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求职困境调查

大学生求职困境调查

近几年，中西部应届毕业生洪流，正在以越来越庞大的规模涌向北京和东南沿海大城市。

没有方向感的“新盲流”们

“我们鞋厂数我学历最高。看仓库的本科大学生，不知道我算不算全国头一个？”

站在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平洲精旺鞋业有限公司的仓库门口，这个一头长发、颇有点艺术气质的大学生不忘给自己幽上一默。胡良奎是学广告专业的，当过安徽财经大学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学生会副会长，自诩在大学里算是个才气纵横的另类人物，简历中，他声称著有长篇小说一部。

其实，他去年在合肥曾找到过几份工作，最高的一份给他1400元／月，但他觉得像他这样的大学生至少也值2000元／月。此后他从合肥折腾到广州，又从广州、福州、深圳一路折腾到佛山。广州不少广告公司只给600元／月的底薪，深圳的一些广告和销售公司更狠，底薪一分不给，只拿业绩提成。他两手空空来到在佛山打工的父母身边，进了这家鞋厂。现在，他的工资是每月800块钱。

近几年，中西部应届毕业生洪流，正在以越来越庞大的规模涌向北京和东南沿海大城市。这一涌流与大学扩招直接相关。200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只有114万，2003年，第一批扩招本科生进入就业市场后毕业生成倍增长，逾212万。2005年和2006年的高校毕业生各增长到330万与413万，分别是2001年的近3倍、近4倍。

然而，中西部的经济社会条件显然无法吸纳成倍上涨的毕业生。于是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民工潮”之后，21世纪初，一股来自中西部的“大学生潮”

开始形成，大规模地涌向吸纳能力相对较强的北京和东南沿海大城市。国家人事部最近公布的数据表明，2005年仅北京、广州、上海、深圳4城就接收了人事部抽查的15个省市10.9%的高校毕业生。更有论者指出，近年北京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每年至少吸纳了全国高校一半的大学毕业生。

然而一个城市的吸纳力是不可能极速膨胀的。

随着毕业生数量的增长，这股就业洪流由此变得曲折起来，一些就业支流甚至正在演变成胡良奎式的大学生找工“新盲流”。

“十元店”里的浮躁和勇气

历经几番找工，今年3月6日，胡良奎入住深圳宝安北路人才市场附近的一家每天只需10元住宿费的“十元店”。在那里，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和其他一些大学生正在陷入找工“新盲流”中。

他应聘的十几家广告公司和营销公司几乎都不给底薪只给提成，远没有他在合肥放弃的那份工作理想。他认为大学生就业价格的这种“贱卖”，与来深圳、广州找工的大学生太多有关。人才市场和“十元店”附近到处都是背着包、拿着地图、脸色沉重的大学生，他住在一个挤了14人的小房间里，空气中弥漫着脚臭味。整栋“十元店”旧楼里，聚集了几百名来深圳找工的应届大学生。

一天中午，找工失意的胡良奎在“十元店”旁吃快餐时，看到一个漂亮女孩坐在对面一个劲儿地喝免费汤。胡良奎从旁人那里得知这是一位找工的大学生，现在没钱吃饭。胡良奎给她买了份快餐，结果女孩看着快餐就扒，痛哭失声。

女孩是成都某高校的应届专科生，父母已为她找了一份教师的工作。但她不满意，就辞工来深圳找梦想。结果工没找到，手机又被偷，身无分文。胡良奎劝她回家，“既然有跨出一步的勇气，为什么就没有退回一步的勇气呢？”可

她始终摇着头。

“这事儿对我触动挺大，我发现不少大学生，包括我，来南方都是很盲目的。”于是胡良奎回到了在佛山打工的父母身边。“现在先在鞋厂做几个月，等五六月份回学校拿学位证时，我就辞工。这也是为了磨磨身上的浮躁气吧。”身处逆境的胡良奎还是想得很从容。

但广州南方人才市场附近的“十元店”里，不少从外地赶来的大学生并没有胡良奎那样的从容与洒脱。

“十元店”里的应届生赵某，西安一所金融学院经济学本科专业，是河南商丘的农村孩子。他说自己已在一家没有底薪只有提成的融资公司跑了一个多月，但还没拉到一单业务。“还想撑一个月，如果还没业务，那我真就弹尽粮绝了，只能先回学校再说。”他的大学4年是靠父亲刨地撑下来的，自己还申请了1万元的助学贷款。他这些天一直睡不好，同班28人才签掉4人，并且找到工作的都不如意，“找不到工作，我无脸见江东父老啊”。

上海浦东新区最繁华的陆家嘴地段，也汇聚了100多名和广州、深圳“十元店”里相似的外地大学生。他们住在一幢破旧大楼第12层的简陋房间里，名称更时髦些，叫“求职村”。他们入住短则几天，长则一两年。吃3块钱一份的蛋炒饭，住15元一天的架子床，早出晚归，出门光鲜，归来垢面。几十人共用一台热水器，甚至栖身门板之上……

3月31日夜，1205房间的年轻人各怀心事。从内蒙古结伴而来的包头财经学院的两位同学，蜷缩在架子床上蒙被而睡。两人甚至连简历还没做好，就冒失地来闯上海滩。这是他俩继天津后的第二站，给自己限期一个月。事后记者知道，当天他们按照报纸的招聘启事去徐汇区一家公司应聘，结果没找到，却晃到徐汇公园抽了半天烟。

同一房间里的徐州师范大学应届生任志杰，入沪4天来找到的最好一份工作是服装销售，底薪1000元外加提成。而去年毕业于燕山大学国际金融系大专班的宋国明，工作从天津找到上海，一个月薪千元以上的工作都没找到，几番在“十元店”里搬进搬出。

3月30日中午12时，钱财耗尽的宋国明将再次离开“驿站”。记者去送他，他一直低着头走路。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他想起了在上海最后悔的一件事，当时有家公司愿给他一个月900块钱，包住，他没去，“在上海长时间找不着工作，人会很痛苦的”。

陈示富，毕业于山东工商学院，整整在1204房间住了一个月，面试24次，参加13场招聘会，简历递出不计其数，结局还是空手而归。

在宋国明离开的那个晚上，陈示富喝醉了，躺在花圃里满怀哲理地说了一句：“这城市与我有关吗？”记者捶了他两拳，说，再喊两声吧。这山东汉子竟真扯开嗓子喊了起来……然后扭过头，倏地起身，头也不回地朝“求职村”走去。

“面霸”、“考霸”传奇

在大学生就业压力之下，不但有暗潮涌动的“新盲流”，还涌现出富有传奇色彩的“面霸”、“考霸”，而往往是这样坚忍的同学，在7月来临前总能找到“婆家”。

3月底，广东海洋大学国贸专业的应届本科生吴锦方终于找到了一份1000元／月的营销工作，脱下了“面霸”的帽子。“面霸”是今年大学毕业生的一句行话，是指乐此不疲参加面试的人；“面霸”再被拒绝无数次而坚忍不拔的，就成了“拒无霸”。

为了在广州找到一份工作，吴锦方在今年2月份的20天内在网上投了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