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与亚当·斯密分工说之比较
《现代管理学》复习提纲
《现代管理学》复习提纲(1)第一章导论一. 单选1.管理必须做好人的工作，这是决定管理工作成败的关键。
（书P9倒数第5行。
）2.有组织就有管理，因为组织的存在需要协调内部成员的活动。
（书P10第三段第2行。
）3.科学管理是充分发挥生产力作用的前提。
（书P11倒数第6行。
）二.多选1.史前人类社会管理的特点---有五点。
（书P4）2.原始民主的管理制度的表现---有两点。
（书P4第三段第2行。
）3.前资本主义各社会阶段的国家管理特点---有四点。
（书P5倒数第3行。
）4.现代管理的基本特征是---有六点。
（书P8倒数第二段开始。
）5.现代管理学具有的新的特点---有四点。
（书P17）6.现代管理学的内容---有五点。
（书P18倒数第6行。
）7.学习现代管理学的具体方法---有五种。
（书P26）三.简答1.现代管理的基本特征是---有六点。
（书P8倒数第二段开始。
）2.法制化管理的表现---有四点。
（书P9第三段。
）3.管理贯穿于生产力的具体结构中，是社会生产力实现不可缺少的要素。
（书P11倒数第12行。
）4.管理创造出新的生产力。
（书P12第11行。
）5.管理学是一门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相统一的学科。
（书P15第二段。
）6.学习现代管理学的意义。
（书P20）四.论述1.现代管理的基本特征是---有六点。
（书P8倒数第二段开始。
）2.管理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书P10）3.学习现代管理学的途径。
（书P22）第二章管理学的形成和发展一.多选1.早期行为时期的主要变化---四点。
（书P48第三段第3行。
）2.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
（书P49第二段。
）3.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大的学派：管理过程学派，经验主义学派，人群行为学派，社会系统学，决策理论学派，数量学派。
（书P51倒数第11行。
）4.权变理论可从六方面加以考察：组织规模，组织中人员相互关系和影响程度，组织成员的技巧、能力、志向、兴趣及个人性格，目标的一致性，决策层次的高低，组织目标的实现程度。
先秦诸子学说比较
先秦诸子学说比较先秦诸子是指在先秦时期，出现的各种思想体系和学派，其中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等。
这些思想体系对中国哲学、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对先秦诸子学说进行比较分析，以加深对这些学说的理解。
一、儒家学说儒家学说以儒家学派为主体，由孔子、孟子、荀子等人的言论构成。
孔子的思想主张“仁为本”，认为仁是一种爱人之心，并且应该在政治、教育、礼仪、社会秩序等方面得到体现。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并且应该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推崇“仁政”。
荀子则强调“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而通过教育和制度可以控制人。
二、道家学说道家学说的核心思想是以道为主，由老子和庄子等人主张。
老子认为道是宇宙和世界万物的本源，人应该顺应自然，以达到和谐、超越、坦然的境界。
庄子则认为世界是“无为而治”的，主张顺其自然，推崇自由、无为、乐观的态度。
三、墨家学说墨家学说以墨子为代表，主张“兼爱”和“非攻”。
墨子认为人尽可以关爱他人，而“兼爱”即“相互关爱”，并反对战争和使人苦恼的敌对行为。
同时，墨子也强调的是技术发展，即人应该通过技术和工具来改善生产力，提高生活水平。
四、法家学说法家学说以韩非子和李斯为代表，主张以法治国。
法家认为人性本恶，并且人民需要强有力的法律约束来维护社会秩序。
法家也提出了“法不责百官，长不制百姓”的政治原则，强调政治权力的重要性。
五、阴阳家学说阴阳家学说以易经为核心，主张以阴阳相生相克的法则来观察和控制自然和人类行为。
阴阳家也讲述了契合天地神理和宇宙伦理的道德、政治、军事行动、社会活动和医疗卫生应用的规律。
六、名家学说名家学说以公元前3世纪末到公元前2世纪前期的荀况、韩非、杨朱等人为代表。
名家强调个人价值和人性观念。
他们认为人性本恶，但可以通过学习和改造使之程度上放射光芒。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六大学派各有其核心思想和特点。
