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典学句子摘录

汉英词典中例证的选择汪继敏王红巧《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 2009年第12期汉英词典中合适例证的特征（一）反应正面的观点合适的例证必须反映正面的观点。

词典编撰者会把自己的世界观等揉进他们创造的活着选择的一些例证中，所以词典使用者会受到词典编纂者观点的影响。

（二）与释义紧密关联例证的作用是阐明词目的意思或者区分词目意思之间的差别。

而词目的意思是通过定义来表现的。

所以，例证必须与定义或释义相关联。

（三）提供合适的语境例证，尤其是句子例证经常提供一种语境，从中词典使用者可以得知何种情况下用词目。

而例证所提供的语境既不能太宽也不能太窄。

（四）表意清晰编撰者给例证的目的就是补充说明定义部分没有说清楚的内容。

所以，例证在传达信息时必须清晰。

英汉词典评价原则及方法林明金周敬华《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卷第4期2001年12月从词典本身的质量来说，陈楚祥(1994)提出了词典的10项评价标准:1.宗旨是否明确(不同种类的词典有不同的宗旨，因此有不同的评价标准)。

2.收词是否全面(这里的全面是相对的，不同类型的词典的收词原则与全面标准各不一样)。

3.立目是否合理(词典立目一方面要有科学性，同时也要有针对性)。

4.义项是否分明(义项的划分既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个实际问题，义项划分要层次清楚，条理分明)。

5.释义是否精确(释义要求准确、明确、精练。

释义准确是任何词典的核心任务，当然也是衡量词典质量的重要标志)。

6.注释是否完备(词典注释应注意一贯性、系统性。

词典注释的完善程度也要视词典的对象和规模而定)。

7.术语是否标准(术语的标准化应以权威的学术机关审定公布的为准，而不能由词典编者自己确定)。

8.参见是否严密(检验参见是否严密包括四个方面:是否有纰漏，是否有重复，是否沟通了相关条目间的联系，是否有必要的注释)。

9.例证是否典型(例证是否典型主要看它是否有效，是否实用，典型的例证起到示范作用)。

10.检索是否便捷(检索性包括了词典的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要求词典编排科学、层次分明、简洁醒目、查检方便)。

章宜华等（2000）认为双语词典的出版质量可以从4个方面来衡量：装帧质量；印刷质量；排版质量；校对质量。

我们认为，评价词典应从不同角度（如语用学的角度、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英语教学的角度等）出发，加以纵横比较（同一词典前后版本比较、同类型不同词典比较、单语词典和双语词典的比较等），抓住特色（研究该词典在收词、编排、释义、例证、用法说明、标注等方面有何创新之处），分别指出优缺点，举出实例。

评论词典时要设身处时处地体谅编者，要以理服人，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参考已发表的国内大量词典评价的论文，我们认为评价一本英汉词典，或撰写一篇英汉词典评价论文，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词典编纂背景介绍。

介绍词典的编纂背景或词典出现的契机可以帮助读者了解该词典面世之前的一些情况以及编纂该词典的历史必然性与重要性。

2.词典新旧版比较。

近十几年来，词典的出版有了很大的发展，每年都有大量的新的词典问世，其修订周期也越来越短。

比起英汉词典，英语词典推陈出新的速度要快得多，修订周期要短得多。

评价一本词典的新版必然要与旧版作一番比较。

3.词典的特色。

任何一篇有关英汉词典评价的文章都会谈及该词典的特色。

例如吴光华在其《<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编纂的回顾与展望》(《双语词典学专集》，黄建华、陈楚祥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一文中从《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的总体设计、宏观结构、微观结构等方面介绍了该词典的重要特色。

4.词典的不足之处。

没有一本词典是十全十美的，再权威的词典也会有疏漏之处。

评价一本词典，在介绍其重要特色之时，不要忘了指出不足之处，以供编者、读者参考。

例如，木易在其《<英汉大词典)上卷的美中不足》(((上海科技翻译》1991第3期)一文中指出了《英汉大词典(上卷)》的一些不足之处:部分词条释义不确、拼写错误、前后照应不够、部分专名音译欠妥等。

优势和不足——《新英汉词典》（第四版）和《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第五版）的比较王馥芳辞书研究2010年第5期从英语学习者使用词典的角度而言，英语学习型词典是一种专门为母语非英语的英语中高程度(使用者所掌握的最低词汇量要求在2000以上)使用者设计的、易懂的、详解英语共核词汇之词用法的、例证丰富的，而又有助于英语交际或写作的英语学习工具书。

英语学习型词典例证的解码与编码功能——以词条monopoly中的例证为个案研究徐海辞书研究2012年第2期例证可大致分为解码例证与编码例证，例证的功能随类型变化而不尽相同，一个词条中需要配上什么类型的例证取决于用户在何种情形下最有可能查找目标词。

若一个目标词估计是在阅读等解码或接受型任务中被查找，则需要配以解释词义的解码例证。

若一个词常是在写作等编码或产出型任务中查找，则需配以标示词的典型搭配和构式的编码例证。

解码和编码例证都应实现语用功能，即显示目标词的典型语境。

一般而言，解码例证是用来例释包括低频词在内的接受型词汇的，而编码例证用于显示包括高频词及中高频词在内的积极型词汇的用法。

由于英语学习型词典主要用于编码或产出目的，因而其多数例证应为编码例证。

而要选择合适、典型的例证，编纂者应有清晰的编纂意图以及从语料库中观察目标词的搭配和句法特性的能力。

英语学习型词典以英国出版的五大学习词典最为优秀，即《牛津高阶英语词典》、《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柯林斯COBUILD高阶英语词典》、《剑桥高阶英语词典》和《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

