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读后感
《中国历史研究法》读后感《中国历史研究法》读后感1《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我国近代着名的资产阶级杰出史学家梁启超所着，其重视史学理论的探讨，并有很多优秀作品。
其中《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他在史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作。
关于史料的重要性，梁启超先生给出回答“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中梁启超先生就史料蒐集与整理给出深刻而又清楚的解答。
首先论史料之蒐集。
研究学习历史，史料是基础。
然各史料散在各处，非用精密敏捷的方法以蒐集，则不能得。
所谓精密方法分为㈠单举一事，觉其轻重，汇集同类比而观之，便可知。
然要用此方法，是有条件的，即①脑经操练纯熟②须耐烦。
㈡就消极史料（某时代无某种现象）应以假定加之推算。
㈢就旧史中失载或缺略之事实波手旁证则能得意外之发现㈣在面对旧史家故意错乱证据者，治史者宜别蒐索以补之或正之。
随后便谈及鉴别史料之方法。
史料反面有二:一曰误，二曰伪。
面对明明非实而举世误以为史实者，首先应涤除心理结习，然后便能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
再者，鉴别史料之误或伪者，举出一极有力之反证便可。
若苦于无明确之反证以折之者，第一步可以发表怀疑态度以免被真相之蔽，而怀疑之结果。
而新理解出焉。
第二部可以尝试换一方向从事研究。
正所谓撞了南墙回个头。
当面对同一史料而史料矛盾者，论原则应以最近者为最可信。
梁启超认为当时当地当局之人所留下之史料为第一等史料。
然也应当注意当局中人为剧烈之感情所蔽，极易失其真相。
总而言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怀疑为出发点。
就间接及直接史料便再分而论之。
并且应以开阔的眼光看待问题，伪书中有真事，真书中有伪书也。
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蒐集与鉴别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的观念及态度。
在这一章节中，梁启超先生以详略相间的论述，总结其治史之经验，举出自己在学习中的问题，对于学习研究历史的人们来说，其教育指导意义非同小可。
以上学期上专业导引课时赵克里老师说的一句话为结局，便是：“历史学习中的辨伪和研讨，就是在不同’镜子”所折射的影像中,通过分析与研究，去寻找历史的真实。
史料实证素养培养路径探析——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引发的思考
十耋急丈教学参考栏目主持人/王伶\书林_叶史料实证素养培养路径探析—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引发的思考〇王晓芳《普通髙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 修订）》提出“史料实证是指对获取的史料进行辨析，并运用可信的史料努力重现历史真实的态度和方法。
”这里的“史料实证”包含两层意思，既是对史料进行搜集、整理、辨别的方法，又是一种科学、理性、求真的态度。
近日拜读了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先生认为“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可言”，因此该书用了大半篇幅讨论了史料、史料鉴别及方法。
令人惊叹的是百年前梁先生对待史料的方法和态度竟与今天我们提出的史料实证素养如此相似。
关于史料求真的必要性，梁启超在书中认为：“一切史迹，大半籍旧史而获得传播，旧史著作的目的与我们所需求的大多不应，不知有多少宝贵的史料被摒弃湮没，何况向来认为完备的正史中亦存在误、伪、讹、窜人等问题，于是提出中国的旧史迹大部分要做重新估价（包括正史），并用科学的眼光严密审査，他把这种事业归为搜补和考证两项工作。
”对于如何对史料辩伪和求真，梁启超在书中给出了具体的七种方法:“一、辩证宜勿支离于问题力量，而中共军事武装则是敌后战场的主导力量。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积极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抗日战争大环境的影响下，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溃败、物价飞涨、贪腐盛行、横征暴敛等现象逐渐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反感。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威望达到了顶峰，但社会大众对其的不认同也越来越强烈。
在社会普遍需要和平发展的前提下,南京国民政府发动了全面内战。
反观中共领导的军事武装和政治力量,从抗日战争直到全面内战给社会大众体现的是积极向上的能量。
最终南京国民政府失去了全国性的政权，而中共则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以说，从抗日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大众对政治力量的认同和国家的认同是基于中共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性方案。
读梁启超先生之《中国历史研究法》
读梁启超先生之《中国历史研究法》作者：邓杰来源：《新生代·上半月》2018年第11期【摘要】：近代以来，面对内忧外患的国情，中国知识界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中尤以历史学界为甚。
作为中国历史学界的泰斗，梁启超先生敢为天下先，率先提出“新史学”的观点，给死气沉沉的中国史学界注入了一汪清泉。
【关键词】：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一，梁启超其人其书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清末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
与其老师康有为一道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并称为“康梁”。
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
也倡导文化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自幼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同时，与他与当时其他的学界大饕相比，更富有改革创新精神，尤其是在中国史学研究方面。
梁启超在1901年到1902年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舒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被誉为中国新史学第一人！二，读《中国历史研究法》后的一些体会（一）梁启超认为的史之意义及其范围和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在文章里对应的是前两章内容，梁启超在文中提到“个人之生命极短，人类社会之生命极长，社会常为螺旋形的向上发展。
”显而易见，其思想深受马克思主义之影响。
作者认为史的意义就是：“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
”这里所谓的“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表明了梁启超认识到人类社会是发展变化的，他从历史的发展中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连续性。
梁启超在文中说：“史也者，则所以叙累代人相续作业之情状者也。
准此以谈，则凡人类活动在空际含孤立性，在时际含偶现性。
断灭性者，皆非史的范围。
其在空际有周遍性，在时际有连续性者，乃史的范围。
”说明他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连续过程，比那些用静止的观点看历史的旧史学家要高明的多。
