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的个性

杨曾文（1939—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宗教学会理事等。从事佛教历史、特别是禅宗及日本佛教研究。代表著作有《中国佛教史》、《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神会和尚禅话录》等；译著《印度佛教史概说》等；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宗教卷》、《中日佛教学术会议论文集》、《当代佛教》等。

2009年7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杨曾文先生在少林寺经堂为大家作题为“中国禅宗的兴起及其主要特色”的讲座。

杨教授首先结合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讲了禅宗的兴起，他说：“禅宗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印度直接传过来的，它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经过相当时期的民族化以后，而且在一些宗派成立以后产生的。所以它不仅继承了印度佛教的基本思想，也吸收了在它之前成立的宗派的思想。禅宗从思想角度、从佛法上并不是排斥别的佛法，它更侧重对某些佛法有批评，但是同时也是敞开大门，吸收一切对于禅宗，特别是对于民众接受佛法有益的部分，禅宗很重要的特点是不同的时代适应不同的民众来传播的。”杨教授认为，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入中国，东晋时期是佛教的普及时期，南北朝时期是佛教的研究时期，当时的高僧和学者不仅注释佛经，而且把自己的见解写出来，因而形成了很多学派。禅宗的形成，他认为大概是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禅宗的发展有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隋以前，为蕴养期，就是菩提达摩到中国面壁、笔录，然后传到二祖慧可，三祖僧璨。第二个时期是形成期，唐代四祖道信在昆仑山传法、五祖到东山传法，那个时候他们开创的禅叫东山法，标志着禅宗的正式形成。第三个阶段是南北禅的并立期，神秀及其弟子在北方传播佛法，六祖慧能带领弟子在南方传播佛法。

杨教授总结了影响中国佛教宗派的三个主要因素：一是大乘佛教，二是中道不二的思想，三是涅槃佛性思想。而后面的两点或者是全部三点禅宗表现最为突出。

为了阐明禅宗的特色，杨教授先谈了禅宗以外的宗派的特点，他认为禅宗以外的宗派有以下四个特点：

1.各宗派按照自己的判教学说，都有一部或者是几部佛经论述作为本宗依据的基本经典。

2.各宗创始人都撰有卷帙浩繁的论述本宗教义理论的著作。

3.按照各宗教义，虽然修行方法不一样，但是都提出一个比较严格的修行程序。

4.各宗都强调写经、读经、讲经和坐禅，做各种善事，积累功德等。

而禅宗和其他各宗相比有它鲜明的个性：

1.禅宗自称教外别传、以心传心，佛教当中各宗都有

判教理论，但禅宗本身没有系统的判教理论。

2.禅宗讲人人都有佛性，都可以成佛，引导信众自修自悟、明心见性、顿见本性，不主张到处求佛。

3.禅宗主张定慧不二。

4.禅宗主张“因机施教”。禅宗特别重视因机施教，正面传法之外，借助于手势、动作、乃至暴打、吆喝等做法来提示弟子，主要提示就是自己努力、自己修行、自己达到觉悟，不要靠别人、不要依赖别人。

5.玄学化的思维。禅宗吸收了玄学“动静体应”思想，让士大夫更容易接受，也更乐意接受。

最后，杨教授讲到禅宗为什么有强大的生命力。他认为，禅宗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禅宗能够符合儒者士大夫和普遍民众的利益、情趣，因而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所以能够得到广泛地传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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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烈（1934— ）浙江省嵊县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博师。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宗教学会理事、副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闽南佛学院研究生导师等。

2009年7月12日，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在少林寺经堂作了题为“禅学与人生”的专题讲座。

禅是一个热门的话题，禅是什么？禅与中国的禅宗是什么关系？这是十分复杂的问题。楼教授从一般的禅讲到中国的禅宗，下午重点讲到“生活禅”，探讨了中国禅宗在佛教史上的历史意义以及它在当代的现实意义。