现代词典学:一个批评性视角陈伟赵彦春2014午4月现代外语(双月刊)第37卷第2期自词典学共同体的系统剖析与诊释。

作为一种语言产品，词典自身是特定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所收录语词的意义也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体现的是公众意识形态对社会现实的建构、表征与顺应。

因此，词典编纂与研究无法规避社会层面因素的操控，脱不开与意识形态/权力间的互动张力。

“词典的语言规范性”、“捍卫语言纯洁性”等争论，焦点涉及语言规范性，而语言规范性的本质正是意识形态问题。

现代词典学亟待立足社会层面而开展批评性研究，以提供理论参照与方法论指导。

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Fowler et al 1979; Fowler1991;Pennycook2001)正是这股潮流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研究范式，关注语言在建构社会权力关系中的作用，强调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

批评语言学认为，使用一种语言的群体内部由于文化、意识形态不同，在语言上也会表现出差异(Fowler et al. 1979 ; Fowler 1991)。

因此，批评语言学坚持以语言分析为手段，以透过表而语言形式，揭示语篇中隐含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作用和反作用关系，从而解释语言与权力分布、语言与社会控制之间的联系(Fowler, 1991)。

批评语言学为揭示意识形态提供了崭新视角，藉此，应用语言学日益重视语言与意识形态间关系的研究，解构传统“脱政治”思维，考量语言教学中的社会影响，强调知识和权力的不可分割性，认为只有透过权力关系视角，才能完整理解语言教学实践及与学习者的互动过程。

作为以处理语言为基本任务的词典词典以处理语词为基本任务，自然承接语言的意识形态属性。

“词典的内收词、释义、举例、注音及编排、附录等项，其中，收词、释义和举例是主要环节，都体现了鲜明的阶级性”(陈庆枯，1980)。

语词是观念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总是隶属于某一具体民族，浸淫着该民族的政治、律令、宗教、伦理、道德、哲学等意识形态立场与倾向。

作为一种文化工具的词典文化和意识形态既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文化是一般的人类经验生活形态，意识形态则是人类经验生活的特殊表现形式，是阶级意识的文化，也是现象和本质的关系——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原因，反映着观念形态制约的生活现象。

意识形态作为文化理性抽象的结果，则表现了文化生活和社会观念生活的本质。

词典以收录与记载人类语言的词汇为己任，而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萨皮尔1985;87)，词汇作为社会生活的产物，内置有特定的民族历史、礼仪制度、审美理想等文化因子，“任何民族的语言词汇系统及其构成成分，都会受其民族文化的制约和影响”(恩伯&恩伯1988;87)。

这样，词典不可避免地成了特定社会文化内容的表现工具。

作为浸淫国家主义的词典国家或政府机构通常通过制定语言政策和规划对包括正字法、语言教学、语法变化、词典等语言活动进行干预与控制。

语言政策与规划并非只是“技术”问题或“脱政治”的(Phillipson 1992 ; Pennycook 2001)，相反，它背后有着特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动力，以及能够发扬这些政策的政治话语，因而实际体现出一种群体间关系及社会历史因素对于语言活动的直接影响，反映了一种阶级统治与意识形态控制问题，本质上就是一种国家主义意识形态。

Steinberg(1987.198)指出，“一种语言标准的选择与精心制定，向来是涉及语言、政治和权力三者的复杂问题。

”词典是语言政策和规划的干预对象之一，自身又具有正字和教学功能，因而更集中体现着国家主义意识形态。

实际上，国家主义深刻影响着词典文本及其编纂过程，无论是规定性还是描写性词典。

南北朝鲜使用相同语言，国家意识形态则完全对立，Kim比较研究发现，两国词典在意识形态内容和概念化方面有较大差异，其“根源就在于各自语言政策的差异”(Kim 1995:221)作为体现编纂者能动性的词典词典的意识形态属性还源于编纂者的意识形态能动性。

词典编纂从来不是单一的语言自发过程，作为一个系统，必然涉及包括出版商、编纂者、用户等在内的“人”的问题。

编纂者毫无疑义是这些“人”中最重要的一环，他们的语言能力与语言选择决定了词典意识形态倾向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语言能力与语言选择从来不是中立的，有着强烈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是政治任务指数之一”(Jaffe,1999)。

编纂者作为社会个体的“人”，“不能轻易搁置自己的思想”( Ezquerra1995 ;197) ,“总要表达有他们对所定义与解释的语言的偏见”( Moon 1989 ;158) 。

这样，词典必然体现并渗透他们的“世界观”，成为“经过他们世界观过滤后的产品”( Moon 1989 ; 75 )。

事实上，“没有一部字典辞书没有作者的主观意识在内，主观的干预，贯穿在从选词、选字一直到释义的全过程”(许嘉璐2007)。

受意识形态倾向支配，编纂者既可能在编纂宗旨或目的中表明相应的意识形态倾向，更会立足各自语言能力对一定的语言形式或文化信息进行操控与选择，鲜明或隐讳地表现出本民族或阶级的政治、宗教、伦理、哲学等思想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