梁启超通过对旧目录家所称的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体之四体的举例说明，分析了旧史学界的现象和问题，指出过去的史学界都拘泥于数种体裁之内，未能为史学界辟一新天地，是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读后感俗话说：“文史哲，不分家。
”史家的许多史料也是从历史文献中提取分析断案，《史记》这种史学专著也被看为优秀的文学范本。
所以在读《庄子》的时候，每逢读到类似于“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化而为鸟，其名而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的文字时，我都会认为鲲鹏可能确有其物只不过现代人没有发现相关遗迹罢了。
直至我读了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个幻想才覆灭殆尽。
梁先生在书中第五章史料的搜集与辨别·论鉴别伪事之方法中写道：“有纯文学的著述，其所述史迹，纯为寓言；彼固未尝自谓所说者为真事迹也。
愚者刻舟求剑，乃无端惹起史迹之纠纷。
”这使我清楚的了解到引用史料的界限，对我在史学学习中大有裨益。
翻开《中国历史研究法》，稍稍与近来所读的西方史学书籍对比，顿时满心欢喜：终于不用纠结于西方那一连串的人名与族名了。
由于西方书写而产生的别扭翻译与梁先生优美简明的文句不可相提并论啊。
最为不同的当属语言环境，不提翻译的艰涩，仅仅是书中所举的例子对于我来说更为通俗易懂。
此书总共有六个章节，分别论述现代历史的意义及其范围，过去的中国史学界，对历史的改造，史料的分类，史料的搜集与鉴别，史迹之伦次。
其中的主体部分是第五章，也是论述最为详细的一章。
第一章基本以一句话概述：史者，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较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
这是我所见的对史学概述得最为详细的一句。
也加深了我对于历史的理解。
不再简单地将历史等同于过去的事。
而且梁先生还提出历史要作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扩充了史学的范围，赋予史学新的意义。
第二章是对过去的中国史学做了点评。
对中国旧史学的完备，无所不包进行了赞扬“我国史形式上之完备，他国殆莫与京也”。
对我国旧史学的特点，如文句简短达于极点，记宫廷之事，社会情形一无所及，详记天灾地变等等都各有介绍。
是我对中国旧史学的特点有了一个概括性的了解。
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
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姓名：刘东兴学号：201121010156专业：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梁启超先生乃戊戌变法的政治领袖、国学大师和中国史学大家。
读起书收获的不仅仅是历史的知识，还有透过书籍传达出的大师的风范。
梁先生讲坛之上熠熠的身影，娓娓道来的漫谈，仿佛真实的出现在我的面前。
《中国历史研究法》成书于1922年—1927年，是梁启超学术演讲的汇编。
包括中国历史研究法，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三个部分。
书中梁先生详细的为我们讲述了史的意义和范围，旧史学和新史学，史料的搜集和鉴别专题史如何做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使我真正的感觉到，似乎我不是在读书，而是在听梁启超先生循循善诱，不厌其烦的为我上课。
我是在和梁先生对话。
其实我在看之前是有很多疑问的，历史是什么？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怎样研究历史？开篇梁先生提出：“史者何？记录人类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随后在补编中进一步说：“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
”可见历史是在求真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发展赋予其新意义，以供现代人借鉴。
历史是否存在因果律呢？梁先生随后说到：“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
”（P126）历史现象可以确认为进化者有二：一、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
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
只有从这两点观察，我们说历史是进化，其余只好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
但只须这两点站得住脚，那么历史进化说也尽够成立了。
（P128）梁先生认为历史是进化的，是基于进化论看历史现象和历史的发展的。
我进一步要问历史发展到底是什么推动的？马克思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而英雄史观，则认为英雄人物创造了历史。
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是近代新史学的创始人，这一时代是学术古今变迁，中西文化开始大交流、大碰撞的时代，新史学在此时代应运而生，而每一个学科的成立都要求其方法论体系的建立。
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近代史学转型期的一部名著，自它以后，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著述层出不穷，可见梁氏此书对于近代新史学的深远影响。
史学是梁启超学术的中心，林志均在《饮冰室合集》序中说到：“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坚密自守在，即百变不离史是已。
”梁启超史学著述颇丰，包括《戊戌政变记》、《中国史叙论》、《新史学》、《李鸿章传》、《王安石传》、《辛稼轩先生年谱》等，以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晚清学术概论》两部学术史名著，而史学的导论性著作，即这部《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据陈引驰先生为其作的序中而言：“《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在天津南开大学的讲义，时在一九二一年，次年商务印书馆印行出版。
这部说是梁氏史学的绪论性文字，原拟作为《中国文化史》的导引：一九二一年底在《改造》上陆续刊出时，在《中国文化史纲》题下标作‘篇首《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年初版也以‘《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为副题，今《自序》中所称‘〈史稿〉’即指此而言。
因此，它可以说是梁启超史学观的集中展现。
”《近代史学转型期的一部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序》从中可窥见此书产生之源流。
全书分为六章，并自序和附编，自序简言其著书之原因极其历程，第一章写史之意义及其范围，第二章写过去之中国史学界，第三章写史之改造，第四章说史料，第五章写史料搜集与鉴别，第六章写史迹之论次，附编写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
就如梁启超在序言中所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文化学术的变迁也成为一种必然，“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随之产生的新史学的任务，就如梁启超在本书序言中所论述到的那样：“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史学观(完整版)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史学观一.梁启超与《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成书1.《中国历史研究法》创作的时代背景《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的著名代表作，同样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独具代表性的作品。
