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高密东北乡

走进高密东北乡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

莫言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当时，吸引了全球的文学爱好者，尤其是引起了中国人的热烈关注。

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拜读莫言作品的热浪，一周的时间，莫言的书籍一本难求。

作为一位文学爱好者，虽然不喜欢跟风，但出于对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填补中国文学空白的尊重。

家里书架上也多了几本莫言的小说。

期初，每天晚上，都会仔细地咀嚼书里的每个文字。

后来，出于自己文学底蕴的浅薄，囫囵吞枣地过目一遍。

现在想起，羞愧之感还会油然而生。

莫言生于山东高密，作为山东人，我感到非常荣耀。

我有一位共事多年的同事是高密人，她认真勤勉的生活作风像极了莫言文字中高密妇女的形象，莫言文字中记录的长河、辽阔的土地、成片的棉花地、玉米地、高粱地，也是同事经常讲给我有关家乡的事。

现在，当我把莫言的作品当成一位普通邻家大哥作品来品读的时候，感觉文化底蕴浅薄的自己也能将巨作品出味道来，进而喜?g他的作品。

莫言《丰乳肥臀》的文集序言是这样的（莫言的手写版，小心翼翼地敲打如下）：一九八一年十月，在《莲池》双月刊第五期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至今是三十年。

发表处女作后不久我的女儿出生，今秋，女儿的女儿也出生了，尽管往事如在眼前，但外孙女粉红的笑脸告诉我，三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是相当漫长的一段时光。

我一直羞于编文集，因为编文集，就如同回头检点走过的道路。

走十里八里，可以努着劲儿，保持良好的姿态，做到一步一步也不歪斜，但走三百里，就任凭是铁打的汉子，也难确保没有一个歪脚印。

写几年文章，可以抖擞着精神，保证篇篇都是精品，但写三十年，就难免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了。

因此，编写这种总结性的文集，最大的羞愧感就是面对着那些当初草率付梓、如今不堪入目的文章。

当然也可以将这类文章剔除出去，但既是阶段性的全集，踢出去又名实不副；当然也可以将不满意的文章大加删改，但如此又有不忠实自己的写作历史之弊。

因此，三十年中，发表的文字，凡能筹集到的，还是统统编进来，除了技术方面的错误，其余的尽量保持原貌，以前改动过的，以最后一次定稿为准。

通读旧稿，感慨良多，一万多个日日夜夜，凝固在其中，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一行文字、都能引起美好或痛苦的记忆。

实事求是地说，我为年轻时的探索热情和挑战传统的勇气而自豪，同时也为用力过猛所造成的偏差而遗憾。

我本来是能够也应该写得更多更好一些的。

但我虚掷了许多大好时光，浪费了许多才华，现在后悔也晚矣。

当然也可以说现在觉悟也不晚，毕竟我还能写。

我知道已经写了些什么，因此也就大概地知道有可能写些什么了。

我用台湾一位老作家送我的自来水笔写了上边的字，笔好，书写便成了一件乐事，接下来的小说，也用这支笔写。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我喜欢莫言的文集序言胜过喜欢他的文集，每每读到他的序言，我就怀疑，一个低调严谨谦逊之人为什么书写的文字却是辛辣得呛眼，而且冷不丁的，还会被里面的文字撞个趔趄而不知东南西北？2012年诺贝尔文学委员会授奖词称：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的大家风范。

也许这“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境界就是给我最好的答案吧！也就像他自己说的：“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莫言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

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

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

莫言说，“故乡是作家摆脱不了的存在，作家用文学的方式拓展故乡，是对故乡的一种超越。

”虽然距离高密东北乡区区300余公里，深切希望到造就出文学巨匠的土地上走一走。

每次的冲动都在各种借口中失之交臂。

这是一个初冬的季节，接到高密市若兰诗社的邀请参加“新郎希努尔杯”喜迎十九大征文颁奖典礼。

颁奖地点恰恰在莫言老家高密东北乡文化发展区“红高粱大酒店”。

当高密东北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满眼的空阔，一望无际的土地上点缀着几处皑皑白雪。

