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学派 李斯特

19世纪40年代，德国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记得过历史学派。

针对当时德国的封建割据和民族工业遭到致命摧残的状况，德国民族的历史课题主要在于如何促进德国的统一和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这就决定了其经济学理论不可能经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阶段，使其一开始就强调政治经济学要以历史为依据，在意识形态上有着浓厚的对抗亚当斯密理论的色彩。

自亚当斯密开始的传统经济学都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为普遍适用的、唯一符合自然只需的理性的社会，这一社会历史观使古典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缺乏历史的观点，而德国历史学派始终强调各个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的特殊性，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发展。

历史学派和古典学派产生争论和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英法和德国的经济发展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

无论在经济理论层面，还是在经济政策实践方面，历史学派都应该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

首先，历史学派反对英国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方法，主张运用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的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方法，在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中注入了一个新的因素。

在19世纪末，经济学界对方法论上的争论，其实质上是应该怎样处理抽象演绎和历史方法的关系。

其次，作为第一个基于经济时代的经济学流派，历史学派的兴起也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史学的发展。

最后，历史学派主张依靠国家政权保护和发展各国的民族经济，这对于落后国家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历史学派的基本观点：强调历史特殊性，反对抽象理论分析
19世纪初,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展,德国一些经济学家呼吁国家统一,主张依靠国家政权保护和发展本国的工业,反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他们的思想成为历史学派的先导,主要代表者是亚当·缪勒尔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而对历史学派有直接影响的是李斯特。

到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即历史学派开始产生。

历史学派经历了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两个发展阶段,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罗雪尔、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卡尔·克尼斯、古斯塔夫·施莫勒等经济学家。

其基本观点就是强调历史的特殊性,反对抽象的理论分析。

他们认为抽象法是单纯推理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应当使用历史方法,大量收集各国与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研究各国经济发展的具体道路。

他们都强调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国家的经济有各自特殊的发展道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发展。

无论是旧历史学派的“历史分析法”与“历史生理法”,还是新历史学派的“历史归纳法”与“历史统计方法”,都一致强调历史的特殊性和“历史的方法”,从根本上否定用演绎法抽象出理论,否认存在着普遍的规律。

历史学派强调从历史中抽象理论
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

它要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中支配物质生活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通过研究每一发展阶段上的特殊规律,揭示出适合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规律。

虽然我们不能将历史学派的“历史方法”等同于科学,但是我们应充分肯定历史学派强调从历史中抽象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强调政治经济学要以历史为依据,政治经济学应该是国家经济学,而不是世界经济学。

国家经济学应该正确地了解各个国家当前的利益和特有环境,教导怎样使各个国家上升到工业发展阶段。

历史学派的奠基人罗雪尔认为政治经济学不应该只限于研究现代的经济制度,而应收集大量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各个国家古代的历史资料。

历史方法同哲学方法的区别就在于哲学家尽量抽象地、脱离一切时间和地点的偶然性去寻找概念或判断的体系,历史学家则尽量地描绘现实生活,寻求人类的发展及其相关的记述。

前者着重运用现有的成果下定义,后者则注重于记述历史发展。

因此,不可能有符合一切国家的经济学,经济学的课题是“社会经济或国民经济的解剖学和生理学”。

新历史学派对归纳法有更极端的看法。

施莫勒认为经济问题的分析必须运用历史方法,抽象演绎方法是不能取得任何成果的。

“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崭新时代是从历史和统计材料的
研究中出现,而绝不是从已经经过一百次蒸馏的旧教条中再行蒸馏而产生的”。

因此,政治经济学研究在于努力收集大量的历史和当前的资料。

只有在大量收集资料后,经济学家才有可能应用归纳的方法得出若干结论。

这些资料所能说明的,与其说是一国国民经济以及世界经济的一般生产过程,不如说是各个不同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民族经济形态的特殊情况历史学派从历史中抽象理论的典型例证分析
李斯特运用历史方法进行归纳,所取得的最一般的范畴就是所谓“生产力”。

他的“国民生产力”理论体系是他的学说的核心部分,他通过对生产力的研究,建立起了“国家经济学”。

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是与他的历史主义方法紧密相系的。

李斯特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完全丢开了古典经济学数百年的理论研究方式和范式,他以历史研究为先导,通过对西欧各国和美国经济发展历史的研究,试图客观地再现历史,从他们的兴衰成败中探求历史教训,把经验教训上升为理论与政策,从而形成一个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就是国家经济学理论体系。

他的理论体系不是一个系统的逻辑体系,没有重视概念的作用,其理论观点是在对历史的考察中分散地加以论述的。

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分别考察了意大利、汉萨同盟、荷兰、英国、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意志各邦、俄国、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然后总结出历史的经验。