梁启超（1873-1929年），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
跟从康有为学习，倡导维新变法，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
变法失败后，潜居国外，在日本创立《新民丛报》等。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等职。
后又与蔡锷等组织护国军讨袁。
再后弃政治，治学术，在清华大学任教且著述不辍，临终前还为辛弃疾做年谱。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杰出的史学家，他不仅致力于具体的历史研究，而且很早就重视史学理论的探讨，写出了大批史学理论著作。
他在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1926年至1927年在清华研究院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都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经典著作。
梁启超对于中国的近代历史发展有着深厚的民族感，他积极参与救亡图存，不断向前发展，努力践行其方向，写作《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救亡图存，为了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性问题。
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梁启超在知识和学术上的的重要积淀，更是他不断为中国的发展积极努力地探索，具有深远的意义。
2.《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主要内容与简介梁启超于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有21万余言，共六章。
第一章详细论述了史的定义、意义和范围；第二章回顾、评价了中国的旧史学；第三章分析如何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第四、五章专谈史料学；第六章则阐述史实上下左右的联系。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在《总论》部分论及修史的目的、史家四长，概说五种专史；在《分论》部分则详细论述了各种专史的体例、特点和撰修方法。
梁启超认为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之生命极短，人类社会之生命极长，社会常为螺旋形的向上发展。
梁启超从历史的发展中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连续性，是进化论的革命论者，他从历史的方面深入研究这种连续性的活动如何构成了历史，尤其是研究对象，这种空间上含孤立性，时间上含偶然性的活动，皆非史的范围。
从《中国历史研究法》探析梁启超的史学观
诸多避讳 ， 使得后人若想了解 当时的史实竞没有一
部 书 可以 信任 。此外 ， 史 书记载 的大 多是朝 廷 之事 ， 对 于 民间 的事情记 载甚 少 ， 其 病 根 就 是认 为 历 史 仅 为朝廷 所有 ， 史 书也仅 为统 治者 所读 。 ３ ． 梁启 超认 为 旧史 学缺 少 精 神 ， 即理 想 。在 这 里， 梁提 出只有探 寻 各 个史 实 之 间 的 因果 关 系 以及 相互联 系 ， 并且 根据 这 些 吸 取 教 训 ， 展望 未 来 ， 才 称 得 上是 对世 界有 益 的史 书 。然 而 ， 中 国 旧时之 史 仅 如流水 账 一样 记载 事 件 ， 对 于事 发 原 因 以及所 导致 的后果 都 不能具 体 分 析 言说 ， 从 而虽 然 史 书 数量 庞
梁启 超 于 １ ８ ９ ０年 春 的北京会 试 失败 后 ， 在 上 海
接触到了有关西学的书籍 ， 这使 他走 出了传统学问
的被 动 接 受 ， 首 次 接 触 到 了 中 国 以 外 的 西 方 世
界。 因此 ， 梁 启 超 的思 想 研 究 兼 容 了西 方 生 理 学
与心理 学 的观点 ， 认 为 人 类 之 所 以 有史 是 因为 人 类
雄人物 ， 不 了解在背 后支持英雄 成就功勋 的群体 。 ２ ． 梁 启超 认 为 中 国 的 旧史 只有 陈迹 ， 旧史 书 也 不 过是 为前人 立碑 著述 而 已 。二 十 四史 皆为后一 个 朝 代为前 朝 所修 ， 而 史 官对 于本 朝 史 实 的记 载 更 是
在天津南开大学讲授“ 中国历史研究法” ， 之后整理 成书， 便是《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一书 。之后他又对原 有的著述加以修补 ， 使之更加完整完善。在书中， 梁
从中国历史研究法看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从中国历史研究法看梁启超的史学思想xx年xx月xx日CATALOGUE 目录•引论•中国历史研究法概述•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形成背景•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内涵及影响•梁启超史学思想对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贡献•结论01引论研究背景与意义梁启超在中国史学上的重要地位探究梁启超史学思想的意义和价值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的发展和变革研究目的全面了解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梳理、理论分析、案例研究研究目的与方法研究内容从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角度，分析梁启超的史学思想研究结构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正文又分为多个章节进行详细阐述研究内容与结构02中国历史研究法概述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以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以指导现实社会的一种科学方法。
含义中国历史研究法具有独特的学术品格和特点，它以中国传统史学为根基，注重将历史研究的成果与现实社会相结合，强调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和沟通。
特点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含义与特点古代史学方法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古代史学方法经历了多个阶段，从《史记》的纪传体通史到《资治通鉴》的编年体通史，再到清人考据学的历史研究方法，不断发展完善。
近现代史学方法的转型和创新近现代中国史学方法发生了转型和创新，以胡适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强调科学精神和证据意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批判性史学方法则注重揭示历史事件背后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动因。
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发展历程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现实意义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研究法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可以推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历史研究法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可以总结经验教训，为当代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和指导。
