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谈文学

沈从文谈文学

作者：苏卫平

来源：《新西部下半月》2010年第07期

【摘要】本文分析了沈从文的文学观点。认为沈从文并没有专门谈文学的学说,但从其创作的文学作品、随笔杂记、序跋书信中可以窥见其别具匠心的文学意识观念与文学审美趣味、倾向。可以把沈从文的文学观归结为三种:一种是独立的文学,一种是神性的文学,另一种是想象的文学。

【关键词】独立的文学;神性的文学;想象的文学

一、文学是独立的

沈从文的文学观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下是别具一格的,是中华民族文学中的一朵奇葩。他在偏离主流文艺观的轨道上,始终坚守着只属于文学自身的前进方向。

坚持文学的独立、自由和尊严是沈从文文学观的核心。中国近现代的变迁,尤其是“五四”文化运动的欣然而至,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在文学领域表现的尤为突出和壮烈。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独立的艺术创作形式在魏晋南北朝时就开始走向了自觉,然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却一直处于热烈的讨论和模糊的定型中。直至1942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是政治的工具,文学是政治的点缀物和附属品,才使文学有了基本的定位,但是文学却从此披上了政治的外衣。改革开放以后,打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国门,不经意间文学与商品经济扯上了关系。

正是在这样非常的社会条件下,沈从文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对当时的文学命运进行了一番剖析和展望。他始终坚持着作家的纯粹品质和立场,提出了自己的文学观点,主要从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两方面进行阐释。

二、文学是神性的

1、永恒的神性

沈从文在创作过程中始终坚持的创作原则就是建构一座希腊小庙,里面住着神化的人性。在神性的文学里,神居高临下,神性贯穿始终、亘古不变。“美固无所不在,凡属造型,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即无不可见其精巧处和完整处,生命之最高意义,即此种‘神在生命中’的认识。”[1]当然,神话传说,神灵异变形式,不仅在文学上,在其他领域也不缺失其根源性,“这些神话传说的影响及于一切,宗教、艺术,源于这些传说而发展,在文章上,则有了史家的称誉,三皇五帝之事业,有诸子述人类的化进,有诗人为神痕迹作无数美丽的诗歌。” [2]所以,把神话提高到文学本体的位置上来强调文学中的神性特征是沈从文先生的创作理念和理想追求的基石,而在此基石上建筑了他的神性文学大厦,即神蕴寓生命中的生命最高意义形式。

关于文学中生命的最高意义形式,沈从文宣称文学要“表现到一种最高的德性“,要“从皈依中见到神”。这种“神性”是沈从文湘西小说努力追求的理想境界。创作者对生活的爱,对美的发现,对神的迷狂是文学德性的基本特征。

2、自然的题材

沈从文的作品给每位读者印象最深刻的是湘西那块神秘土地上的风俗人情和自然风光。毋庸质疑,沈从文的神性文学创作既根源于自然,同时又丰富美化了自然。

沈从文对自然可以说达到了盲目的崇拜,认为自然中的一切皆成文学,认为文学要在一切有生中去发现美。譬如他对徐志摩的诗就给予高度的评价:“一切的动,一切的静,青天,白水,一声佛号,一声钟,冲突与和谐,庄严与悲惨,作者无不以一颗青春的心,去鉴赏,感受而加以微带矜持的注意去说明的。”[3]甚至于把自然扩大为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只缘于创作源泉的应有尽有,文学还可以描写最细微,最平凡的事物,如“肮脏的愚蠢的兵,狡猾坏透了的小偷,一匹马疲惫了的姿势,一个蜂子受伤后的悲剧,一片鸟羽,一个破墨水瓶。”[4]于是在创作时一切皆自然而然,自然事物,

自然创作心态,自然的语言,同时传达出一种自然清新的独特创作风格。沈从文是一个喜好自然,歌颂自然,沉迷于自然的作家,除了自然的伟大神奇、丰富多变、奇趣无穷等特性,还在于沈从文所享受的那份自由和洒脱,那种不加雕饰、不受束缚的创作状态。

