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略述史料与治史

姓名：袁荣

学号：200910943

课程：中外史学经典名著研究指导老师：陈锋

提要：历史学是建立在史料学基础之上的, 史料的收集、整理、鉴别对史学研究至关重要，同时史学工作者本身所具备的素养也是治史所必备的条件。本文结合梁启超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提之观点, 对史料、治史和史学工作者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简要论述。

关键词：史料治史

历史必须建立在史实之上, 而历史现象又一去不复返, 因此历史研究的特点和难点就在它只能透过残缺不全或与事实真相有一定距离的史料去再现和认识过去。所以, 一切能反映历史现象之史料,对史学工作者都是极为宝贵和有价值的资料。但随着朝代更替、时光流逝, 许多史料都已散失, 而且历史上有意隐匿、篡改史实之事也不为罕见。因此, 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 最重要、最困难的工作便是史料的收集、整理和鉴别。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一九二一年梁启超先生在南开大学的讲义, 后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这是一部近代史学转型的名著, 也是史学工作者所必读的书目。书中对史料和史料的搜集、鉴别都有着系统的论述。梁启超先生认为过去人类思想行为所留之痕迹, 有证据传留至今者均可视为史料。可见, 他对史料的理解比传统史家更为宽泛。同时他还把史料分为文字记录者( 包括旧史、关系史迹之文件、史部以外之群籍、类书及古逸书辑本、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金石及其他镂文、外国著述) 和在文字记录以外者( 包括现存之实迹及口碑、实迹之部分存留者、已湮之史迹、其全部意外发现者、原物之保存或再现者、实物之模型及图影) 两类。

史学工作者要研究某一历史现象、历史事件, 首先须将与此有关的史料搜集起来, 然后通过鉴别、分析方能得出结论。根据搜集的途径不同, 史料可分为直观史料与间接史料, 所谓直观史料即在古书、旧史中均有记载, 无须特别搜集。这类史料虽然容易查找, 但其所载史料往往是孤立、分散的, 单独看每一件事, 看不出什么道理, 如将同类事件汇集起来, 比而观之, 则会有新的发现。

梁启超在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情况时, 就分别将《左传》、《国语》、《逸周书》、《汉书 理志》、《水经注》和其他散见各书中所述已亡之国相关史料汇而录之, 通过对所搜集史料的整理、分析得出, 其中最稠密之处的山东、河南、湖北, 有今之一县而跨有古三、四国之境。后将史料绘之以表, 则古代社会

与今日之迥殊, 则可见矣。

这种研究方法的特点就是要经常留意别人所不注意之处, 要有常人不认为是史料, 而我偏要从中觅出可贵之史料的精神。如果采用这种方法, 首先应该有敏锐的感觉, 对每一件事情, 都要以奇异的眼光去对待。其次须要耐心, 因为这种方法往往所劳甚多, 所获甚简。

间接史料是不能直接从史书记载中查阅得到或旧史中全然失载、缺略的史实。这便需要博搜旁证, 同时将相关史料进行联络、排比, 方可观其原委, 辨明真相。梁启超先生欲计算某时代中国人口的数量, 但我国素无统计, 各史《食货志》及《文献通考》等书虽间有记载, 但断断续续, 不能各时代俱有。于是他试将各史《本纪》及《食货志》所记作为假定, 益以各《地理志》中所分记各地方户口之数, 再益以方志专书, 悉汇录而勘比之。又将各时代正史、各杂史、笔记中无论文牍及谈话, 凡有涉及人口数目者, 一一抄录无遗。又将各时代征兵制度、户籍制度一一研究, 而与其时所得兵数、租税相推算。经过如此推算他认为至少能于一二时代中之一二地方的有较近似之资料, 然后以此为基本与他时代、他地方求相当之比例, 则于历史上人口之智识, 必有近于今日之数。所以他认为, 史料全绝之事, 吾敢信其必无, 不过所遗留者或多或寡, 搜集直或难或易耳。

梁启超还针对正史中记载匮乏的一些事件和人物言行史料之搜集、利用, 提出王国维先生在三千年之后能对《诗经》、《史记》、《竹书纪年》中所记寥寥数语的周宣王伐猃狁之役, 利用人人皆所见之史料, 能将其将帅、战线、战况详细考出, 历历如绘。

他认为, 这并没有其他谬巧, 只不过爬罗搜剔之术操之较熟耳。而对于一些明明现存于古籍中的资料, 如果不经学者苦心搜集, 则一般人是不会觉察的。所以史料之搜集须随处留心, 无孔不入, 每有所遇, 断不可放过。同时还须治史者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广博的历史知识。史料搜集好之后, 首先应进行鉴别。正如梁启超所言, 史料为史之细胞, 史料不具或不确, 则无复史可言, 更何谈治史。所以史料的鉴定对史学工作者是极其重要的。

鉴别史料首先须树立正确的观念, 用客观的态度、怀疑的眼光去审视史料, 不为传统的思想及自己个人的成见所敝, 只有这样才能发现问题、研究问题, 而

后方能有新的发现。通常人们认为最先、最近的史料是最可信的, 这固然是一般原则, 但也有特例。如, 明末大探险家、地理学者徐霞客死后, 他的挚友曾在其墓志中记述徐霞客到过西藏,但《霞客游记》却载徐霞客虽有游藏之志, 但因病未至, 从丽江折回, 第二年便去世了。由次可见若过信这一原则, 有时亦可以陷于大误。

鉴别史料还需有持之以恒的求真精神, 无论问题大小, 只要一入手就必须郑重忠实以赴。梁启超在为玄奘作年谱时, 曾因其何年首途留学而费三日之功, 查阅大量相关史料, 方得定论。所以他认为, 善治史者不应以问题大小而起差别。同时, 梁启超还在吸收乾嘉学派考证方法的基础上, 提出了鉴别伪书的十二条标准和鉴别伪事的七条标准, 这对史学工作者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在强调史料对于历史研究重要性的同时, 梁启超还继承和发展了唐代学者刘知己及清代学者章学诚的思想主张, 对史学工作者提出应当德、学、识、才四长兼备的要求。在“四长”中他突出了史德的重要性。在梁启超看来, 史家最基本的道德莫过于忠实, 因为只有用纯客观的态度, 在丝毫不参以自己意见的同时所叙述的史迹才是最能反映历史本来面貌的。

关于史学，梁启超认为历史范围极广, 凡过去人类活动的记载都是历史, 学者精力有限, 不可能博通一切, 所以他主张治史者须先有一种觉悟, 即“贵专精不贵杂博”。先集中精力钻研一门, 学有所得之后在旁及其他。而且只有平日勤于抄录, 逐类搜求, 日积月累方能达到“专精”之境界。“史识”是指治史者的观察能力, 要做到旁人所不能观察的, 我可以观察出来, 这是史学工作者治史所需的基本条件。“史才”是指写文章的技能, 包括如何剪裁史料、如何组织内容, 以及如何使文章简洁、生动、富于文采。对史学研究者应具备的才能, 梁启超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意见。

作为史学工作者不仅应该学会如何搜集史料,怎样鉴别史料, 而且要注意不断提高自己的学识和才力, 并且使两者更好的结合起来, 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拓宽领域, 使历史研究工作有更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