儒家、道家、墨家主要强调个人的修养，而法家、阴阳家和名家则注重政治组织和社会秩序的构建。
从经济人本性谈中国经济的和谐发展——孔子、司马迁和斯密经济思想之比较
２０ 第 ４ ０６ 期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总第 ８ 期 ６
从经济人本性谈 中国经济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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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 司马 迁和斯 密经济思想之 比较
肖 辉 长春 １０ １ ） ３务系， 吉林
［ 摘要 ］ 就经济思想的选择 ， 应结合亚当 ・ 斯密开放、 自由和全球化的学说 ， 就经济人本性、 政府经济政策 的运用和 自由和谐经济理论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 来比较研 究孔子和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在 阐述只有充分尊 旨
重经济人本性 ， 因势利导， 合理运用经济政策， 才能促进经济和谐地发展 。
［ 关键词 ］经济人本性 ； 中国经济； 经济思想 ［ 中图分类号 ］Ｆ ２． Ｉ０ ４ ［ 文献标识码 ］Ａ
近段时间来 ， 关于英国前首相撤切尔夫人放言 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的消息到处可见 ， ：因 她说 “ 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 自己的权力 ， 进而削 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 ‘ 传染性 ’ 的学说。 今天中国 出 口的是 电视 机 ， 不是思 想观 念 。 而 ” 中国真的没有 自己的折服世人的思想观念， 只 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世界工厂么？ 本文将结合 ‘ 西方经济学之 ’ 亚当 ・ 斯密开放、 自由和全球化的学说 ， 就经济人本性、 政府经济政策 的运用和 自由和谐经济理论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 来 研究先人孔子和司马迁 的经济思想。读者会发现 ， 很多西方经济思想 ， 在我们 中国古 已有之， 只是没有 受到重视或被曲解 ， 未被发扬光大。中国这样一个 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 口的泱泱大国， 在经济飞速发 展的过程中， 必须形成 自己的经济思想体系。我们 不仅要输 出商品， 也要把先人的思想发扬光大 ， 在世 界 文明史上再 创辉 煌 。 第一、 关于经济人的本性 关于经济人（ 即西方经济学定义的理 ｌ ） 生 的本 人 性是利 己还是利他 ， １７ 年出版的《 在 ７６ 国富论》 中， 斯密指出， 经济生活的参与者倾向于追求他们的个 人利益。商人追求利润 ： 们每天所需要 的食物和 ‘ 我 饮料 ， 不是出 自 屠户 、 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 ， 而是 出自 他们 自利的打算。 ” 斯密认为 ， 经济人的本性是利 己。对个人利益 的追求在竞争机制下不知不觉会实现公共利益 ， 最 终实现利他 。而在这个过程中 ，看 不见的 ’ ‘ 的作
中西方人性观区别
中国跟西方人性观的异同——指导老师：高春华摘要：人性，已经是人类讨论的永恒的话题。
虽然依旧各执己见，但综合古今中外各家所长，透过他们的论述，我们放佛可以窥见人性的一些端倪——中西方的人性学说大致相同，但他们的主流却是不同的。
关键词：人性、东西方、善、恶、人性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英国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说过：“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的有些关系，任何科学，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有多远，他们总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
”因此，作为一个人，思考人性这个问题，是与生俱来，与身同在的问题。
我们只有了解了人性，才能对以后生活方方面面问题，有更深入的分析与了解。
中国关于人性的理论主要有：性善论、性恶论、信无善无恶论、信有善有恶论、三品论。