03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形成背景梁启超（1873年-1929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思想家、学者和政治家，曾积极参与戊戌变法，推动近代中国社会和政治变革。
从《中国历史研究法》看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从《中国历史研究法》看梁启超的史学思想摘要：《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由20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授课时的讲稿改编而成。
在这部著作中梁启超论述了史的目的及意义、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中国传统史学、史学改造、几种专史的做法等，充分反映了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该著作不仅在当时对转型期的中国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当今的历史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史学思想上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在西方思潮的大力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体系日渐解体，新的文化体系尚未确立。
中国学术界也进入了转型期。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各学术领域的学者们在接受传统教育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的学术思想，力求改造传统文化使其能适应时代需要，在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得以传承。
梁启超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在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先进的史学思想，形成了新的史学观并成为中国新史学的积极践行者。
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在其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得到充分反映。
一、《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的主要内容《中国历史研究法》是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这门课整理的讲稿。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则是1926年10月到1927年5月梁先生在清华大学所作的演讲。
前者主要论述了史学的意义及范围、中国传统史学、史学改造、史料的搜集与鉴别等，偏重史学理论；后者主要论述了史学目的、史学家的“四长”、两种专史的做法，偏重史学方法。
概括而言，这两部著作的内容主要分以下几部分：1. 史学的目的、意义与范围。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界定了史学研究的范围：“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①同时指出中国史研究的目的有：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推求其保存盛大原因，察其有无衰败之征；说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汉族与其他民族的调和冲突及其结果等。
《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见梁启超的史料观
遗址 遗迹
口述材料
文物
第一类 史料
文 字 记 录 之 外 的 史 料
一、什么是史料
第二大类： 在文字记录者” 第二大类：“在文字记录者” （1）旧史 ）
重新评价旧史，突出史料价值； 重新评价旧史，突出史料价值；传记作用 为史之不足取者多，为史料之可取者广。 为史之不足取者多，为史料之可取者广。
（2）“关系史迹之文件” ） 关系史迹之文件”
三、怎样整理史料
●“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具伪。 ●“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具伪。” 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
●某书体例与时代不符的，可判为伪。 某书体例与时代不符的，可判为伪。
●“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 ●“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 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
三、怎样鉴别史料
史料以求真为尚，真之反面有二：一曰误， 史料以求真为尚，真之反面有二：一曰误，二曰 正误辨伪，是谓鉴别。 伪。正误辨伪，是谓鉴别。
1、正误的方法
反正法
“鉴别史料之误者或伪者，其最直接之法，则为举出 鉴别史料之误者或伪者，其最直接之法， 一极有力之反证。 一极有力之反证。” 春申君黄歇与上海历史的关系。 春申君黄歇与上海历史的关系。
二、怎样搜集史料
3、搜集史料的精神
“恒注意于常人所不注意之处，常人向来不 恒注意于常人所不注意之处， 认为史料者，吾偏从此间觅出可贵之史料。 认为史料者，吾偏从此间觅出可贵之史料。”
遗佚之史迹虽大半皆可遇而不可求， 遗佚之史迹虽大半皆可遇而不可求，但吾总 须随处留心，无孔不入，每有所遇，断不放过。 须随处留心，无孔不入，每有所遇，断不放过。
四、梁启超史料观综述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对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方法的启示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对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方法的启示一、本文概述《中国历史研究法》是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的一部重要著作，它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方法和路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为后世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本文旨在探讨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提出的历史研究方法对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方法的启示。
我们将首先概述《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主要内容和梁启超的历史研究观点，然后分析这些观点如何与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方法相结合，最后探讨这些启示对现代教育历史研究实践的意义。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强调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系统性和批判性。
他主张历史研究应以事实为基础，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分析和解释，同时要具备系统的历史观，将历史事件置于宏观的历史进程中考察。
梁启超还强调了历史研究的批判性，认为历史研究不仅要揭示历史的真相，还要对历史事件进行价值判断。
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与梁启超的观点相契合。