首先楼老师讲到五种禅。唐朝的宗密禅师把禅分为五大类：外道禅、凡夫禅、小乘禅、大乘禅、最上乘禅。外道禅是信仰其它宗教，有别的人生观的人所修的禅；凡夫禅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所修的禅；小乘禅是早期佛教所修的禅，是破我执、讲“我空”的，叫“我空法不空”；大乘禅不但破我执，也要破法执；禅宗是最上乘的禅，也叫如来禅，认识到自己本性是本来清净的。禅是各个宗派共同的一种修行办法，就是通过打坐让思虑宁静、专一起来，体悟生命的本质。原始佛教所修正的八正道，大乘佛教的六度，其中都有禅定的修行。故宗密禅师说：“故三乘学人，欲求圣道必须修禅，离此无门，离此无路。”

所以禅修在佛教里很重要，要修三乘都必须要修禅修的。相对于儒道两家的治国与养身，佛教从根本上来讲是治心的，这个心就是“贪嗔痴”，也叫三毒。生命的烦恼和痛苦都来源于这三种心，人生被“八苦”缠

绕，“三毒”攻心，认不清世界的本来面目。八正道、六度共有的东西是“戒、定、慧”三学，以“戒”对治“贪心”，“定”对治“嗔心”，“慧”对治“愚痴心”，所以要“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以戒为基础，以定为根本，由定生慧，三学不可偏废，这里面禅也是一个关键。

小乘禅有“欣上厌下”的特点，“上”指的是菩提、涅槃、出世、清净，“下”指的是生死、烦恼、世间。存在把世间与出世间、烦恼与菩提、生死与涅槃对立起来的问题。大乘禅要破除这两个世界的对立，强调世间与出世间“不二”的中道思想。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本土文化重视现实世界，强调入世。传入中国的佛教首先是大乘佛教，在古印度大乘佛教也很重视现实生活的佛法，这契合了中国人不脱离现实同时又实现了超越的文化。

佛教所讲的“空”不是什么都不存在，而是指“无常”、“无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云：“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五蕴皆是因缘聚合而成，一切的生命体都是刹那生命，没有自己独立的自性，都是缘起缘生的。从这个意义和层面来讲，“无我”并不代表连“我”这个现象都没有了。一切客观存在都是无常无我的，都是空的，随时处在一个“生、住、异、灭”的过程之中，如《金刚经》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没有实体性，诸行无常，诸法无我。

佛教传入中国得到很大的发展，禅宗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恢复佛教原来的一种人文精神。原始佛教诞生于古印度，当时的种姓制社会，等级森严。婆罗门教信奉梵天决定人类的命运，人是不能改变自己命运的。佛陀经过一系列的修行，最后思考的结果是，人的痛苦、烦恼是由自己所造的业造成的，这就是佛教因果报应思想，自己的命运是自己造成的，不决定于外在的神。佛教的产生是在反对“梵天命定论”的背景下兴起的对人生、宇宙的思考，强调“命由己定”。佛教在传播过程中有把佛神化的倾向，佛指的就是释迦牟尼佛，佛就是一个觉悟了的人，一个人格达到完美无缺的人。佛教如果有教主的话，这个教主是人，不是神。菩萨、罗汉是只是觉悟的程度不同，从而得到的果位不同。到大乘佛教阶段，由一个释迦牟尼佛增加到十方世界、十方佛，菩萨也由一个到多个。人们把佛、菩萨当作神灵来膜拜。禅宗的兴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恢复佛教的本来面貌，体现一种人文精神的回归，自己造的业自己承受，解脱要靠自己的努力，不由外在的神决定，而把佛、菩萨看作一种精神的体现，强调佛

在心中，自性是佛。禅宗强调佛法不怕不信，就怕迷信。不信就有疑问，参禅就要有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不要迷信，要正信，回到释迦牟尼对因果正确的参透，即正确的因果关系，即自作自受，依靠自己的力量自求解脱。

