取文化上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君臣唱和、大兴馆阁编书等，其目的显然含有上述意图。

④①傅璇琮等《全宋诗》。

②《宋人轶事汇编》。

③司马光曾经与人争论取士是否应该照顾江北名额问题。

见司马光《贡院乞逐路取人状》，《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三十，四部丛刊初编本。

④真宗朝，为相“不用南人”已经被突破，如寇准、晏殊皆为南方人。

这昭示出南北文化已经统合，北宋的统治基础已经得到巩固。

利用君臣唱和、馆阁唱和等手段，来提领、倡导和推行其政治策略，提升文人政治地位，是宋初崇文政策的重要内容。

此期君臣唱和和馆阁唱和活动的内容，主要包括赏花钓鱼宴作诗唱和、赐宴唱和、结会或者集团唱和、节日唱和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赏花钓鱼宴作诗唱和、结会或者集团唱和、赐宴唱和等三种形式。

这些诗歌唱和形式，作为制度化的礼仪活动，含有重要的政治意图，成为宋初统治者昭示天下的风向标，是右文政策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

君臣唱和、馆阁唱和，扩大了宋初诗歌的功能，提升了诗歌的社会地位和诗歌品味，“宋初三体”即白体、晚唐体和西昆体的盛行，都与之紧密相关①。

一、白体“白体”是指宋太宗、真宗时诗坛流行的学习白居易“闲适”、“浅易”、“通俗”一类风格的诗。

“白体”以王禹偁为代表，诗学白居易，既学习白居易诗“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的浅易风格，又承袭元稹、白居易诸人次韵、酬唱之习。

其中较有成就者，主要有徐铉、李昉、王禹偁。

李昉，饶阳人，字明远，仕汉、周，后归宋。

太宗时拜平章事。

奉敕参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书。

李昉仕当五代，时诗坛上推崇冯道、杨凝式等人的诗歌风尚，诗风追求“浅近”。

如李昉诗：①元代方回《送罗寿可诗序》曰：“宋铲五代之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桐江续集》卷三十二），这就是“宋初三体”的来源。

朝退归来只在家，诗书满架是生涯。

吟成拙句何人和，按得新声没处夸。

夜景最怜蟾影洁，秋空时见雁行斜。

望君偷暇来相访，犹有东篱残菊花。

（《偶书口号寄秘阁侍郎》）诗人以浅近的语言，表达世俗生活的“义理”，有安于闲适生活的乐趣，也有“颂美时政”，表达对帝王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诗句抒写了诗人闲淡的生活情趣和汲汲于富贵功名的人生追求，类似的诗作主题在李昉、李至等人的作品中比比皆是。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山东巨野人。

出身贫寒，983年进士及第，仕途蹭蹬，屡遭贬谪。

因曾被贬黄州，故又称“王黄州”，有《小蓄集》三十卷。

王禹偁被宋人看作白体诗人，但事实上他的诗风与李昉、徐铉等人却同中有异。

王禹偁自幼喜爱白诗，但与白居易早年多写讽谕诗、晚年退而写闲适诗的创作历程相反，王禹偁的闲适唱和诗大多作于早年，他晚年自编《小畜集》是对这类诗收录很少，表现出深刻的自省意识。

这种意识使他从宋初白体诗人的群体中脱颖而出，也使他从学习白居易进而以杜甫为典范。

相传他曾因作诗偶合杜甫诗句而写下了“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之句（见《蔡宽夫诗话》），他还称赞“子美集开诗世界”（《日长简仲咸》）。

对杜诗艺术境界的借鉴导致了对浅俗平易的白体诗风的超越，例如《村行》：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

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

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

何事吟馀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语言晓畅自然，而情感含蓄深沉，体现出杜诗风格因素向白体诗风的渗透。

从总体上看，王禹偁的诗平易流畅，简雅古淡，在宋初白体诗中独树一帜，已初步表现出对于平淡美的追求。

他的长篇诗歌叙事简直，议论畅达，已开宋诗散文化、议论化的风气。

总体而言，北宋人所谓学“白体”，其含义主要有三层。

一是学白居易作唱和诗，切磋诗艺，休闲解颐。

诗歌唱和，本属文人闲情雅趣。

由于其既富文化意蕴，又见才华性情；既可用于歌颂，又可怡情，且俗人不能为之，所以当国家初安，朝政多暇之际，元、白、刘诗歌唱和之举，就很容易成为文人士大夫竞相模仿的艺术休闲范式。

太宗与群臣唱和，李昉与李至唱和，王禹偁与友人唱和，皆有效元、白、刘之意。

二效白诗浅切随意，不求典实的作法。

白居易的诗分类虽多，但浅近易晓确为其共同特色。

这种诗随意随时吟成，不重学问典故，作来比较轻松便捷。

这就很适合休闲唱和，临场发挥。

三效其旷放达观、乐天知足的生活态度，以及借诗谈佛、道义理。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附论（乙）《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之关系》：“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