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主义

中文系甲班陈淳09309086

从《末代皇帝》等电影看西方人的东方主义视角

摘要：80年代初期开始，西方尤其是好莱坞开始热衷于探索东方，用他们的理解来创作出他们自以为准确的东方影像，而东方导演又极少能拍出真正代表东方世界的电影，所以东方特别是中国一直摆脱不了这种靠别人的描述展示自己的尴尬处境。本文以几部经典的西方人创作的关于东方的电影为例，试分析西方电影的东方主义视角

关键词：西方电影；东方主义；奇观化；定型化

世界不仅由于经济的差异被分为了发达的西方与贫穷的东方，西方社会所持的文化上的优越感更是将世界分为文明的东方和愚昧的东方。自视甚高的西方人用一种源于种族优劣论的二分发把这个世界简单化了，这就是贯穿好莱坞电影中的东方主义产生的根源。

《末代皇帝》获得1988 年第60届美国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等九项大奖，国人大多认为这是中国故事或者中国文化的一次成功的对外传播，而我在第一次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是怀抱着一种自豪、喜悦的心情。殊不知，它，只是西方人在文化分析话语权上的又一次胜利。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展示的只是“他者”眼中的溥仪，东方主义视角下的中国。时隔20年，同样的事情、几乎翻版的一个过程发生在同样是东方文明古国的印度——《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而这20年间西方对东方特别是中国的自我解释的电影从没停止过，《拉贝日记》、《黄石的孩子》都是这样比比皆是的例子。也是因为西方的东方主义视角，这些电影才得到主流意识的正面评论，成为奥斯卡、金球等西方电影盛会的大赢家。

一、“他者”眼中的东方——奇观化

西方人了解东方吗？贝托鲁奇了解中国吗？丹尼·博伊尔了解印度吗？不！《末代皇帝》只是老贝的中国印象的拼凑，《贫民富翁》只是博伊尔对印度的想象和成就自我的美国梦的嫁接，他们展示的是一种奇观化的社会，满足了西方观众对东方的窥视和猎奇心理，而不是想要解释或者解决什么实质问题。

在东方主义的视角下，东方是“华丽的、专制、残酷、奥秘的、异国情调的、神秘的、虚弱的、黑暗的”①，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中才会有许多让中国人感觉不和谐的表达：最明显的莫过于整部影片极力强调的中国的佛教特性，北京的街头人群中随处可见红衣喇嘛的身影；溥仪新婚时东面墙上尽是佛像；溥仪登基时也是红衣喇嘛立在四周，但在自古重儒的中国，特别是在满人统治的晚清，佛教所能占的比例，其实是很有限的。其次，整部影片尽显神秘的气氛，猩红的色调、阴暗的大殿，大殿的两侧立着神态各异的罗汉，慈禧边上是身着各个朝代服装的侍从。通过这些描述，导演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华丽而神秘，充满着与“我们”知道的所不同的“他们”的世界”②，所以，已是少年的溥仪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解开阿嬷的衣服吃奶；年老的太监会以喝下墨汁的方式来证明皇权的力量依然存在；民国的总统坐在汽车中，身旁却是不伦不类的华盖；新婚之夜，奴仆主动往前为正在缠绵的溥仪和婉容宽衣······最夸张的是，在描写文化大革命不到三分钟的片段里，杂糅了所有文革的元素，满眼的红旗、毛主席像、红宝书、走资派、纸帽子、宣传画、阴阳头、忠字舞以及震天的音乐和激扬的口号，压缩在贝托鲁奇对东方的想象、对西方的迎合的镜头里。

我们再把眼光转到《贫民富翁》看看，影片反映的贫民窟窘困的生活现状、发指的刑讯手段、激烈的宗教冲突、恶毒的乞丐组织头目、残忍的黑帮、幼小却凶狠的心灵，就连唯一象征秩序的警察也被描绘为混乱和暴力的化身，种种的西方视野下的印度元素都是西方人奇观化地制造与展览出来的奇观符号而已，但绝不会是现实中的印度。我想，印度人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应该跟我们在看《末代皇帝》时有类似的感受吧。

《黄石的孩子》所描写的抗日战争包括一些战争中的人物（如八路军）与真实的抗日战争也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在我们看来并不是必要的，为什么它们却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呢，一方面是为了衬托何克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这是一种符合西方观影的奇观化要求但也不会伤害一般中国人感情的最佳手段，所以在西方导演看来是绝对必要的。《拉贝日记》也有一些非常令人震撼的场景，当拉贝打开西门子公司大门时，人群犹如蚂蚁般汹涌而入，躲在一面硕大的纳粹旗下祈求保命，人们在自家的领土上，靠着第三国的旗帜苟活；拉贝在日军总部时看到的一整排中国人头颅这些都让人非常震撼·····即使是根据日记拍的，但还是难免带有奇观化的角度和习惯去构造镜头。

“奇观化”是电影创作者在时代背景下为了符合某部分人的审美眼光和审美要求的自觉选择，当前西方确实比东方发展，才会有好莱坞电影中对东方严重的“奇观化”倾向。

二、西方的拯救者形象——定型化

无论是《末代皇帝》中的庄士敦，抑或《贫民富翁》里给杰玛美元的白人夫妇，还是《黄石的孩子》中的何克，《拉贝日记》里的拉贝，毫无疑问，在西方人掌握话语权的电影世界里，他们都是拯救者，拯救“落后的、堕落的、幼稚”的东方。西方是有“自觉性和责任感的老师”，“替东方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西方导演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这一观点用到影片中——

庄士敦与溥仪。影片有个场景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溥仪隔着一张长长的白布在和宫女太监们玩游戏的时候，庄士敦拎着一辆自行车走了进来，不解而无奈地看着这个场景，然后高声说道：“我希望皇帝没有忘了要上数学课。”他用一种超过臣对君，超乎我们想象的语气“唤醒”溥仪，教会他骑车。这一段很有隐喻性，换成意图语言：溥仪代表东方，庄士敦代表西方，自行车是导演认为的先进文明，当整个东方文明还沉醉在游戏中而迷失了方向时，他们轻易地跨过那道门，带着对东方落后文明的不解和无奈以及一种拯救者的高傲（庄士敦两次将自行车重重的放下），给东方带来了文明，成为了东方文明的重要老师。

溥仪还戴着庄士敦为他配的近视眼镜，贝托鲁奇借此表达的不仅是庄士敦打开了溥仪的眼界，更是西方文明打开了东方的眼界并为东方所接受；在庄士敦的影响下，溥仪有了去国外留学的想法，又有了娶妻的念头······

总之，在贝托鲁奇的叙述里，溥仪的前半生就是由庄士敦在带领着往前走的，而且是唯一一个没有把皇帝当皇帝、以老师自居的人，他征服了溥仪，西方征服了东方。

而在《贫民富翁》里，丹尼·博伊尔在塑造“救世主”形象的意图没有贝托鲁奇那样明显，但这种念头依然没有被西方导演放弃。这从电影中的一段短短叙述就可见一斑：杰玛给一对白人夫妇当导游，回到出发点时却发现车上的东西被洗劫一空，司机生气地对杰玛大打出手，杰玛一边抵抗，一边对着白人夫妇说：“你想看真实的印度，这就是！”白人夫妇制止了司机并给了杰玛100美元。且不说杰玛说出这句话的突兀，想想，为什么美国的游客真的会那么热心吗？为什么给的是一张美元？这个镜头不正很好地诠释出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关系：“西方对东方的怜悯，富裕对贫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