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与人物

张承志，总是在路上

在当代作家中，张承志似乎是不入流的，但是你能感觉到，他是一个有品位的作家，一个有坚持的学者，一个有胸怀的男人。他说：“满足于狭窄生活的人不懂得：学会了或沾染了一种底层的、他人的、不是小圈子的、第三世界的声音、立场、感情，是多么宝贵。”

坚持，毫不妥协

多年来，张承志似乎游离于文坛之外。他给人的感觉总是：在路上。朱伟曾在《张承志记》中这么描述张承志：“不喝多酒时轻易不笑，生气时会把手上的骨节捏得咯咯作响，暴怒起来会凶恶地乱吼乱骂。他能拉下脸毫不客气地把专程从外地赶来邀稿的编辑轰出家门，他能当着朋友的面毫无控制地对妻子和母亲暴跳如雷。他一年大约最多只能在家呆三分之一的时间，闷了，憋不住了，就像一头关在笼里焦躁不宁的困兽。妻子、母亲都已习惯于他的突然暴怒和突然出走。他急急地离开都市，就急急地钻进穷山僻壤……”

相信张承志各种版本的“脾气”已在坊间广为流传。但是我接触的张承志，温和、善良而且宽容。他有他的坚持，比如，草原上情同手足的兄弟给他来信，希望他帮忙做些事情，有些涉及钱权方面的交易，张承志会毫不客气地断然拒绝甚至严厉批评。他会把他亲爱的兄弟训哭。但是，他也会和妻子千里迢迢奔赴草原，参加老朋友女儿的婚礼。他已经深深地融入了那片土地。插队之后，张承志与内蒙古维持了30年的关系。他不仅一趟一趟重回草原，也把牧民请到北京家里来。他与他的蒙古族哥哥通了20多年信，一直到草原有了电话。

这不是什么“神化人民”，更多的是一种感情的行为，他只是遏制不住地想念他们。他甚至觉得：是因为与一个民族的二三十年的联系，造就了他这个作家。

他的坚持，更多地体现于写作。“哪怕再难，也要坚持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批判，这是我在自己的微渺作品中一直坚持的。一切能抓住的题目我都在写，一切能发表的机会我都不放过。这样的写作带来的是一种对文明的解释作业。”自1989年以来，张承志没有工资、医疗和依靠工作单位获得的经济利益，已经整整20年。出版是他取得生活费的基本方式。这种状况，反倒成全了他不愿堕落、追求真知和文学的理想。

纯粹，从不伪饰

有人归纳张承志的性格特征为：“任情，任性，还有任真的狂热。”有些时候，张承志确实是率性而为，但是你不能不承认，他的“率性”是有原则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比如他的《撕名片的方法》，早在1993年发表时，就受到了不少人激烈的批判，认为他做作，缺情寡义不近人情。然而不能否认，张承志用这个方法完成了与恶俗的决裂。他比我们更先一步地从名目繁多的名片中看到了这个时代的虚伪与

险恶。的确，真正的朋友是不需要名片的。

张承志从1978年开始写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北方的河》……他的小说大气磅礴，获奖无数。但是他放弃了。15年来，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各种类型的散文。他为什么不写小说，一直是很多人心中的谜。对此，他从未掩饰过自己真实的想法。

在《鲜花的废墟》里言及梅里美时，张承志这么写道：“……惟结集时人才有空回忆、并接触自己早期的习作。我不禁为自己和这些自己写下的所谓小说的单薄，感到吃惊和害臊；也为容忍和成全了如此自己的时代，感到惊奇与慨叹。如今我对小说这形式已经几近放弃。我对故事的营造，愈发觉得缺少兴致也缺乏才思。我更喜欢追求思想及其朴素的表达；喜欢摒除迂回和编造，喜欢把发现和认识、论文和学术——都直接写入随心所欲的散文之中。这并非是在贬低小说艺术。或许正是这样的我，才算懂得了尊重小说。……我发现，我其实没有什么小说家的才能。”张承志说，小说的本质不是故事，而是虚构。以他自己个人的阅读体验（可能包括很多读者），更想知道作品的本意，想知道自己想寻找的东西是否存在。

散文本身照样可以有丰富的故事，只是散文或随笔不虚构，更自由，论述的，抒情的，甚至考据的内容，都能在散文中表达。所以在最新的散文集《敬重与惜别·致日本》中，他干脆写出这样的感觉：“纯文学的讨论以及艺术诸般，尚需缓行。一个民族要跋涉的文学路，尚要一步一步，数过他人不知的崎岖。中国大致仍是散文的国度。因为命途多艰，小说的大潮尚未临近。因为救国的老调，依然弹它不完；使外人心仪的风花雪月，埋在文字里的深奥，蓬勃尚待一些时日。”

思考，并独立战斗

时代、国家、民族、宗教、教育、真的学问、心的历史、人与上述问题冲突后的境遇、人在中国追求的可能……张承志一而再地思考这些问题。他不认为重新回到这些阵地就是重复自己。张承志的写作，

始于他对内蒙古体验的激动。“我越来越发现，当年被动地被生活和命运抛到内蒙古大草原，没有想到会获取一种全新的、新鲜的体验，它的价值是永远不死的，永远能够在不同的时期不断地给我有营养的参照系。”张承志说，他花了二十几年，先是专业的方式，后来是自由的方式，在西北进行考古、民族、历史各方面的调查，再后来更多地是和当地的老百姓混在一起，感受他们的生活和文化。

每年他都有一半时间四方游学，扩大自己的观察范围，用心灵感受着异乡生动的历史和文明。他开始比较主动和有意地，想在自己的心中树立更多的文化参照。他说，到了现在这样的年龄，自己逐渐有了一个固定的观点：“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文化参照系越多，知识就会越丰富。”事实证明，只有参照系比较多，才越会有一种独立思考的本能。

相对于内蒙古、新疆和西班牙来说，日本文化的参照系对中国人来说是最近的，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难分难解。上世纪80年代，张承志曾在日本进修，90年代他又去日本打工，前后在日本度过的三四年时间，使他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他决定从正面思考和分析日本对自己产生的影响，这就是写作《珍重与惜别》的初衷。他没有想到这次写作是如此地充满快乐。“我从来没有哪次写作像这次一样，不是在写作，而是充满着学习的喜悦。因为在写作的过程中，很多东西过去都是模糊的、不清晰的，但真要写一句话的时候，就必须要有根据，必须得重新学习。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有几个日本朋友不讲任何条件地支持我，从日本速递给我的书有30多本。”

在语言方面，张承志似乎有一种天赋。他能使用日语和蒙古语，还粗学了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多种语言的运用使张承志受益无穷。“我想说，这是一扇通向人心和文化深处的门。包括蒙古语文化启蒙，对我而言超过一切大学。《黑骏马》中的对话，都暗中用蒙古语暗读通顺才落笔。在写作中调动主流话语之外的语言营养，让不同的文化转换为笔下的汉语文章，是一件美好而有意义的事情。”

精神的长旅——论张承志小说的创作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