他认为历史的经验在于,首先,一国经济发展如果没有政治上的自由,适当的公共制度和法律、国家行政和对外政策,尤其是国家的团结和权利等方面的支持,就不会有成就。

个人生产力、个人财富随着社会政治制度完善成比例增长,反之,自由与社会政治制度又从个人物质财富和生产力中取得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其次,自由贸易政策或保护贸易政策是由于利益,而不是出于凭空的理想。

第三,各个国家要根据经济发展阶段改进其制度。

第一阶段,对比较先进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以使自己摆脱未开化状态,第二阶段,实行限制政策,促进本国工商业发展,最后阶段,当财富和力量达到很高程度以后,再逐步恢复自由原则。

李斯特认为德国处于第二阶段,要实行保护政策。

李斯特理论的贡献
事实上,他提出了对当时的理论来说完全是新颖的两个观念,即与世界主义相对的国家主义观念,以及与交换价值相对的生产力观念”。

自由放任应用于整个人类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实行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从而也能使整个人类的福利增加。

这种鼓吹在世界范围内实行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学说,李斯特称之为“世界主义”。

这种“世界主义经济产生时依据的假定是,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且是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势之下的”。

简而言之,这种无边无际的世界主义把那些还没有出现的情况假定为已经实际存在的情况,它所能成立的理论完全基于虚假的基础之上。

只有基于民族国家立场,根据本国的国情以及它所处的国际形势,通过适当的保护制度,使国家成长一个工业强国,才能为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创造条件,所以国家主义是世界主义不可缺少的环节。

国家主义经济学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基本要义。

国家主义不把假设作为自己的理论前提,而是建立在本国的实情和它所处的国际关系基础上。

既然在世界范围内的共和国还没有成为现实,各国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冲突还没有停止以前,各国的政策只能以国家利益为鹄。

它不谋求把自己打扮成超越一切民族国家立场,研究全体人类社会的利益的“公共经济”。

而是从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把经济理解成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它所研究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

国家主义从不脱离具体的国情抽象地谈论和教条地坚持某个原则,如国际贸易的自由和限制,是随着国家不同发展程度和时期的不同而变化的。

对于目前国际形势和德国工业发展状况而言,政府必须采用适当的商业限制政策,促进工业、渔业、海运事业和国外贸易的发展;当德国完成了工业化阶段,财富和力量已经达到一定高度以后,再行逐步恢复到自由贸易原则。

“生产力是树之本,可以由此产生财富的果实,因为结果子的树比果实本身价值更大。

”这样,李斯特运用十分简洁的隐喻对比了交换价值与生产力,把流行学派交换价值的荒谬性暴露在他的生产力理论的强光之下,不仅用生产力代替了以斯密为代表的交换价值,而且使生产力概念上升为国民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地位。

李斯特所说的生产力指的是提供国家财富和实力的持久性力量,“在这些力量中,不仅有机器和工厂,而且也包括道德、智力和社会方面的内容。

”
西班牙、葡萄牙、波兰、俄罗斯等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些国家的地主、贵族们用自己的农产品交换英国的价廉物美工业品,虽然曾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但由于没有及时保护和发展本国工业,这些国家现在已经成了英国的农业国。

用生产力观点来观察问题就会发现,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的,并不取决于一时获得的那种死板的静态的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获得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甚至为了获得生产力可以牺牲或放弃一些暂时的眼前利益。

既然生产力而不是交换价值是构成国家长治久安和持久繁荣的基础,那么国家应该把发展本国的生产力作为战略重点来考虑。

为此,国家要优先发展工业。

“工业对李斯特而言不同于斯密,他把工业是一种社会动力,是资本和劳动的创造者”,它不仅能直接生产产品,而且还能创造生产、消费和生产力的诱因。

李斯特贸易保护当时的德国经济正处于农工业时期，要过渡到农工商业时期，就必须有国家实施强制性的贸易保护政策，来扶持本国工业的发展。

李斯特提出的贸易保护政策具体包括：⑴对古典自由贸易理论提出批评，他指出“比较成本说”不利于德国生产力的发展，并指责古典学派的自由贸易学说忽视了各国历史和经济上的特点；⑵在国家发展阶段理论上，李斯特主张根据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应该采取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⑶主张国家干预的对外贸易政府对国民经济活动进行部分限制，保证国家经济利益，从而保证个人持久利益（举例风力与人力对森林成长过程中的作用）；⑷提出了国家保护的对象应该为幼稚工业，保护手段为采取禁止输入工业品与征收高额关税的办法。