禅宗在中国的发展适应了中国文化的环境，又很贴近佛教的精神。儒家文化也强调人的自我提升，这与禅宗自我解脱的思想有内在的契合。华严宗、天台宗、禅宗、净土宗是中国佛教四个重要的流派，前两宗在理论上贡献很大，但走的是贵族化、学术化道路，发展缓慢；而禅宗与净土宗扎根于民间，走的是大众化道路，生命力很强。

可见，禅宗在中国佛教发展中很重要，一个高僧讲“中国佛教的特质就是在禅”。禅宗就是最上乘的禅，最上乘的禅有什么特点呢？以禅为名的宗派，恰恰就是让人破除对“禅”相的执著。开始禅宗的主要活动是坐禅、参访，没有固定场所，到四祖开始有了一定的场所，六祖开始，不但要坐禅，更注重从生活中体悟禅的存在，担柴挑水，无非妙道，行是禅，坐也是禅，举、默皆是禅。禅宗要破除对外在禅的这种相，不执著于文字禅，故不立文字，不作言相。禅宗就是要破除一般人的习惯性思维，真正把握佛教的根本精神。接着楼老师重点探讨了在禅宗看来的佛教根本精神：“自性本来清净，原无烦恼；无漏智性，本性自足；是心即佛，毕竟无异”。

楼老师在谈到传统的坐禅的方法时，承认其积极的意义，但又说坐禅并不是禅宗所追求的禅。禅宗所追求的禅是要彻底体悟生命的本相，在生活中体现禅。楼老师特别提出了自己对禅宗的理解，归结为三点：一、做本分事；二、持平常心；三、成自在人。

为了打破修禅与生活相对立的错误观念，楼老师提出了修禅首先就是要“做本分事”。“树摇鸟散，鱼动水浑”是为本分；饥来吃饭，困来睡觉，是为本分。“赵州吃茶去”的公案就是说明了禅茶一味，参禅与吃茶一样，是一体的，是不离日常生活的。一般人吃饭睡觉百般思虑、千般计较，吃却吃不好，睡也睡不香，这就是没有“持平常心”。平常心是道，修心即修道。当修禅达到禅定，修到八风吹不动的境界才能见性成佛，“八风”即为利、衰、讥、称、毁、誉、苦、乐四对相对的世间景象。名缰利锁，人往往在追逐名利中失去了自我，不能以平常心去面对如流水般的人生。虚名实利，有时实利人还比较容易放下，但虚名却往往最不易放下，如著名的苏轼“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的公案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禅修不仅仅是淡泊名利的问题，而是破除名利的问

题，让人真正地看破、放下，然后得大自在。“成自在人”，就是要达到自由自在的境界。黄蘖希运禅师有一句著名的话：“终日吃饭，未曾嚼得一粒米；整日行，未曾踏得一片地。”这里讲的就是不着相、不住相。你吃饭，却不会被米粒所住，不会一粒一粒地去数，去追踪它的走向和所在；走路也是一样。我们要随立随扫，不留痕迹，不被世间的相牵着鼻子走。禅宗讲求“用心若镜”，事情未来时，不期待；事情来时，完全如实反映；事情过了又回复成空。如《金刚经》所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如果我们能够以出世之心做入世的事就可以得自在，活在当下、学在当下、修在当下、悟在当下。

禅就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有人以为修禅就要与世隔绝，但等到出关接触社会烦恼又会丛生，所以中国的禅宗是中道的。楼老师总结以上所说作了一副对联：