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注重实证研究，强调以事实为基础，运用科学方法进行数据分析。
现代教育历史研究也注重历史事件的系统性，将历史事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考察。
现代教育历史研究也关注历史事件的批判性分析，旨在揭示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和影响。
因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提出的历史研究方法对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通过对梁启超历史研究观点的分析和探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方法的内涵和特点，同时也能够为现代教育历史研究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借鉴。
二、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主要观点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不仅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更是对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梁启超在该书中明确提出了其关于历史研究的主要观点，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极高的指导意义。
梁启超强调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指导现实，他认为历史研究不是简单地记述过去，而是要通过对历史的深入分析和理解，为现实社会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历史研究读后感
很感谢老师推荐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作为一名专业知识相对薄弱的学生，这部鸿篇巨制让我读起来颇有难度，但是把上中下三册卷帙浩繁的著作粗略的浏览了一遍，确实让我收获颇多。
在此同时看了一些有关汤因比《历史研究》的期刊论文，并浏览了其另一本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可以说，汤氏的《历史研究》给我既已形成的“历史观”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在这其中，我对汤因比的“中国观”产生了比较强烈的研究兴趣，也一并作为读后感写出来。当然，仅仅凭借对两本书的阅读，很难对某一个人的某些“观念”做出实质性的定论或者评定，在这里我也仅是通过书中看到的一些东西来浅谈、同学指正。
历史研究读后感
1、梁启超对史德的重视和学史、治史的认真态度是十分值得后人学习的。在《史家的四长》一节里，他将史德摆在史学、史识、史才之前，并指出史家要有真正的史德要避免“夸大”、“附会”、“武断”的毛玻他认为“史家道德，应如鉴空衡平,，是甚么，照出来就是甚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把自己主观意见铲除净尽，把自己性格养成像镜子和天平一样。”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梁启超学史、治史总是秉着忠实的态度。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他认为历史和其它学科一样，是有因果规律可循的，但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里，他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修正，认为“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后人评这是他“流质善变”的表现，我认为，这正体现了梁启超对治史的严谨与认真，他是真真实实地做到“发现自己有错误时，便应当一刀两断的即刻割舍，万不可回护从前的工作。”他研究历史正如他自己对后人所期望的那样，不是为了一时的名誉，而是尽史家责任，为人类的发展做真实的具体的贡献，即使这种工作是漫长或者没有尽头的，也以一种负责的态度坚持到最后。
写到这里，感觉自己已经不知所云，真正的感到历史这么学科，并不是像某些“局外人士”看的那么简单。关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但是，要想透过历史事件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事件背后隐藏的本质，确实是要下很大的工夫，这就需要我们能够“坐得住冷板凳”。汤因比历时几十年完成巨著《历史研究》，他的这种持之以恒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
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姓名：刘东兴学号：201121010156专业：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梁启超先生乃戊戌变法的政治领袖、国学大师和中国史学大家。
读起书收获的不仅仅是历史的知识，还有透过书籍传达出的大师的风范。
梁先生讲坛之上熠熠的身影，娓娓道来的漫谈，仿佛真实的出现在我的面前。
《中国历史研究法》成书于1922年—1927年，是梁启超学术演讲的汇编。
包括中国历史研究法，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三个部分。
书中梁先生详细的为我们讲述了史的意义和范围，旧史学和新史学，史料的搜集和鉴别专题史如何做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使我真正的感觉到，似乎我不是在读书，而是在听梁启超先生循循善诱，不厌其烦的为我上课。
我是在和梁先生对话。
其实我在看之前是有很多疑问的，历史是什么？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怎样研究历史？开篇梁先生提出：“史者何？记录人类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随后在补编中进一步说：“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
”可见历史是在求真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发展赋予其新意义，以供现代人借鉴。
历史是否存在因果律呢？梁先生随后说到：“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
”（P126）历史现象可以确认为进化者有二：一、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
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
只有从这两点观察，我们说历史是进化，其余只好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
但只须这两点站得住脚，那么历史进化说也尽够成立了。
（P128）梁先生认为历史是进化的，是基于进化论看历史现象和历史的发展的。
我进一步要问历史发展到底是什么推动的？马克思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而英雄史观，则认为英雄人物创造了历史。
从_中国历史研究法_看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_姜南
大众文艺28摘要：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新史学”和“史界革命”的先行者。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他史学理论的代表作之一，在本书中梁启超对旧史学的六大批判、对史家修养的重视以及治史的多维视角深刻体现出他的新史学思想。
梁启超对新旧史学在理论和方法的思考对今日的历史研究依然具有十分积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梁启超；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
