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的文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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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沈从文的文学思想

论沈从文的文学思想

班级:中文小自考2003级南溪班姓

名:王炼钢

单位:南溪县南溪镇观斗小学学

号:150101401092

提纲:

一、人生际遇对文学思想的影响

二、超越时代的文学思想

三、城市文学与乡村文学的对照

1、完美理想的乡村文学

2、病态畸形的都市文学

内容提要:沈从文之所以了不起,在于他书写一个被物质文明毁灭的乡村小说新传统,在披露半殖民半封建社会黑暗,城市经济破产的严峻现实时,更以田园山水诗般的情绪赞美着湘西山村友好和谐的生活和善良的人性。沈从文便在小说中用乡村的眼光审视现代文明,这是现代小说的开始。沈从文是在乡野文化与都市文化的撞击、乡村人性与都市人性的对比中彻悟人性的。他经由“精神还乡”以企求生命的安顿,通过对“乡下人”的盛赞来张扬自然天性,以寄寓“文化重

造”的理想,塑造出了两个对比的“文学世界。”

主题词:人生际遇超越时代城乡对照

序言:同追求生命的独立,摆脱人身依附一样,沈从文的文学也表现出其自身的独

立性。他的文学在表现各种人生形式的同

时,也表达了自己人生观、世界观、文学观。

正如沈从文说:“文学对一切外部力量的依

附,一切脱离文学本身特点的功利追求,他

都不能忍受。”此句话中他将文学独立性的

现象归结为两个基本倾向:文学与政治结

缘,从而使文学成为纯粹的政治功利的附庸

品;文学与商业结缘陷入商业功利的泥淖。

前者使文学成为政治的“副产物”或“点缀

品”,丧失文学自身的价值,后者则放弃了

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尽管“他不能思爱”,

他还是用一个文化人的良知去描绘这个世

界,都市的丑恶、乡村的淳美。在他作品中

正是通过这种对文学与社会、人生既密切又

广泛联系的深刻理解,形成了他独特的文学

思想—超越现实也不只为艺术而艺术的文

学观。

一、人生际遇对文学思想的影响:沈从文那种超越现实不只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思想,是与他复杂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的。沈从文生于湖南凤凰县,地处湖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处,是苗、侗、土家等少数民族聚居之所。湘西秀丽的自然风光和少数民族长期被歧视的历史,给他带来特殊的气质,使他既富于多彩的幻想,又有着在长期的历史中积淀的沉痛隐忧。沈从文出生于行伍世家,14岁高小毕业后从军,随军队辗转流徙于三省边境与长达千里的沅水流域,对这一带人民的爱恶哀乐的鲜明生活样式和淳朴的乡俗民风非常熟悉,积累了他宝贵的人生经验,也形成了对民间世俗生活特殊敏感的生活情趣,这为创造的理想的“湘西世界”密不可分。以后接触了“五四”新文学,1923年只身离开湘西来到北京,同年秋报考燕京大学,未被录取。他是以“城市边缘人”的身份,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和出色的才华,打进文坛,“挤”进城市的上层所谓的文明社会。但是,都市的种种不文明、丑陋、罪恶,使他感到悲凉、厌恶,对城市生活的

格格不入,对充神奇、美丽、善良的乡村世界的眷恋。他表现出的是一种有出色才华的自负感,却又始终有一种乡下人的自卑。

沈从文的这种自卑和自负,都表现为他一生都自命为“乡下人”。他一再宣称:“我实在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这种“乡下人”的角色认知,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作者隐秘的潜意识角落里乡下人的自卑情结,这就自然展示他复杂的内心世界和矛盾性格。他走出湘西,或许是想离开乡村的偏僻与贫穷,或许想在外面有所作为,但深入都市之后,才惊觉自身秉性与都市人格格不入,这里的虚伪、丑恶,人心不古,使他想起生他养他的湘西山水,于是他自然就成为湘西生活自觉的叙述者、歌者。如他的《边城》描绘出的是一个充满美和善,人与自然的和谐,那里的风景如画,山清水秀,人人内心充满了爱。另一方面又使他在跻身都市生活时,自觉地以“乡下

人”的目光和评判尺度来看待中国的“常”与“变”。他对城市的人内心空虚,所表现出的行为很不理解,自己虽然生活在城市里,却不能融入城市生活中。所以他在很多作品,都由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来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所显露的丑陋之处。例如他在《边城》里描绘的“湘西世界”,通过湘西本真和原初的眼光来呈现,从而保留了那个世界的自在性和自足性,生动复现了楚地的民俗、民风,写出了极具地域特色的乡土风貌,展现了丰富多彩的乡村人民的生活图景。尽管沈从文从厌恶都市,崇尚乡村。但他毕竟是一个社会人,而且是有深沉的文化良知和文化责任的文化人。自然也就不能对当时社会中种种丑行视而不见,见而不评。他的情感偏重于湘西,偏重美化人性,心思却又关注着现代都市,笔触所及,都市一切也就昭然。看他的《八骏图》、《都市一妇人》等一些作品里,描绘城市人的虚伪、自私、自大、庸俗。也体现他文学的批评观,在他文学思想中涂上了鲜明的一笔,沈从文不是陶渊明。

同时沈从文的作品中,还感到他对“乡下人”的认识,在他的道德形态和人格气质中,依然保留着与原始生命形式的历史连结。分别表现出南方少数民族特有的勇敢、雄强、热情、善良、纯朴、忠厚的品格和气质。在其内部,是封建文化与原始文化二者的交织,“乡下人”已经置身于逐渐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封建宗法关系——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之中。童养媳制度、雇工制、卖淫制,如同《柏子》、《萧萧》、《贵生》、《丈夫》所展示的,他们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不得不接受一份悲惨的人生命运,而伴随他们的雄强、热情、善良和纯朴共生的,是他们主体精神的蒙昧。他们不曾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怜自己。对命运缺乏具理性的自主自为的把握。在表现“乡下人”理性蒙昧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萧萧》。“乡下人”这种精神状态,使他们与变化了的外部世界环境极端的不协调。一方面,他们人格本身的优秀部分,使他们在某些特定场合——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中,放射出夺目的光辉,如同《黑夜》、《过岭者》、《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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