上联：做本分事，持平常心，成自在人；

下联：行慈悲愿，起波罗慧，证菩提道。

横批：活在当下。

楼老师讲到学佛法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必须了解，这就是佛教强调的随立随扫。如《金刚经》所说，一切佛法都是一条船，过了河之后不能执着于船，船就失去了相对层面的意义，要丢弃掉，禅宗就是要破除这种外相。一切法都是虚幻不实的，十万八千法门都是针对某一个现象而说的，不能执着，如果破除了妄心之后还执着于真心这也就是妄心了。万法度人之后，相对而存在的法就要丢掉，所以佛说佛讲经说法四十九年而佛法无一可说，一生无所得。

以禅为名的禅宗，恰恰就是让人破除对“禅”相的执著。从六祖慧能开始，不但要坐禅，更要从生活中体现禅，不局限在外在的禅相，行是禅，坐亦是禅，举默皆是禅。故“担柴挑水，无非妙道”，如坛经所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觅兔角。”

楼老师最后提倡大家树“三种心”来做好寺院以后的建设以及大家内心的建设，即净心、静心、敬心，从理论的层面和生活的层面进行了分析。希望我们国内汉地的寺院创造一个干干净净、安安静静、恭恭敬敬的生活环境，落实净化人心、救助人心、接引人心的佛教宗旨。我们个人的内心建设也是如此。楼老师以自己作的两幅对联作为讲学的结束语：

“净、静、敬，入佛境；缘、圆、原，得法源。”

“法无定法，应机便是菩萨妙法；门有多门，不二方称般若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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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斗城（1951—），甘肃临洮人，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现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敦煌学方面的研究。

2009年8月9日，兰州大

学杜斗城教授在少林寺经堂为大家作专题讲座，讲座分为两场，上午题为“中国早期佛教艺术的来源与特点”，下午题为“佛教的现在与未来”。

在下午“佛教的现在和未来”的讲题中，杜教授谈了宗教在历史过程中的发展演变，谈到当今佛教在发展中面临的一些问题，详细阐述了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宗教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演化的。宗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不断发展的。佛教从印度产生以后，为了能够适应当时社会变化，经历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密教四个阶段。每一个历史阶段的佛教实际上是对社会发展现实的一种积极的适应，如果没有这种变化，佛教就缺乏活力，就会停滞不前。杜教授谈到，实际上佛教的发展过程是一种改革趋势。

当今佛教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佛教不仅受到了其他宗教的激烈竞争，同时也受到了一些来自各种主义的威胁和排斥。天主教和基督教吸收成员是无孔不入的，佛教在这方面不够积极。佛教没有像某些宗教那样强烈的排他性，没有极端的行为，因此也丧失了本来属于它的很多东西。另外，佛教徒的“广弘佛法”受到了拜金主义等各种主义的威胁和干扰。

怎样才能改变佛教面临的这种问题呢？杜教授觉得要从两个方面去努力，一种是本身的发展问题，另外是佛教教义的弘扬问题。

从原始佛教的不事生产、不蓄金钱到后来中国佛教的“农禅并举”，再到现在佛教界所提倡的“人间佛教，人间净土”的思想，这是佛教本身的发展。“人间佛教”强调在社会现实的生活中，在人生的事业中去实践佛教的教义以及修行，以佛教的“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为宗旨来净化人心，利乐众生，庄严国土。杜教授谈到这里说到，少林寺的永信法师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就是“人间佛教”的一个实践者。少林寺在人间、在实际的现代经济生活中广弘佛法，弘扬佛教的精神，推广佛教的思想文化。当今佛教既需要甩掉那些在历史上就已背上的沉重包袱，还需要警惕自身不要再背上新的包袱，这样佛教才可能健康地发展，这是佛教需要注意的问题。

另一个是佛法向外弘扬、向外推广的问题。杜教授认为，一是要“应机说法”，另外还要争取社会上层人士对佛教的支持。杜教授谈到了佛教人才培养的问题，如果有一个高僧大德像玄奘一样与上层人士对话，这将对佛教的发展很有利；同时，人才的培养也能够让佛教所蕴含的高深妙理发扬光大，而不是束之高阁。

