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主义”“浪漫主义”在中国

西方“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在中国摘要：文学史是叙述文学发展的历史，在文学史的写作中，既要渗透文学史家的独特见解又要观照时代精神。本文以不同时期出版的三本文学史专著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文学史中对鲁迅《野草》与创造社的评价，区别了不同时代文学史写作的特征与原因，旨在揭示西方“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在中国的接受过程，探索现代文学学科的变迁并试图分析接受中“误读”产生的局限性与合理性。

关键词：鲁迅现代主义创造社浪漫主义“误读”

“文学史是叙述文学发展的历史，文学史写作既不同于文学作品选也不同于历史著作本身，需要通过充分研究历史资料，渗透研究者的独特见解，探索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观照文学外部规律，揭示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的整体性特点。”[1]在文学史专著的变迁中，可见各个时期的时代精神以及学科的发展过程。“五四”新文学时期形成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浪漫主义”共同奠定了中国新文学的三大基本流向，影响着后来各个时期文学的发展。[2]然而，在接受的过程中，无论界定、引用与评价上都存在着一些偏颇与“误读”：通常将鲁迅的“现代主义”定位为“现实主义”，将创造社界定为“以浪漫主义为宗旨”的文学社团。是何种原因造成了这种“误读”？而这种“误读”中的接受对现代文学的发展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一、“史”的界定

50年代王瑶先生写作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下称《史稿》），90年代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写作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下称《三十年》）与21世纪王嘉良、颜敏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三本文学史著作在对鲁迅的散文诗《野草》和创造社的评价与界定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与差异。鲁迅的创作技巧与作品主题的意识由“现实主义”变为“现代主义”，而理论界用“浪漫主义”来概括创造社创作方法的这一说法，也引起了思考与质疑。

（一）对鲁迅《野草》的评价

1.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

《史稿》中对于《野草》的点评并不是很多，“鲁迅的散文诗《野草》是诗的结晶，在悲凉之感中透露着坚韧的战斗性。文字用了象征、重叠，来凝结和强调悲愤的声音。”《史稿》的特点在于大量引用原著或当时所发表的社论，在对《野草》的评价中引用了《英文译本序》来说明创作各种小说的背景，引《这样的战士》里的一段来概括《野草》与鲁迅的特点，最后总结“鲁迅的文字正是这样的投枪”，鲁迅正是这样的“战士”。反复强调了鲁迅的战斗功能、革命功能和教育功能。这种战斗意义背后所体现的是“政治功利性”，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表现。所谓现实主义，存在反映论和创作论两个层面，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既被规定为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反映生活的艺术观点，又包含着一定限制的纪实风格。[3]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接受过程中，经历了与自然主义的分袂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等几个阶段，而文学史正是将现实主义与中国的务实传统相结合并发

扬光大，这也体现了五四时期的文学传统与时代精神。

2.王嘉良、颜敏《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现代主义”思潮产生于西方世界，五四初期介绍到中国。“五四初期，没有纯正的现代主义创作，只是运用现代主义技巧，如象征、隐喻、暗示、梦幻、意识流等附着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中；而《野草》是比较纯正的现代主义作品，鲁迅从西方现代主义那里找到了适合表达内心隐秘的象征主义艺术，是五四最成熟的象征主义艺术杰作，虽未成流派，却开了现代主义文学潮流的成功先河。”概括地讲，文学史认为鲁迅不仅运用了现代主义的各种技巧，还具有现代主义的意识和精神，现代性是鲁迅文学作品的根本特征。而究竟何谓“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是以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等的学说为理论基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波德莱尔的创作为文学先驱，发生于19世纪末的一场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文化思潮，包括了文学上的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荒诞派等诸多流派，以及哲学方面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说。它的特征是高扬人的非理性的感性生命大旗，反抗传统，抗争现实。

[4]”而《野草》交织着鲁迅彷徨苦闷和不倦探索的心灵痛苦，交织着“希望”和“绝望”的矛盾，直逼自我灵魂的深处，以近于冷酷的笔触自我剖析出内心的寂寞、感伤与精神上的反抗传统与现实。对“绝望”的生命体验与“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在《野草》中表达地淋淋尽致。这明显的显示了鲁迅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之间异常密切的关系。

（二）对“浪漫主义”创造社的界定

1.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

郑伯奇《小说三集导言》中，对创造社作家倾向于浪漫主义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主要归为三点：对国内外的双重失望，坚定了反抗的决心；回国前后悲哀怀念与悲愤激越的强烈冲突；外国流行思潮的影响。而《史稿》便援引了这一段话来概括创造社特点的形成背景。其后，引用郭沫若的《文学革命之回顾》《我们的文学新运动》来表现创造社既尊重艺术，表现自我，又表现现实人生，反抗现实的文学风格。对创造社方向转换原因的分析上，引用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写实主义与庸俗主义》，将创造社提倡革命文学的原因归为：对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融合的创作方向与态度的追求与探索。

2.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在继承《史稿》传统的基础上，对原有观点进行提炼和整合、定性：“创造社是一个以浪漫主义为宗旨的文学社团，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五四’时期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和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可以说双峰对峙，各有千秋，共同为新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与《史稿》相同，两部文学史著作都注意到了创造社文学思想的矛盾与含混。除了流派特色的归纳，《三十年》还对其翻译方面给予了关注，翻译大多是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在对创造社进行界定的时候，浪漫主义究竟是一种创作方法抑或一种文学思潮存在着模糊不清的尴尬。浪漫主义的引入，原因在于“与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处于新旧时代交替更新之际所持有的感伤、孤独或亢奋的情绪引起共鸣”。因此创造社的风格便在于自我表现，直抒胸臆与反抗情绪的流露。

3.王嘉良、颜敏《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这部文学史著作在界定创造社的时候，将一些共识性的内容言简意赅的进行了整合，而后，对于创造社矛盾的文学观念进行了区分，在创作方面主张唯美主义；在鉴赏方面，主张功利主义。著作最鲜明的特点在于对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这一界定提出了质疑。“用浪漫主义来概括创造社的创作方法是不确切的，作为浪漫主义本质特征之一的理想性在创造社作家的创作中缺少鲜明的表现。他们对浪漫主义依傍的自然不以为然，只是在情绪上与浪漫主义的情感性、主观性相契合，用“抒情主义”概括更合适。”所谓“浪漫主义的创造社”这就要求创造社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倾向，既要符合浪漫主义的精神旨向，又要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然而，纵观创造社成员的创作与对浪漫主义的态度，便显而易见，他们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不仅没有附和现实主义，反而否定、回避或批判浪漫主义。创造社的文学主张仅仅在于“文学是自我情绪的表现”，在通过创造社前后分期的转变，更明显的体现出其成员对浪漫主义的否定与贬斥态度。

朱光潜先生曾在《西方美学史》中有过这样一段论述：“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文艺流派运动，应该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为在精神实质上有区别的两种文艺创作方法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