李斯特保护贸易学说在德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促进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利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

李斯特的整个理论是积极的，他对于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应采取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的观点是科学的，他关于从保护贸易为过渡和仅以幼稚工业为保护对象的主张说明他承认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的利益。

他实事求是地分析保护贸易政策的得失，揭示了建立本国高度发达的工业是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关键。

李斯特贸易保护理论的进步意义：(1)强调国家利益对贸易政策选择的重要性。

李斯特的贸易学说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他从德国当时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关税保护理论，以维护德国在同英法等国的贸易中的国家利益。

当今经济全球化代表一种新型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其秩序基本上由发达国家主导建立，主要体现着发达国家的国家利益。

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化过程时就必须考虑如何借“国家之手”保障本国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

(2)强调工业对国家进步的重要性。

工业是国家生产力之本，是一国生产力发展和综合国力提高的根本保障，李斯特这一发展民族主导产业的思想在当今世界仍具有深远意义。

(3)强调国家适度干预经济的重要性。

李斯特从强调落后国家的特殊国情、落后国家所处的较低的发展阶段以及落后国家的特殊利益的角度，提出必须对私人经济实行干预的主张。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压力和挑战，在转变政府经济职能的同时，更应注意强化政府调节经济的作用，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国际协调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

文献综述
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

它要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
段中支配物质生活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通过研究每一发展阶段上的特殊规律,揭示出适合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规律。

虽然我们不能将历史学派的“历史方法”等同于科学,但是我们应充分肯定历史学派强调从历史中抽象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强调政治经济学要以历史为依据,政治经济学应该是国家经济学,而不是世界经济学。

国家经济学应该正确地了解各个国家当前的利益和特有环境,教导怎样使各个国家上升到工业发展阶段。

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李斯特从德国的情况出发,强调研究各国的历史特点,反对抽象的理论分析,否定古典经济学派所探讨的国民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他认为各个民族经济发展的道路不同,经济水平差异性很大,因此各国不存在共同的普遍规律,各国应该有各自的发展道路。

历史学派的奠基人罗雪尔认为政治经济学不应该只限于研究现代的经济制度,而应收集大量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各个国家古代的历史资料。

历史方法同哲学方法的区别就在于哲学家尽量抽象地、脱离一切时间和地点的偶然性去寻找概念或判断的体系,历史学家则尽量地描绘现实生活,寻求人类的发展及其相关的记述。

前者着重运用现有的成果下定义,后者则注重于记述历史发展。

因此,不可能有符合一切国家的经济学,经济学的课题是“社会经济或国民经济的解剖学和生理学”。

历史学派的奠基人罗雪尔所著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一书,被称为“历史学派宣言”。

象李斯特一样,罗雪尔也反对古典学派探讨经济发展中的客观规律,他断言利用抽象法在理论上阐明政治经济学的普遍规律是完全不可能的。

罗雪尔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目的不是指出事物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怎样,而是记述事物本身的发展过程。

旧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卡尔·克尼斯在其所著的《历史方法观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也极力否定理论,他认为,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没有什么规律,最多只能说不同国家的发展有某些相似之处。

由于经济生活不断变化,人们的认识不断改变,所以,经济规律只是暂时的。

由此,他把政治经济学归结为只是简单地记述经济现象的科学,经济学家主要通过统计学、历史研究著作来认识经济现象。

旧历史学派另一个主要代表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写道:“国民经济学这门科学不象动物有机体的生理学或其他自然科学部门必须研究自然规律,它并不需要在复杂的经济现象中去探讨不变的、到处如一的经济规律,而应该在国民经济的经验更换中去指出进步所在,在人类经济生活中指出人类在日臻完善”。

新历史学派对归纳法有更极端的看法。

施莫勒认为经济问题的分析必须运用历史方法,抽象演绎方法是不能取得任何成果的。

“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崭新时代是从历史和统计材料的研究中出现,而绝不是从已经经过一百次蒸馏的旧教条中再行蒸馏而产生的”。

因此,政治经济学研究在于努力收集大量的历史和当前的资料。

只有在大量收集资料后,经济学家才有可能应用归纳的方法得出若干结论。

这些资料所能说明的,与其说是一国国民经济以及世界经济的一般生产过程,不如说是各个不同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民族经济形态的特殊情况。

19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资本主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历史学派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应运而生,其理论特征就是更加强调经济理论的相对性和经济学中的历史方法。

施莫勒认为新历史学派不应该急于去寻找普遍适用的结论,更加需要从历史综合出发,对特定的各个时代民族和经济状况作专项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