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车行

兵车行

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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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和李白一向被视为唐诗世界中两座并峙的高峰，同时他们也构成了唐诗的分野。尽管李、杜的年龄只相差十一岁，他们也都经历过唐王朝的全盛时代和由盛入衰的安史之乱，但他们的创作，却存在某些根本的不同。

李白诗歌的主导风格，形成于大唐帝国最为辉煌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的渴望与追求，成为其显著特征。

而杜甫诗歌的主导风格，却是在安史之乱的前夕开始形成，而滋长于其后数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号的苦难中。因此，流响于刚刚过去的年代中的充满自信，富于浪漫色彩的诗歌情调，到了杜甫这儿便戛然而止。在飘零的旅途上，杜甫背负着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沉重责任感，关注着流血流泪的大地，忠实地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这种深入社会、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的创作倾向，和由此带来的语言表现形式方面的一系列变化，不仅标志了唐诗内容与风格的重大转折，也对中唐以后直至宋代诗歌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巩县（今河南）。自称少陵野老，因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世称杜工部。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被誉为“诗圣”。他的诗继承了《诗经》和汉乐府的传统，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先声。有《杜少陵集》。

杜甫出身于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世家，自十三世祖杜预（西晋名将）以下，几乎每一代都有人出任不同的官职，所以杜甫自豪地称为“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其祖父杜审言，武则天时著名诗人。其母系为唐代士族中的著名高门清河崔氏。只是杜甫的父亲杜闲只做到了奉天县令，这个家庭已呈衰落之象。但他也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等特权。

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所以，终其一生，高蹈出世的念头很少占据他的头脑。另外，唐代是重视诗歌的时代，而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正是武后朝中最著名的诗人，这更加深了杜甫对诗歌的兴趣。他曾很骄傲地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追求仕途事业和不朽的诗名，共同构成了杜甫的人生轨道。

杜甫早慧，据称七岁便能写诗，十四五岁时便“出游翰墨场”，与文士交游酬唱。二

十岁以后十余年中，杜甫过着漫游生活。这既是为了增长阅历，也是为了交结名流、张扬声名，为日后的仕进作准备。三十三岁，与李白相识于洛阳，当时李白已是名震天下的诗人，他的特殊风采和出众才华，深深地吸引了杜甫。

杜甫称做官为他们家族的素业＿＿世代相袭的职业，他的各种文化教养都是与这一点相联系的。三十五岁左右，杜甫到长安求取官职。开始他满怀信心，“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并相信自己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但滞留十年却一再碰壁。这可能是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已不够有力，而把持政权的李林甫等人，又对引进人才采取阻碍态度。大约在杜甫到长安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他的生活因此变得艰困起来，为了生存，为了求官做，杜甫不得不奔走于权贵门下，作诗投赠，希望得到他们的引荐。此外，他还多次向唐玄宗献赋，指望玄宗对他的文才投以青睐。种种努力的结果，是到天宝十四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卑微的官职，而这已是安史之乱的前夕。

天宝后期，唐代社会虽维持着表面的繁盛，却已危机四伏。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玄宗和他的边将们一意开拓疆土、穷兵黩武的政策，导致国力空虚、民生艰难，许多人无辜死亡；

二是玄宗沉湎于享受，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擅权专政，阻塞言路，政治变得昏暗；

三是为玄宗所宠信的安禄山身上兼三镇节度使，手握雄兵，威胁国家的统一。

处在逆境中的人容易看到现实中的弊病，当一场大崩溃即将到来时，杜甫透过个人的不幸看到了国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天宝十一年（752），杜甫写下了他的名篇《兵车行》，以严肃的态度，真实地记录下人民被驱往战场送死的悲惨图景。这首诗标志了杜甫诗歌的转变。而其长诗《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更把最高统治集团醉生梦死的情状与民间饥寒交迫的困境加以尖锐的对照，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震憾人心的诗句概括了社会的黑暗和不合理。

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一度被困于叛军占据下的长安。后来只身逃出，投奔驻在凤翔的唐肃宗，被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的谏官，地位虽不高，却是杜甫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职的经历。但不久就因上疏申救房琯的罢相而触怒肃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由于战乱和饥荒，杜甫无法养活他的家庭，加之对仕途的失望，他在759年，丢弃官职，进入在当时尚为安定富足的蜀中。从安史之乱爆发到杜甫入川的四年，整个国家处在剧烈的

震荡中，王朝倾危，人民大量死亡，杜甫本人的生活也充满危险和艰难。而他的诗歌创作，因了血和泪的滋养，达到了颠峰状态。《春望》《月夜》《悲陈陶》《北征》《羌村》以及“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大量传世名篇，从诗人浸满忧患的笔下不绝涌出。

到成都不久，杜甫依靠朋友的帮助，在城西建了一座草堂。后来，杜甫的故交严武出任剑南节度使，与杜甫过从甚密，对他的生活也多有照顾。最初二年多时间，他闲居草堂，生活确实比较安逸，当时所写的吟咏草堂周围自然景物的诗篇，也显出一种清新闲淡的韵致。但这种情形并没有维持很久。蜀中出现了军阀混战，严武去世，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也失去凭依，他又带着全家老小，登上一条小船，过起流浪逃难的生活。先在云安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在夔州居住了近两年。到了五十七岁那年，终于乘舟出三峡，却仍在湖北、湖南一带的水路上漂泊。最后于大历五年、五十九岁上，在耒阳附近客死旅舟。杜甫艰难漂泊的一生，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凄凉的结束。

“漂泊西南天地间”的十一年，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重要时期，留下的作品有一千余首，占其《杜工部集》存诗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秋兴》、《诸将》、《咏怀古迹》、《旅夜书怀》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代表作。尤其以旅居夔州的二年为中心，其律诗创作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可说是杜诗的第二次高峰。

题解：

“行”即歌行，是一种旧有的乐府诗体。但《兵车行》不是乐府旧题。这是一首杜甫自拟题的乐府诗。杜甫善于继承汉乐府的传统，同时将传统的乐府诗加以现实主义的改造。杜甫以前的诗人借汉乐府旧题来写时事，虽有现实意义，却文不对题。杜甫改变了这种状况，使诗题形式与表现内容取得一致。如描写战争与军旅生活的乐府诗，过去都用《从军行》、《战城南》一类乐府旧题，杜甫则“无复依傍”的自创诗题《兵车行》，“兵车行”，是作者根据诗的内容自拟的新题。这是一首拟乐府诗，属古体诗。这就为诗歌开辟了一条方便的道路。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及其“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直接开导了中唐的并乐府运动。

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这首《兵车行》是他的现实主义诗歌的“即事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