中国古代、现代，关于人性的主流依然是性善论。
1、性善论。
孔子在《论语·阳货》里曾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他对人性的基本设定是人的本性普遍切近，习养造成了千差万别。
虽没有明确的指出人性本善，但从其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性本善的方面还是占很大一部分。
孟子却直言不讳的提出了人性本善论，在他认为，人性中，天生充满了仁、义、智、礼等。
以至于儒家的启蒙教育经典《三字经》的开编就讲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的人性本善论的观点。
2、性恶论。
儒家的第三个代表荀子曾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荀子认为，人天性本恶，是后天的培养才使恶变善。
但是，善只能附着在本性之上，而不能取代本性。
他的本恶论，对后世的法家影响很大。
3、无善无恶论。
战国时期的告子认为，“生之谓性”，“食色，性也”。
人性和水一样，“水无分于东西”，性也“无分于善不善”。
从告子的言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所信奉的人性并没有本善与本恶，就犹如水无分于东西一样，全看后天的引导。
后天的环境影响在人性的善恶论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4、有善有恶论。
西汉的扬雄是汉代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法言》中提出了“人之性也善恶混”的人性论思想。
中西方行政伦理建设差异比较
中西方行政伦理建设差异比较一、中西方传统核心观念的分析中国和西方由于历史传统、地域、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差异，而对人的本性的假定存在差异。
西方认为人之初性本恶，而中国认为人之初性本善。
另外，在服务对象上也存在差异。
很多中国行政官员由于受传统等级观念的影响存在着为政府服务的意识。
而西方由于传统契约论思想深入人心，为公众服务观念为雇员所接受。
（一）中西方人性假设分析“三字经”在中国可谓童叟皆知。
其中的“人之初，性本善。
”可谓对人性为善的认定。
在中国古代第一个提出了系统的人性善理论的是战国时的孟子。
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
就是说“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是人生而就有的，是与生俱来的本性。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注：陈器之《孟子通译》，湖南大学出版社198 9年，第154页。
）性善论是孟子整个学说的理论基础。
儒家也有少数性恶论者，如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荀子就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注：邓汉卿《荀子译评》，岳麓书社1993年，第499页。
）不过他的性恶论是等级制的性恶论，所以仍然是不彻底的。
从总体来看，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是以人性本善为主流的。
时至今日，我们对人性的估计也受传统影响，存在道德人这种片面人性认识，对人的自觉性期望很高。
西方文化传统中对人性的认识与中国传统文化明显不同，西方文化对人性的认识基本上是性恶论的。
西方基督教文化一直把人看作是有“原罪”的人，人甚至是由于“罪恶”才出生的，人有与生俱来的罪恶本能，所以对人性具有恶的一面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警觉。
这种性恶论我们称之为“经济人”，其叫法源于古典政治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
在他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都是从利己主义本性出发来论证“经济人”的。
他认为“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
”（注：［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01-102页。
）“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2015管理学原理判断说明题专项复习资料
2015管理学原理判断说明题专项复习资料第一章管理与管理学1.（P35）管理产生于欲望无限性和资源有限性之间矛盾的协调。
