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留苏热潮研究

20世纪20年代留苏热潮研究20世纪20年代，随着共产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推动，留苏热潮兴起。

本文系统梳理了这一时期共产党单独派遣和国共双方共同派遣留苏学生的情况，并将这一时期分为1920—1924年，1925—1927年7月，1927—1930年这三个阶段。

在梳理留学过程的基础上，综合评价20世纪20年代的留苏运动对国共双方产生的影响。

标签：20世纪20年代；留学；苏联20世纪初年变化的历史现实直接影响着当时的留学活动，众多因素的积淀吸引着留学生们把目光投向苏俄。

一场持续10多年的留苏浪潮，经过历史的考验与筛选，影响着中国未来的革命和建设。

一、留苏运动的缘起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倒行逆施复辟帝制，导致民主共和名存实亡。

在一片沉闷的氛围中，中国的有识之士仍然在思考中国未来的前途。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纷纷被翻译出版。

在国家危難寻求救国之道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断传播促进着革命青年的觉醒，他们渴望到苏俄去学习革命成功的经验。

为了改变外交孤立无援的处境，1919年苏俄政府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

宣言全面阐述苏俄的对华政策。

1920年，苏俄政府发表对华第二次宣言，第二次对华宣言中提出了中苏关系的八项要点，并迫切希望能同中国政府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1923年，中苏双方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这个协定第一次废除了过去沙皇俄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这三次宣言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赴苏学习的愿望在青年中更强烈。

二、留苏运动的发展历程根据历史发展进程和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可将这一阶段的留学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共产党成立前后（1921—1925年），第二个阶段是国共合作时期（1925—1927年），第三个阶段是国共合作破裂后（1927—1931年）。

（一）共产党成立前后1921年上海共产小组从上海外国语学社选拔30余人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东方大学内有两个分部，一个招收苏联境内各少数民族的学生；另一个是外国班，招收苏联境外东方各民族学生。

罗觉，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人都是这一时期到达东大中国班学习。

“1924年共产党成立中共宣传教育委员会负责选拔和派遣学生留苏。

”[1]63首先由党团员个人提出申请，经基层党组织同意后参加笔试和口试，考试合格后方可赴苏留学。

由于赴法勤工俭学的艰难处境，旅欧支部从1923年开始，共筹划近百人赴苏联留学。

赵世炎、刘伯坚、聂荣臻和邓小平都是从西欧赴苏留学的。

（二）国共合作时期1925—1927年国共合作时期，国共双方共同派遣留学生赴苏学习。

1925年，中国旅欧支部派遣朱德、刘鼎、邢西萍等人赴苏学习。

与此同时，中共也派遣党团员赴苏学习。

这些人基本于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回国。

在1925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了选派国民党员赴苏留学的决定。

苏联为此创立中山大学。

会议同时成立以鲍罗廷为顾问，由汪精卫，谭延和陈公博组成的选拔委员会负责广州地区留苏学生的选拔工作。

“广州地区的选拔工作是公开进行的，仅仅在广州一地就有1 00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考试。

”[2]17“经过初选、笔试和口试的筛选后，最终录取147人。

其中男生139人，女生8人，以国民党员居多。

”[1]65在京津沪等北洋军阀统治地区，选派留学生的工作是由国民党各省党部以两党的名义秘密进行。

此外，还有鲍罗廷特别推荐的20名国民党要人的子女和亲信。

其中包括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于右任之女于芝秀、女婿屈武等。

1926年下半年中山大学准备招收第二期学生。

第二期学生的招收办法与第一期相似。

第二期同第一期相比，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人数比例有所增加。

但派往苏联学习的国民党员明显减少。

1926—1927年，中国革命处于大变动的重要时刻，南方各省的工农革命蓬勃发展，有力地打击了军阀的统治基础。

就在中国国内革命空前发展的形势下，蒋介石于4月12日发动反革命政变，汪精卫于7月15日公开举起反共的旗帜，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大肆屠杀。

中国大革命走向失败。

1927年7月26日，国民党正式声明与中山大学断绝一切关系。

中山大学当局明确宣布在校的国民党员，愿意继续学习则留下，决心回国的，向学校提出申请。

从9月起，中山大学分批将愿意回国的国民党员遣送回中国。

而留苏的共产党员，有的提前结业回国，有的派遣至武汉国民政府，有的则留在苏联继续深造。

（三）国共合作破裂后这一时期的留苏学生派遣主要由共产党负责。

这些留学生有的进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有的进入到东方大学，还有的进入列宁学院。

1927年7月，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为了能在短期内培养出一批革命军事干部，从全国各地选派了六七百人到东方大学速成班学习。

