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乡下人”心态的双重性

论沈从文“乡下人”心态的双重性

通过沈从文在作品中的自述，我们不难发现，他总是将自己归为一个“乡下人”。例如“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乡下人”“我是从另一个地方来的人，一切陌生，一切不能习惯，形成现在的自己的。坐在房间里，我的耳朵里永远响的是拉船人声音，狗叫声，牛角声音”。

虽然沈从文这种“乡下人”的角色认知，某种程度上触及了他隐秘的潜意识角落里乡下人的自卑情结，但更重要的是使他成为湘西生活自觉的叙述者、歌唱者。沈从文在《神巫之爱》《龙朱》《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雨后》《阿黑小史》等以表现乡村世界的作品中，以活泼、优美、奔涌着内心激情的文字抒写着真挚、大胆、热烈的原始的人生形式。这种原始的生命形式是依靠人物的爱情、婚姻及两性关系形态获得它的定性的。在处于原始状态的封闭的山村环境里，青年男女们演出了充满活力的爱情场面。《龙朱》里的男女，“抓住自己的心，放在爱人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歌”。有时，语言也成为多余，爱的交流似乎全在于无言，在《神巫之爱》里，惟独那个天生哑巴的美丽白衣少女，她的眼睛流露的无言的爱赢得了年轻神巫的心。有时。这种爱消弥了人物气质上的差别，《雨后》中的青年女子虽因四狗不识字而感到一种轻微的惆怅和遗憾，仿佛“总有什么不够”，但这并没有成为爱情的障碍，在相互“深深的爱”的陶醉中，她“所读的书全忘了”。这种爱甚至超越了生死的界限。

为着信守爱的选择，维护爱的尊严。《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媚金与豹子，《月下小景》中的傩佑与他的年轻情人，心甘情愿地“向那个只能走去不再回来的地方旅行”。同时，沈从文的相当一部分作品，以独特的视角展示了湘西底层人民古朴和谐、安天乐命、自在无为的人生形式。《柏子》《萧萧》《丈夫》《贵生》《会明》《灯》《巧秀和冬生》等作品构成了一个系列，以冷静客观的笔法，再现了20年代初至30年代湘西山村儿女的苦乐人生，塑造了柏子、萧萧、丈夫、贵生、会明等一系列人物形象。《柏子》写卖身于船老板的水手柏子与吊角楼妓女之间的粗野而又不无真诚的爱。作者欣赏的是柏子强悍粗野的性格和生命的欢愉，着意展现的是柏子的那样一种既充满生命气息又麻木蒙昧的生命状态。在《萧萧》中，主人公萧萧12岁成了养媳，嫁给一个不到3岁的丈夫，“过了门，她喊他做弟弟。她每天应做的事是抱弟弟到村前柳树下玩，到溪边玩，饿了，喂东西吃，哭了，就哄他”。糊里糊涂地委身于花狗，使她面临“沉潭”或“发卖”的命运，她虽有朦胧的憧憬，却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花狗走后，“萧萧依然是往日的萧萧”。在《贵生》中，人们所信奉的是“一切都是命。半点不由人”的人生哲学，贵生放火烧掉房子逃走，也只是一种原始情绪的冲动而已。这些人物的性格是不相同的：柏子的热情、放纵并带有几分狡猾；萧萧的天真、幼稚、单纯；贵生的老实、憨直、自重等等。但他们性格中有一种共通的东西，即湘西山民的纯朴、善良与蛮悍粗野。以上这两种人生形式的独特展现浸透了作者巨大丰富的情感。

沈从文的创作主要以自己的记忆为来源，这样作品的心理功能必然以情感为主。在他的作品中，我感觉打动我们的不是如一般小说或以情节取胜，或以性格取胜，他的小说情节如同平凡的生活一样平淡无奇，最多是在结局的部分使人物的性格命运发生转变。因此，与一些以情节著称的作品相比，它似乎太平铺直叙了。相对于刻画人物性格方面来说，沈从文笔下的人物也没有复杂化、典型化。但是沈从文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善于营造一种气氛，在他文章的字里行间，总是弥漫着一种淡淡的清新，淡淡的伤感，让读者感到亲切。乡下人心态不但使沈从文发现了自己的题材领域——湘西世界，而且形成了他艺术思维中最重要的情感功能。不仅如此，如若深究，我们还会发现乡下人心态蕴育了沈从文独特的美学风——“美丽总是使人忧愁”。沈从文这个自称为“乡下人”的作家，在自己的笔下，以湘西和都市为两个极端，自我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完整的艺术世界而沉醉于其中，这是他与当时同时代众多作家不一样的所在。尽管，在他笔下，那个优美的自然的适合任性发展的湘西世界或多或少地带着一些理想化色彩，但是我们不能否定的是，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在那个时代因展示了生命潜在的可能性、超越性而独具魅力。但这种远离尘世的做法。也是一种理性精神的缺乏。沈从文乡下人心态的双重性也从正反两方面启示我们：作家创作时应有对人、对生命的不倦关怀与热爱：丰富深沉的情感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视思维功能、理性精神的培养和训练；同时，开阔的现代意识也是必不可少的。

参考文献：

1.朱光潜、张充和，《我所认识的沈从文》，岳麓书社，1986

2.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三联书店出版社，1985

3.《沈从文文集·龙朱》第二卷，花城出版社，1983

4.《沈从文文集·月下小景》第五卷，花城出版社，1983

5.《沈从文文集·萧萧》，第六卷，花城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