（√）2.(P38)彼得.德鲁克认为：管理就是决策。
（×）赫伯特.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
3.（P39）管理学研究的是一般管理，往往以工商企业这种经济组织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4.（P40）管理要以人为中心，管理者要创造相应的环境、条件，以个人自我管理为基础。
（√）5.（P43）基层管理者所关心的主要是具体的战术性工作。
（√）6.（P44）人际技能对于高层管理者比较重要，对于中低层管理者不太重要。
（×）人际技能对于高、中、基层管理者的重要性大体相同。
7.（P46）所有组织不是需要“成功的管理者”，就是需要“有效的管理者”。
(×)在组织中不能简单地讲是需要“成功的管理者”还是“有效的管理者”。
两类管理者各有其重要作用。
第二章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1.（P53）在人类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四大文明古国的灿烂文化对管理活动有重大的贡献。
（√）2.（P53）没有有效的管理，古埃及金字塔也可以完成。
（×）没有有效的管理，古埃及金字塔是不可能完成的。
3.（P55）荀子强调“财政乃国家经济之本”。
（×）范蠡强调“财政乃国家经济之本”。
4.（P58）泰勒认为，第一流工人指的是超人。
（×）泰勒认为，第一流工人指的是适合于所干工作而又有进取心的工人。
5.（P60）法约尔认为，整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总和。
（√）6.（P70）经验主义学派认为要通过研究尽量多个组织或管理人员的实践经验来分析管理。
（×）经验主义学派认为要通过研究一个组织或管理人员的实践经验来分析管理。
7.（P71）经理角色学派认为经理工作并不等于全部管理工作。
（√）8.（P72）再造理论对管理学最突出的贡献是彻底改变了两百年来遵循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思想能够提高效率的观念。
法家与儒家政治思想的比较
法家政治思想的特点何谓"法家" 中国古代社会"法"与"刑"不分,孔子"德主刑辅",荀子的"治之经,礼与刑",以及当时社会的"刑不上大夫"等等,都是"法"与"刑"不分,而在"法家"理论中,"法"的真正含意是"刑",因此,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家"与其叫"法家",不如叫"刑家";特别中国古代社会的所谓的"以法治国"的思想,并不是现代意义上"法制"理论,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家"与其说是"以法治国",不如说是"以刑治国",这种"以刑治国"的理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和独裁理论;他是为封建专制帝王服务的,但是对于中国广大民众来说是则是一种残暴的统治理论;法家的派别,其形成不同于儒、墨,有些近似于道家;它不是由一个宗师培养出来的统一学派,然后又分化成若干分支流派;而法家的师承关系并不那么直接、明显,如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但不是受业于法家,而是荀子的弟子;虽然如此,法家,还是战国时期、最有影响、成就最大的一个学派;从时间上看,它贯通整个战国年代,从空间上看,它活跃在七雄并立的各国舞台上;战国时期的法家,依其生活的年代,可以分为前期法家和后期法家;前期法家以李惺、商鞅、慎到、申不害为代表,后期法家以韩非为代表;据载,李俚在魏国变法,着有法经,后商鞅携此书去秦国,作为改革的重要依据;此书已佚,在前期法家中,商鞅重于刑治,申不害重于术治,慎到重于势治;这也是法家中影响重大的几派学说;韩非是法家中的集大成者,在继承前期法家思想阶前提下,创立了刑术势兼用的政治理论;法家学说的一般特点主要有以下四点：１、强调以刑治国是法家学说的核心,严刑重罚,使人们不敢犯法,令行禁止,信赏必罚,达到"严而少恩"的地步;法家强调"刑治"与儒家强调"仁政"是不同的,儒家的"仁政"是用来对统治者进行约束的,而法家所谓"法治"则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两者的目的不同的;２、绝对尊君,强化独裁;先秦备学派对君主的态度,儒、墨、法有共同点,都强调尊君,都维护专制制度;但又有不同,儒家的尊君是有条件的,即"从道不从君",君与道比较,道高于君,也就是政治理想和原则比君更重要,行道是尊君的前提;因而,孔子主张："道不同,不相为谋","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