1928年后，东方大学不再招收中国留学生。

1927年进入中山大学学习的全部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这届学生多半是从武汉、上海疏散下来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其中有陈尚有（陈伯达）、陈修良、陈祥生、张仲文等人。

这一年派出的留学生人数最多，共337人。

”[3]292而1928年则有从国内派去的参加广州起义的唐有章等人，也有从上海派遣的华工。

“还有一些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部分代表，何叔衡、杨之华等；部分中共高级干部，如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叶剑英等人。

”[4]1771929年，仍有少数共产党员进入中山大学，例如钱瑛、孔原、刘英等。

1930年，中山大学由于“清党”造成的恶果，来自中共方面的生源几乎断绝，学校的停办决定已经在酝酿中。

加上中苏关系的恶化及中共对联共（布）委派的调查组做出的偏袒陈绍禹宗派的调查结果不满意，各方面的因素迫使中山大学关闭。

三、20世纪20年代留苏热潮的影响留苏归来的学子，成为推进中国革命和改革的一支重要力量。

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无论是对于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无论是在思想想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都是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20世纪20年代留苏热潮对国民党的影响回国的国民党学生，经过一系列的审查工作，有反共倾向的可安排工作。

他们被丁惟汾和陈立夫安插到国民党的各种重要岗位，成了国民党反动派中的中坚分子，例如谷正纲、谷正鼎、何汉文等人，他们在各派系中占据重要位置，起着骨干作用。

留苏的国民党员中，受苏联影响较为明显并体现在政治管理中的是蒋经国。

蒋经国在苏联学习生活了近13年，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喀山坦克技术学校和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学习。

蒋经国在主政赣南时期，主张依靠群众来开展工作，并且提出了“三年计划” “五年计划”的字眼，明显是有苏联影子的。

“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担任经济管制副督察员，他带着他‘新赣南政治’的资本，调来了‘戡建大队’，向渔管处借调一部分旧干部，在上海中央银行内，设置办公室，就杀气腾腾地，打起老虎。

”[5]165表明蒋经国受苏联教育的影响还是很明显的。

留学苏俄的国民党员，在政治管理和理念上虽带有一定的苏联色彩，这对国民党的政治制度建设和巩固国民党的统治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影响也仅仅停留在表面，一旦出现深入的势头，就会被马上制止。

（二）20世纪20年代流苏热潮对共产党的影响赴苏学习的留学生回国后，大部分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在党中央、军队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

他们之中有些同志，为革命洒尽了自己的最后一滴血，也有的同志，经过了几十年革命的锻炼，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和中坚力量。

“从党中央领导干部的构成来看，1927年八七会议上，选举了以苏兆征、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和任弼时等9人为政治局委员，张太雷7人为候补委员。

这16人中，就有4人曾留学苏俄。

1928年中共六大，选举产生了17人的政治局委员，留学苏俄就多达7人。

1935年遵义会议，书记处书记的5人中就有3人留学苏俄。

”[6]留苏学生在共产党领导核心中一直都占有很大的比重。

这一时期也涌出了大批军事人才，如朱德、伍修权、聂荣臻、刘伯承和左权等。

他们不仅参加了武装斗争，也为人民军队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朱德在回国后领导了南昌起义，1927年任八路军总指挥。

“伍修权在苏联接受了一整套军事训练，回国后在闽赣粤军区司令部直属的机枪连当教员，负责教会连队怎么使用、拆卸和排除故障。

”[7]50他们为中国的解放事业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同时也广泛传播了马列主义，留苏生经过系统的学习，理论水平已经有所提高。

张闻天、吴亮平和李敬永合作或独立翻译了《法兰西内战》《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起源》《两个策略》等名篇。

与此同时，留苏生也撰写论文宣传马克思主义。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留苏运动的不足。

王明的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一定的危害。

这是由于照搬苏联模式和缺乏对中国革命实情的理解造成的。

正如刘少奇所指出：“四中全会上王明领导的党内斗争搞了许多非法活动，学了莫斯科米夫与支部局斗争的最坏的东西”[8]498四、小结“20世纪20年代的留苏运动，这是一次完全以夺取中国最高政权、在中国开展全面革命为目的的政治性留学运动。

因此，这批留苏生也被称为20年代留苏的政治家群。

”[9]7在留苏期间，学习了革命理论或是军事指挥，回国后成为中国政治的“弄潮儿”，他们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影响着政治变革，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国政治的此消彼长。

但是，由于他们受苏联模式影响很深，很容易将苏联模式的弊端带入到中国的革命实践中。

如强调城市为中心的重要性，忽视中国国情照搬苏联理论等。

尽管这次的留苏运动有一定的不足和缺陷，但是仍不能抹杀这次留苏运动在中国社会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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