他学识渊博，著述丰厚，以多种姿态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他是戊戌变法期间的政治家，是同顽固派论战的宣传家，是积极鼓动亲身参与“诗界革命”和“小说革命”的文学家，他亦是倡导“新史学”、“史界革命”的史学家。
梁启超对于“新史学”、“史学革命”的呼吁可追溯到1901年和1902年，其时，梁分别发表了《中国史绪论》和《新史学》，斥责封建史学有四弊二病: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1。
他厘清新旧史学的界限，毅然站在新史学的崖端。
廿载过后，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从嫩芽萌生终至渐成体系。
1921年和1926年，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相继出炉，这两部书成为梁启超史学理论的代表作。
斯人已逝，然其著作犹在，故其思想不朽。
后人陈其泰称梁“以丰富的著述，代表了传统史学的终结和近代史学的开端”2，充分肯定了梁启超在史学方面的继往开来的卓越贡献。
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究竟面貌若何，通读《中国历史研究法》或可略知一二。
一、对旧史学的六大批判梁启超既然高举新史学的大旗，则必然攻击旧史学的营垒。
早在1902年的《新史学》中，梁启超就已经提出封建史学的四弊二病，在本书中，梁不吝笔墨，在对旧史学酣畅淋漓的嬉笑怒骂当中，对当年的观点加以丰富、扩展和延伸。
首先，从体例的编排来看，梁指出，旧史学的一大弊病是被肢解得支离破碎，体无完肤，不成体系，“恰如下等动物，寸寸断之，各自成体”3。
《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笔记1000字
《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笔记1000字我国传统史学有重视“考信”的传统，历史学者对于论述搜集和考证材料，需要“求真”。
而“求真”即实事求是的精神。
求得史实的准确是史学发展的前提。
记得有一次去听周伟洲先生的讲座。
他所讲得在我脑海中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学历史者必求真。
最近读了梁启超先生的>中地五章深有感悟。
书的主要内容分为两部分。
一是搜集史料之法；一是鉴别史料之法。
关于搜集史料之法，总的来说用梁启超先生的话就是“运独到之史实以批判之耳，旧籍具在，搜之不难，在治史者之如何去取耳”，那么鉴别史料之法就是“正误和辩伪”。
先说一说梁启超先生对鉴别史料之法的具体方法吧。
根据我自己对先生方法的总结那就是搜集具体的、现存的、直接的史料或搜集旁有资料，，在通过这个资料去得到所需的资料。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着两种方法都需要积少成多，有敏锐的感觉且需耐烦。
再说一说我自己的看法吧。
首先梁启超先生的这种搜集方法让我非常佩服，但同时也心有疑惑，如果一种史料缺失或缺略之事实，需要博收旁证，从一些史实之侧面去论证，那么这个旁证我要怎样着手搜集？从哪一类书哪一个方面？若没有目标，做这件事是很浪费时间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某一本书看到这类问题的史料，那这个史料就是正确的吗？当然，先生所介绍的方法给我这个初学者留下了很大的启迪。
那么关于鉴别史料之法，梁启超先生的有一句话说得很有理：“史料以求真为善。
真之反面有二：一曰误，二曰伪。
正误辩伪，是谓鉴别。
”然辩伪又分为辩伪书和辩伪事。
梁启超先生先是介绍了为什么会出现“误”和“伪”的原因，然后再说了解决的办法。
解决的办法有很多，初看觉得很烦躁，但细细品位，觉得有味，不得不佩服和感谢梁启超先生。
那么，我在想是否可以用搜集史料的方法如积少成多，从正面辩伪、正、误或从侧面来证明史料是否正确，那是否又牵扯到我刚刚的疑问呢？书中除了研究搜集历史之法和辨别历史之法，我还特别注意到梁启超先生的一句话：“吾以为善治学者，不应以问题之大小而起差别观，问题有大小，研究一问题之精神无大小，学以求真而已，大固当真，小亦当真。
从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看其史料观
Open 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 历史学研究, 2017, 5(3), 32-36Published Online July 2017 in Hans. /journal/ojhshttps:///10.12677/ojhs.2017.53005Research on Liang Qichao’s Historical DataView According to Methodology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Ziying Wang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Received: Sep. 8th, 2017; accepted: Sep. 22nd, 2017; published: Sep. 27th, 2017AbstractLiang Qichao is one of famous Chinese historians in modern China; he was not only devoted to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research, but he began to discuss and analyze the theory in the aspect of history in the early years and wrote a lot of the works of history theory. Liang Qichao’s historical view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storical theory and runs through the whole theory system. Methodology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which he taught at Nankai University in 1921 is his representative work in historical view. On the basis of predecessor’s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related works of Liang Qichao, later evaluation and researching works, the article associated with Methodology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attempts to analyze historical background, main features and influ-ence on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of today and reveals Liang Qichao’s uniqueness of insights about definition of historical date, historical date’s colle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realistically reflects and summarizes the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Liang Qichao’s historical view.KeywordsQichao Liang, Methodology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Historical Data View从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看其史料观王紫颖中原工学院，河南郑州收稿日期：2017年9月8日；录用日期：2017年9月22日；发布日期：2017年9月27日摘要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史学家之一，他本人不仅致力于具体的历史研究，而且在史学理论方面很早就王紫颖开始进行探讨分析，写出了大批关于史学理论的著作。