它告诉我，前几天飘在青岛上空的雪花在这人杰地灵的土地上生了根发了芽。

活动结束后已是下午3点钟，急匆匆来到盼望已久的莫言旧居，怀着敬重之情踏入这块人杰地灵的土地，莫言旧居周围虽然有了些许的改造，但整体上没有多大的变化。

莫言旧居后100米处有一条河，河里开满了白色的芦苇花，河道两旁是人工修筑的堤坝，莫言小说中孩子们爬上岸摸鱼洗澡的情景时而浮现在我的眼前。

堤坝上的荒草给人们让出一席砖铺小路。

站在堤坝的小路上，平安村尽收眼底。

土坯草房整齐的排列着，整个村子休憩在白杨树的掩护中，街道两旁布满了做小生意的村民。

卖的物件大都是自家种的农产品和女人绣的小挂饰、蒲团以及盛粮食用的器皿。

几步之遥，一处大门朝西的半青砖半土坯房出现在我的眼前，门楼竖匾：莫言旧居。

这是一幢半青砖半土坯瓦房，总共五间，窗棂是木质的，用塑料薄膜遮盖着，院子较普通院子大了点。

院子东边有一盘石磨。

这使我想起，莫言为了能借到书看，给邻居推磨的故事。

西边有两口大缸，大缸有栅栏包围着。

进入屋内正北放有一张简易的桌子，西间是以前莫言父母居住的卧室，最西间是仓库，盛有各种农具。

东间是莫言爷爷奶奶住的卧室，爷爷奶奶搬走后，莫言在此结婚生子。

卧室东墙上悬挂着一座老实挂钟，北边墙上有莫言儿时以及同学们的合影。

最东间是叔叔婶婶住过的房间。

据资料记载：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出生的时候，已经是大家族里的第四个孩子，除了自己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还跟叔叔一家住在一起，此后，婶婶又生了三个儿子，全家十三口人挤在五间土房子里。

他那个年代的大家庭，用大哥管谟贤的话说：“大人天天忙着干活，一天到晚想的是怎么填饱一家人的肚子，哪有什么欢声笑语和温暖可言，父母的爱被生活重担所淹没，只能埋在心里。

”莫言3岁的时候，就赶上了“大跃进”，此后，又是三年困难时期，吃饭问题成了农村的头等大事。

饥饿，成为小莫言童年的第一波记忆。

后来，在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中，莫言对主人公“黑孩儿”的描写便是自己当年的写照――“他的头很大，脖子细长，挑着这样一个大脑袋显得随时都有压折的危险。

”此后，有关饥饿的描写，就一直贯穿在莫言的作品中，真真假假，多半都来自他的生活经历。

1961年春，村里的小学拉来一车煤块，那种亮晶晶的东西孩子们从来没见过，有人跑上前拿起一块就啃，其他孩子也扑上去，每人抢一块吃起来，那种味道直到今天还让莫言记忆犹新。

后来他把这一情节写进了长篇小说《蛙》。

在《丰乳肥臀》中，莫言描写母亲上官鲁氏奇特的偷粮方式――她给生产队拉磨，趁干部不注意时，在下工前将粮食囫囵吞到胃里，这样就能躲过下工时的搜身检查。

回到家后，她跪在一个盛满清水的瓦盆前，用筷子探到自己喉咙里催吐，把胃里还没有消化的粮食吐出来，然后洗净、捣碎，喂养自己的婆婆和孩子，以至于后来形成了条件反射，只要一跪在瓦盆前就想吐。

这样的情节听着离奇，但却是莫言母亲和村里好几个女人的亲身经历。

莫言曾经说过，文学其是一种记忆。

有时候在写作时打开记忆的闸门，对饥饿的恐惧和仇恨就会一泻千里。

至今，莫言仍然对食物保留着一种天然的敬畏。

妻子杜芹兰告诉我们，几十年来，无论名气多大，他对吃一直没有要求，因为小时候吃不到面，现在尤其喜欢吃面食，馒头、面条、包子，永不厌烦。

至于饺子，无疑算得上是最高的礼遇了。

为了哺育自己的孩子，母亲往往要承担更大的苦痛。

莫言的母亲，本名高淑娟，但却连使用自己名字的机会都没有，生产队里的记工册上一直写的是管高氏。

在母亲两岁时，其亲生母亲就去世了，跟着姑母长大。

17岁时嫁到管家，她身材矮小，缠着小脚，体重只有七八十斤，却要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