出仕当官是为了行道,而不只是为了荣华富贵;"邦无道,富且贵,耻也;"墨子主张"尚同",天下臣民一同于君主,是君之所是,非君之所非,君主的好恶就是是非的己标准;但他在"天志"中,还主张天子与各级官吏应是民选的,会参考"民意"；又提出"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兄弟孝慈,"强调的是君民上下的各自人格和相互关系;道家不否定君主,但不主张专制,特别是庄子倡绝对自由,敌视君主与专制;先秦诸子,影响重大的学派,唯有法家把君主说成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而臣民都应当是君主进行统治的工具或材料;国君说一不二,他的谱就是法;"一断于法",唯君例外;他们还主张采取一切办法加强国君的权力,大权完全集中于一人之手,保证君主绝对地成为国家之"主",有效地进行专制和独裁;３、人性好利与以刑治民;法家把性恶论推向极端,荀子认为人性恶,需要教化,可以转变;法家则认为人人是唯利是图,本性不可改,包括父母子女,只能晓以利害,为我所用;慎到就说,木匠打棺材,愿意人死;"利之所在,忘其丑也";商鞅说："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从生到死都是围绕名利转动;韩非的类似说话更多;这是法家的共识,因而,他们的共同主张是,对民众的行动只能用严刑峻法,进行镇压,使之不敢妄动：用高奖重赏,以利诱导,为我役使;在精神上,只要进行"以吏为师"、"以刑为教"的教育即可,其它一切文化、道德都可以不要;在法家的心目中,君主对民的要求,只是平时用其力,战时用其死,如此而已;对臣下,君臣间是"一日而百战",是不得已不用的劲敌,要警惕百倍,随时有可能篡权,随时有可能杀头;人际间唯有利害,相互间有如豺狼;因而,他们认为仁义慈惠是亡国之途,唯有靠峻法威胁才能富国强兵;二、前期法家的政治思想一慎到的势治理论１、关于"势"的决定作用慎到的政治思想有两个特点：一是他较全面地看到了刑、术、势在治国中的作用,因而他的论述中全面涉及到法家学说的这三个基本范畴,不过在这三者之中,他更为突出了"势",更强调势的作用;二是为了得到"势",他在倡尊君的同时,看到了法的制约作用和民的作用,这是后期法家所无的;慎到认为,在刑、术、势诸因素中,势至为重要;所谓"势",就是地位、权势,因而有了势,就能指挥一切,失去势,则只能听命于人;对此,他说："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譬如,当尧是老百姓的时候,对其左邻右舍也难于调动,而称帝以后,就能在全国今行禁止;"由此现之,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慎子·威德下引只注篇名有了权势,缺德少才的人就能支配贤德智能之士,可见权势决定一切;因此,他认为君主所以成为君主,主要是因为他掌握了权势,而不是由于他道德才能多么超众;正为此,"势"对国君是至为重要的;基于对于权势重要性的认识,慎到创造出独特的权力制衡理论;即在一元统治下的权力制衡;慎到认为,君主为保持其政治地位,必须实行独裁统治,国家不能存在二元或多元的统治中心,"两则争,杂则相伤;"德立关于这一点,慎到说,国家可以多贤,但不可以多君,国家可以无贤,但不可以无君,也就是说,君主的一元化独裁统治是绝对必要的;因此,慎到的制衡,不是指君臣之间的关系,而是指在君主握有绝对权力条件下,重臣之间的分工与制约;他说："臣有两位者国必乱,臣两位而国不乱者,君在也;"德立就是说有两个重臣同时握有权力,出现并行权力,必然要相互争夺,比高下,形成动乱,要避免这种情况就必须在国君的牢固控制下重臣之间各有所能,又能权力制衡;２、关于势治的要领君主如何控制手中的政治权力,以实现其独裁统治,慎到提出了以下几点要领：第一,君主以得民要挟臣下;君主要能有效地进行独裁统治,巩固权势,就需要有力量制服群臣,如何制服,慎到提出,最重要的是设法使自己在民众中树立成信,通过得民,来挟制臣下;第二,不尊贤;春秋战国时期,尚贤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其中,儒墨两家持之犹力;慎到则一反儒墨的观点,认为实现君主的绝对统治,必须以否定尊贤为原则;他说："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佚文第三,"君无事,臣有事"的统治术;慎到认为,君主治理国家,应该尽量地发挥臣下的作用,让臣下尽职尽责,把事情作好,君主坐收其利,做到"君逸乐而臣任劳";二申不害的术治理论申不害,京今河南蒙阳县东南人,生卒年已不可详考;曾为郑国大臣,后来郑被韩国所灭,申不害归于韩,韩昭侯时任他为相;申不害是战国法家的一个重要流派,在政治上,申不害侧重于术,同时也较为重视刑和势的作用;关于申不害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