3、自由的创作

沈从文主张“创作原是自己的事,在一切形式上要求自由,在作者方面是应该缺少拘束的。”[5]作者应当从拘束中解放出来,沈从文甚至把这种神性文学的自由当作“糟蹋自己卑视自己”,因为“一切道德标准在我面前皆失去了拘束,一切尊敬皆完全无用,一切爱憎皆与人相反,所以从无一

时满足过我的世界同我的文章。在我一切作品上,因为产生的动机与结果完全没有了自己,我总不让那机会给我自己作第二次阅读。”[6]沈从文正是在神性召唤的自由中完成了他的创作。他说“从材料方面而言,天然限制永远存在,从形式方面而言,又有社会习惯限制。然而优秀的作家,却能够于限制中运用‘巧思’,见出‘风格’和‘性格’,……即作者的人格,作者在任何情形下,都永远具有上帝造物的大胆与自由,却又极端小心,从不滥用那点,大胆与自由超过需要。”[7]三、文学是想象的

1、思索与想象的重要性

沈从文的一生是思考的一生,孩童时从私塾逃学去思考大自然赋予的神奇;从军生时思索着人生的价值;奔波流离的战乱中思考着民族的命运;在他的墓碑上也留下了“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在文学漫谈中他时刻强调思索的重要性和关键作用。思索是可以放飞所有的思绪,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可以深化创作内涵的最理想的思维方式。在一度进行过热烈讨论的“差不多”问题中,沈从文把“差不多”现象批判得体无完肤,因为“差不多”是一种不思考的懒惰心态,只有思索中的作家才有独创性。思索也是一种“情绪的体操”,沈从文谈论自己的创作时说:“我文章并无何等哲学,不过是一堆习作,一种‘情绪体操’罢了……一种使情感‘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湖泊’的体操。一种扭曲文字实验它的任性,重摔文字实验它的‘硬性’的体操。”[8]这也是一种“思索的体操”。

2、感官创作

当然这种思索与想象并不是漫无边际、盲目的胡思乱想。在创作态度上,沈从文认为,作者还应当以“虔敬倾心来处理”,要“静”,要“凝眸”,要“安详地注意”,要“沉默地努力”,从而“略见矜持的感情”。在创作过程中,作者他必须牵动身体的全部器官去想象、思索,甚至你的手,你的眼睛,你的鼻子都可以想象、思索,“一个创作者却不单是有兴味去看,他还有用鼻子去分别气味,用手抚

触感觉坚弱,用辨别音响高低的种种事情可作。……创作不是描写‘眼见’的状态,是当前‘一切官能’的感觉的回忆。”[9]这是沈从文独特而深邃的地方,他认为文学还应当有所承担,而这种承担任务的完成实现是在想象中、思索中、感官中,如涓涓细流,潜移默化,像魔术般地侵润每位读者的心田。

3、文字的德行与效率

在思索想象的驰骋中,可以见出创作的独特性,付诸实践时,则又不得不回归于思索传媒,即文字。作者除了要有“清明合用的脑子”以外,还得有“自由运用的笔”,也就是沈从文提到的“不羁的笔”,即要了解、认识、利用“文字的德性和效率”,“理解文字的性质,明白它的轻重,习惯于运用他们,这工作很简单,落实,并无神秘,不需天才,好像得看一大堆‘作品’方有结论的。”[10]文字的“德性和效率”是沈从文的创作策略,即在笔之所到之处,文字传达之时,还得忠实于其“德性”,讲究其“功用”,而并非盲从地做无用功,也就是要“用得其当”,所以“尽文字德性的作者,必懂文字,理会文字;因之不过分吝啬文字,也不过分挥霍文字。”[10]也就是“最经济的文字”。恰当还包含着“以约见著,用少量文字求多样效果”运用技巧,从而使作品中的“悬注”无所不及,这就是沈从文十分欣赏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的那种“冲容诙趣有余”与冰心有“兴味”的散文的原因。

从沈从文的创作畅游和思想漫谈中沉思回眸,我们不得不赞服和惊讶他的才华。赞服他的

深思熟虑,严密谨慎;惊讶他的大胆与放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