益以新知——_重读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
益以新知—— 重读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 常利兵1921年秋天，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演讲，深入阐述了他对于历史研究的基本史学观念及方法论问题的见解。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一部在其讲义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史学理论专著，对史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不失学术价值。
在笔者看来，不断深入发掘和探究梁启超在这一经典之作中的史学思想和理论方法，对于进一步提升、建构和完善中国史学自身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也许有人认为，梁启超的进化史观早已不合时宜了，而笔者认为，这一历史观至今仍有重要价值，反映出了梁启超面对所处时代和周遭问题时产生的深邃思考，彰显出了一代史学大师的思想造诣和理性关怀。
在此，谨以梁启超在书中关于“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的一些补正内容加以说明。
首先，他对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的效用提出了质疑，并加以修正。
梁启超指出，运用归纳法整理史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若想只用归纳法就知道“历史其物”则几乎不可能。
归纳法重在求“共相”，也就是“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
”梁启超认为，此方法运用到史学中，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天下古今，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而且史迹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映，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又绝不“从同”，所以史家的工作务求“不共相”，否则便是将“史的精魂剥夺净尽”了。
其次，他对史学研究中的因果律也提出了批评。
治史的人为使“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发明“史中因果”，但是历史为“文化现象复写品，何必把自然科学所用的工具扯来装自己的门面？非惟不必，抑且不可。
”不然就会落入“自乱法相”“进退失据”的境地。
在梁启超看来，历史现象中最多只能说是“互缘”，而不能说“因果”，即“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连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
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
”因此，做历史研究的人要能看出历史的“动相”和“不共相”，若是只停留在寻求“共相”的因果律上，“那可糟了”。
读书报告《中国历史研究法》
读书报告《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篇：读书报告《中国历史研究法》读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机缘巧合之下我读到了钱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原本是想要买老师推荐的梁启超的同名书籍，却因大意拿到了钱先生的作品，想到正要好好学习钱先生另一大作《国史大纲》，自然也认真的读起来，以期能对其治史思想有进一步的了解。
作者简介：钱先生，江苏无锡人，讳穆，字宾四，原讳恩嵘，民国元年更名。
虽出生书香世家，但因父亲早逝而被迫辍学，但天生聪颖好学，自学成才。
从1912年起，先后历小学、中学和大学任教，并从事历史研究，在史学上独树一帜，成为一代史学名家。
书籍介绍与自我理解：《中国历史研究法》有钱先生在香港的八次演讲汇集而成，全书分为通史、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中国文化八个部分的研究方法分别进行讲述。
并对历史教育的流行误解做了叙述。
而在序言中也说道：“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这也透露出研究历史的最根本要求——所做论断要讲求证据，要有史料为证，做一个有责任的治史人。
书中自是处处强调研究历史应有的责任心。
而当中所讲的历史研究的方法也令我受益匪浅。
在“如何研究中国通史”中指出“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
”“我们要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
”读到此处，特殊性自然不用解释也能明白，各国历史正因为各具特点，各有特殊性才有了国别史之分，也突然意识到纵使春秋战国、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局面呈分裂之势却依然算是中国的历史，不就是因为各国本质上是相同的吗！变异性则是历史发展中的重要特点，书中也说道：“其实历史本身即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
”“而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在其变上。
”同样的，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也重点提到的一点就是研究哲学要“明变”，即是知道古今四项沿革变迁的线索，这种统一严格的线索非有哲学史，不能明确写出来。
可见，观其变才能看出历史的发展变化之来始及去向。
讲到哲学，我忽而想到研究历史可否讲哲学思想与方法运用到其中呢？从后文的讲解和举例中也能看见历史研究中能用哲学方法的地方。
《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笔记
《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笔记我国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先生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所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我国最早的具有史学概论性质的著作，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具有很大影响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专著。
拜读完此书，为梁启超先生渊博的知识所深深地折服，对史学的概念有了大体的了解。
第一章史的意义及其范围何为历史，何为历史学，这是我们不曾考虑过的问题，直到《史学概论》这门课程的出现。
然后梁公告诉我们：“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首先，历史是人类全体或其大多数人创造的，而不是个人所为，所以它的性质是社会的而非单独的；复次，人类社会的活动必须是连续不断的，因为社会是螺旋形的向上发展的；再次“凡活动，以能活动者为体，以所活动者为相”，所以凡是能活动的事项，能使人类的情感、理智、意志产生的事项都是历史的范围；再次，社会活动成就的取得全社会人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既包括重要的英雄式人物的作用，也包括小市民的作用，而且活动之间因果关系是特别不容忽视的。
最后，现在史家做史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为统治者服务，而是使国民知道现在的生活与过去的、未来的生活之间的休戚关系，从过去的生活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现世后世所用。
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通过这章，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就会有整体的印象。