常年的过度劳累，让她患上一身病，哮喘、肺气肿、肛肠疾病……小莫言的记忆里，每逢夏天，母亲必头疼，在家里呕吐怕婆婆和妯娌嫌弃，每晚就跑到胡同里用手扶着柳树呕吐；到了冬天哮喘病就发作，浑身没有力气，一行动就喘息不止，只好天天坐在炕上。

在她最后的十年岁月里，莫言每次回家探亲，都要陪着母亲去医院。

一次采访中谈及童年最深刻的记忆，莫言答道：“是母亲的叹息。

”旧时的大家庭中，母亲大概是最没有地位的人了，上有公婆，下有子女，除了忍饥挨饿，还要频繁承受生育之苦。

莫言的母亲总共生育了八个子女，但活下来的却只有四个。

母亲曾经告诉莫言，自己怀过一对双胞胎，那时候“肚子大得自己都望不到自己的脚”，但还是要顶着烈日下地干活。

到生产那天，中午还在麦场打麦子，直到羊水浸湿了脚才被允许回家，下午生产，晚上赶上暴雨，又要挣扎着起来去麦场抢收麦子。

双胞胎没活几天就死了，母亲也落下了一辈子的妇科疾病。

1994年1月，母亲走完了自己苦难的人生。

莫言回家奔丧，回到县城南关的小院时，一度万念俱灰。

想起自己曾经在北京积水潭地铁口看到的那一幕，那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妇女，正怀抱两个孩子哺乳，莫言呆呆地看着这一幕流下了眼泪。

他把自己关在南关的小院里三个多月，中间除了去过两次教堂外几乎没有出门，一口气写下了50万字的《丰乳肥臀》。

在这部小说的开端，莫言用大量篇幅来描写母亲上官鲁氏的一次生产。

婆婆从大街上扫了一簸箕浮土铺在炕上，让上官鲁氏自己来生，她和家人则忙着去为驴接生。

这种把孩子生在土里的方法，是当年普遍的真实做法，莫言当年也是生在父亲收来的一堆土里，或许也是一种隐喻，生命的开端就与土地紧密相连。

饥饿、土地、母亲、生育，是莫言小说里最常见的要素。

不止于此，莫言还不惜笔墨对女性做了浓墨重彩的阐释。

莫言的奶奶是个性格刚烈的农村妇女，据大哥管谟贤回忆，奶奶的胆子比爷爷还大，有一年鬼子来砸门，爷爷去开，鬼子一进门就把爷爷踢倒，刺刀对准爷爷的胸口，吓得爷爷面如土色，倒是奶奶镇静地走上前去把爷爷扶起。

此后，只要听说鬼子来了，爷爷就先跑了，往往由奶奶留守，哪怕后来的八路军、解放军来了，开大会也都是奶奶去。

或许是受了这个影响，莫言笔下的女性，往往性格要强，率性洒脱，《红高粱》里的“我奶奶”就是一例。

莫言甚至说过，他认为女性才是世界秩序的缔造者。

莫言当年五岁才断奶，他着力塑造了患有“恋乳症”的上官金童这一角色，也算是对自己、对男性、对内心懦弱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一次深刻的自我检视。

1966年“文革”开始，正在读小学五年级的“炮孩子”莫言终于为此付出了代价。

那一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中文系的大哥回家，带回了一些有关上海“一月革命”的材料，莫言看后，也学着带领一帮同学搞起了造反。

他们组织了一个“蒺藜造反小队”，之所以起这个名字，就是考虑到“蒺藜”虽小，但全身硬刺。

莫言亲自写了造反小报，带领同学撕了学校的课表，但是很快就因为队伍里出了“叛徒”而被镇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