最后杜教授谈道：“少林寺和一般的寺院情况不一样，永信

法师很注意人才的培养，相信在永信法师的带领下，少林寺一定会涌现出更多佛教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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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希泰（1927－ ）四川三台人。195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律系，195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历任四川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哲学系副主任、教学研究所所长，专于道教史，对道教有深入的研究。著有《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一、二卷），主编《中国道教史》。

2009年8月7日，四川大学卿希泰教授在少林寺经堂为大家作题为“互动与融合——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看道教与儒佛的关系”的讲座。

卿教授开场就点明了讲座的主要内容：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看儒释道三教的关系，主要是三教之间的相互融合。接着，卿教授历时地给大家讲解了儒释道三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相互融合情况。

卿教授先给大家讲了道教产生、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思想界思想的融合。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诸子百家兴起，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而诸子百家中最主要的是“九流十家”。所谓“九流十家”指的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再加上小说家。百家争鸣的出现推动了整个中化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到秦汉，法家和道家先后一度处于统治地位。秦国重用法家思想，用法家思想统一了六国，建立了秦王朝，之后，又用法家思想来治理国家，当时法家处于统治地位。汉初，由于社会经济遭到很大破坏，汉文帝和汉景帝用黄老道家的思想来治理国家，当时道家处于统治地位。后来，汉武帝重用董仲舒，“罢黩百家，独尊儒术”，当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术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原来的儒家的学术了，而是融合了阴阳家和道家等的一些思想，体现了思想的融合。

东汉，道教产生、佛教传入，道教、佛教和儒学一起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这三教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但从中国发展历史来看，三者之间的斗争是表面的、次要的，它们之间的相互融合才是主要的、实质性的。

卿教授谈到，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为了在中国立足，生根发芽，就和当时流行的黄老之学相结合，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老子化胡说”，认为佛教是老子创立的，是老子到当时的印度创造了佛教。汉朝的皇帝就把黄老和佛祖一起供奉，认为黄老和佛祖都是主张无为的，两者没有分别。这是最早的佛道相结合的表现。

到两晋南北朝的时候，儒释道之间争论，有理论上的争论，有教义教理方面的争论，也有政治观点方面的争论，但当时有不少人主张儒释道三教的一致性。卿教授说到东晋孙绰

的一篇《喻道论》，这篇文章讲到，佛教跟道教都是主张无为的，佛教和儒教都是讲觉悟的，佛教讲的觉悟和儒教讲的先知先觉意思完全是一致的，一个是救世，一个是民本，儒释道三教是一致的。

从隋唐五代到北宋，三教经过南北朝的大辩论之后都看到了自己的短处和对方的长处，彼此在理论上互相接受、互相融合来推动自身理论的发展。这段时期，统治者一般都采取了三教并用的政策，只是不同的皇帝对三教的侧重可能各不相同。到北宋，三教之间的相互接受、相互融合逐渐成为一个普遍发展的趋势，张伯端提出了“三教合一”的观点。

南宋，出现了以“三教合一”为宗旨的独立教派——王重阳创立的全真教。他在创教的时候就明确地指出该教融合了三教，以“三教合一”作为他创教的宗旨。这在中国道教发展史上是一个新的阶段，明确提出以“三教合一”为宗旨来创立一个教派。

“三教合一”的思想在明代有了更加深入地发展，这个时候儒家、道家、佛教和这三教的各支派都提出了“三教合一”、“三教一家”的思想。道教方面，许多内丹理论家继续引用儒家的思想来充实自己的内丹理论，并且继续阐发“三教一致”的思想；佛教方面，明代的四大高僧都提出了儒释道“三教一家”、“三教同源”的主张；明代理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也公开而鲜明地主张“三教合一”，宋明理学就是儒释道三家融合的结晶，而不完全是儒家的东西。

最后，卿教授说，正是由于儒释道三教既相互矛盾，又相互接受、相互融合，才推动了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作为三大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