诗歌、《易》、《诗经》是史的最初体裁。
中国的各种学问中，史学最发达，这和史官建置沿革之早与职责之崇是分不开。
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他做《史记》开创纪传体。
“《史记》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八书详记政制，蜕行于《尚书》，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
其世家、列传，既宗雅记，亦采锁语，则《国语》之遗规也。
”断代为史，始于班固的《汉书》。
与纪传体并峙者为编年体，陆贾之《楚汉春秋》、荀悦《汉纪》（现存新编年体之第一部书）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
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纪事本末体。
政书有《通鉴》、《通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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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述史料与治史
姓名：袁荣
学号：200910943
课程：中外史学经典名著研究指导老师：陈锋
提要：历史学是建立在史料学基础之上的, 史料的收集、整理、鉴别对史学研究至关重要，同时史学工作者本身所具备的素养也是治史所必备的条件。
本文结合梁启超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提之观点, 对史料、治史和史学工作者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简要论述。
关键词：史料治史
历史必须建立在史实之上, 而历史现象又一去不复返, 因此历史研究的特点和难点就在它只能透过残缺不全或与事实真相有一定距离的史料去再现和认识过去。
所以, 一切能反映历史现象之史料,对史学工作者都是极为宝贵和有价值的资料。
但随着朝代更替、时光流逝, 许多史料都已散失, 而且历史上有意隐匿、篡改史实之事也不为罕见。
因此, 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 最重要、最困难的工作便是史料的收集、整理和鉴别。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一九二一年梁启超先生在南开大学的讲义, 后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这是一部近代史学转型的名著, 也是史学工作者所必读的书目。
书中对史料和史料的搜集、鉴别都有着系统的论述。
梁启超先生认为过去人类思想行为所留之痕迹, 有证据传留至今者均可视为史料。
可见, 他对史料的理解比传统史家更为宽泛。
同时他还把史料分为文字记录者( 包括旧史、关系史迹之文件、史部以外之群籍、类书及古逸书辑本、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金石及其他镂文、外国著述) 和在文字记录以外者( 包括现存之实迹及口碑、实迹之部分存留者、已湮之史迹、其全部意外发现者、原物之保存或再现者、实物之模型及图影) 两类。
史学工作者要研究某一历史现象、历史事件, 首先须将与此有关的史料搜集起来, 然后通过鉴别、分析方能得出结论。
根据搜集的途径不同, 史料可分为直观史料与间接史料, 所谓直观史料即在古书、旧史中均有记载, 无须特别搜集。
这类史料虽然容易查找, 但其所载史料往往是孤立、分散的, 单独看每一件事, 看不出什么道理, 如将同类事件汇集起来, 比而观之, 则会有新的发现。
梁启超在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情况时, 就分别将《左传》、《国语》、《逸周书》、《汉书 理志》、《水经注》和其他散见各书中所述已亡之国相关史料汇而录之, 通过对所搜集史料的整理、分析得出, 其中最稠密之处的山东、河南、湖北, 有今之一县而跨有古三、四国之境。
后将史料绘之以表, 则古代社会
与今日之迥殊, 则可见矣。
这种研究方法的特点就是要经常留意别人所不注意之处, 要有常人不认为是史料, 而我偏要从中觅出可贵之史料的精神。
如果采用这种方法, 首先应该有敏锐的感觉, 对每一件事情, 都要以奇异的眼光去对待。
其次须要耐心, 因为这种方法往往所劳甚多, 所获甚简。
间接史料是不能直接从史书记载中查阅得到或旧史中全然失载、缺略的史实。
这便需要博搜旁证, 同时将相关史料进行联络、排比, 方可观其原委, 辨明真相。
梁启超先生欲计算某时代中国人口的数量, 但我国素无统计, 各史《食货志》及《文献通考》等书虽间有记载, 但断断续续, 不能各时代俱有。
于是他试将各史《本纪》及《食货志》所记作为假定, 益以各《地理志》中所分记各地方户口之数, 再益以方志专书, 悉汇录而勘比之。
又将各时代正史、各杂史、笔记中无论文牍及谈话, 凡有涉及人口数目者, 一一抄录无遗。
又将各时代征兵制度、户籍制度一一研究, 而与其时所得兵数、租税相推算。
经过如此推算他认为至少能于一二时代中之一二地方的有较近似之资料, 然后以此为基本与他时代、他地方求相当之比例, 则于历史上人口之智识, 必有近于今日之数。
所以他认为, 史料全绝之事, 吾敢信其必无, 不过所遗留者或多或寡, 搜集直或难或易耳。
梁启超还针对正史中记载匮乏的一些事件和人物言行史料之搜集、利用, 提出王国维先生在三千年之后能对《诗经》、《史记》、《竹书纪年》中所记寥寥数语的周宣王伐猃狁之役, 利用人人皆所见之史料, 能将其将帅、战线、战况详细考出, 历历如绘。
他认为, 这并没有其他谬巧, 只不过爬罗搜剔之术操之较熟耳。
而对于一些明明现存于古籍中的资料, 如果不经学者苦心搜集, 则一般人是不会觉察的。
所以史料之搜集须随处留心, 无孔不入, 每有所遇, 断不可放过。
同时还须治史者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广博的历史知识。
史料搜集好之后, 首先应进行鉴别。
正如梁启超所言, 史料为史之细胞, 史料不具或不确, 则无复史可言, 更何谈治史。
所以史料的鉴定对史学工作者是极其重要的。
鉴别史料首先须树立正确的观念, 用客观的态度、怀疑的眼光去审视史料, 不为传统的思想及自己个人的成见所敝, 只有这样才能发现问题、研究问题, 而
后方能有新的发现。
通常人们认为最先、最近的史料是最可信的, 这固然是一般原则, 但也有特例。
如, 明末大探险家、地理学者徐霞客死后, 他的挚友曾在其墓志中记述徐霞客到过西藏,但《霞客游记》却载徐霞客虽有游藏之志, 但因病未至, 从丽江折回, 第二年便去世了。
由次可见若过信这一原则, 有时亦可以陷于大误。
鉴别史料还需有持之以恒的求真精神, 无论问题大小, 只要一入手就必须郑重忠实以赴。
梁启超在为玄奘作年谱时, 曾因其何年首途留学而费三日之功, 查阅大量相关史料, 方得定论。
所以他认为, 善治史者不应以问题大小而起差别。
同时, 梁启超还在吸收乾嘉学派考证方法的基础上, 提出了鉴别伪书的十二条标准和鉴别伪事的七条标准, 这对史学工作者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在强调史料对于历史研究重要性的同时, 梁启超还继承和发展了唐代学者刘知己及清代学者章学诚的思想主张, 对史学工作者提出应当德、学、识、才四长兼备的要求。
在“四长”中他突出了史德的重要性。
在梁启超看来, 史家最基本的道德莫过于忠实, 因为只有用纯客观的态度, 在丝毫不参以自己意见的同时所叙述的史迹才是最能反映历史本来面貌的。
关于史学，梁启超认为历史范围极广, 凡过去人类活动的记载都是历史, 学者精力有限, 不可能博通一切, 所以他主张治史者须先有一种觉悟, 即“贵专精不贵杂博”。
先集中精力钻研一门, 学有所得之后在旁及其他。
而且只有平日勤于抄录, 逐类搜求, 日积月累方能达到“专精”之境界。
“史识”是指治史者的观察能力, 要做到旁人所不能观察的, 我可以观察出来, 这是史学工作者治史所需的基本条件。
“史才”是指写文章的技能, 包括如何剪裁史料、如何组织内容, 以及如何使文章简洁、生动、富于文采。
对史学研究者应具备的才能, 梁启超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意见。
作为史学工作者不仅应该学会如何搜集史料,怎样鉴别史料, 而且要注意不断提高自己的学识和才力, 并且使两者更好的结合起来, 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拓宽领域, 使历史研究工作有更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