裁有申子六篇,今仅存一篇,保存在群书治要中,名为大体;１、关于术关于术,顾名思义,即指权术;术与刑不同,用法的对象是民众,所以法要公之于众,使人人皆知,而用术的对象是群臣,只能由君主藏于胸中,一人操纵;为什么君主要用术来驾驭臣下申不害完全是为君主的利益考虑的,他认为,对君主的致命威胁主要是来自群臣;他说,国君所以要修筑牢固而高大的城墙和严实的门闾,就是为了防止盗贱敌寇的强盗入侵,然而,"今夫弑君而取国政,非必愈城郭之险而犯门间之闭也;"大体即那些杀掉国君、夺取政权的,不一定是那些越城人户的贼寇;往往是君主左右的近臣;因此,君主首先应该防犯的是大臣,这些人最有篡国弑君的可能;所以,申不害提醒君主们,对于臣下要有清醒的认识,任何大臣都是靠不住的,君主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必须使臣下慑服,其关键在于运用术来驾驭臣下;２、用术的要领申不害有关实行术治的论述较多,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明君使臣并进辐凑";大体即在君臣关系上,有如车轮,国君比作车毅,臣下好象辐条,君臣之间洽如辐条集中于轮毅,臣下每人都直接向君主负责,集大权于国君一人;这样,就可以防止重臣"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大体从而,做到"君操其柄,臣事其常;""主处其大,臣处其细;"大体以达到集国家最高权力子国君一人之手;这就是申不害主张君主用术的目的;第二,"正名责实";即根据每个臣下担任的职位,首先要正名,然后要根据臣的名分去督察他的职守,责令他们完成本职工作,要求每个官吏做到名实相符,忠于君主,检其得失,论其赏罚;这也叫"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大体; 正名责实的目的是控制臣下的行为,使臣下严格洛守自己盼职分,即"治不逾官",而群臣的职分又都是君主规定的,治不逾宫就是要求臣下不得违背君主的旨意,逾职行事或擅自妄为;第三,"示天下以无为";无为,本来是道家政治思想的基本范畴,但在申不害的思想体系中,无为与道家的含义己有重大差别;申不害所说的无为,其主要点就是君主把自己的想法或意见隐藏起来,"去听","去视","去智";喜怒不形于色,使臣下感到君主神秘莫测,既无法去迎会君主所好以成己之私,又不敢违背君主的意志而擅自妄为;这即为"上明见,人备之,其不明见,人惑之; " 就是君主不暴露自己,臣下则迷惑不测,忐忑不安；反之,君主乐于显示自己,共结果则是不论说的、做的对与不对,都给臣下提供可乘之机,有空子可钻;所以,慎到认为聪明的君主,应该是不露声色,统观全局,洞悉一切;简言之,这叫"藏于无事";三、商鞅的政治理想商鞅本着"良乌择木而栖"的原则,向秦孝公进行试探;前三次会见,首次商鞅谈以"帝道",秦孝公直打磕睡,"弗听";第二次语及"王道"孝公比前次更不爱听;第三次说之以"霸道","孝公善之";到第四次会见,商鞅阐述了他的政治主张,"以强国之术说君",孝公非常高兴,与商鞅"语数日不厌",深得孝公赏识;于是任以左庶长秦国官爵分为二十级,左庶长为第十级,主持变法;从公元前三五九年始到前三五０年的十年间,在商鞅主持下,两次进行变法,被晋升为大良造官爵第十六级,后又封于商今陕西商县,称为商君;商鞅变法的基本内容也正为当时统治者服务;关于商鞅政治思想的著作,汉书·艺文志着录商君书二十九篇,今存商君书二十四篇,为商鞅及其后学所着,其成书年代不出战国;在战国法家的诸流派中,商鞅以重视刑的作用而独成一家;与慎到、申不害比较起来,商鞅虽然也谈到"术"与"势"但其刑治理论更为细密;商鞅说："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定分就是说,法令是人民的生命,治国的根本,防止人民作恶的工具;因而,他认为,治国而抛弃法令,好比希望不挨饿,而抛弃粮食；希望不受冻,而不要衣服；希望向东而两走,愈走愈远;就是说,治国不可一日无法令,法令是国家治乱兴衰的前提和根本;商鞅的"法令"也就是统治民众的"刑法";"刑法"对治国如此重要,主要是由于法有以下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刑法"能够"定分";"分"指的是人们之间的财产分界或所有权;商鞅说,一个兔子在野地跑,会有一百个人追逐,并非由于兔子可以分为一百份,乃是由于兔子归属的名分未定；在市场上出卖的兔子到处可见,而盗贼不敢夺取,这是由于兔子的归属名分已定;以小喻大,一兔如此,就国事看,名分未定,则会"令好恶大起,人主夺失去威势,亡国灭社稷之道也;"其结论是"故大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定分这就是说,确定名分,明确财产所有权,是势所必治的办法,不确定名分是势所必乱的办法,甚事会招至失权亡国丢掉社稷的后果;因而,要防止社会动乱,达到君安国治的根本办法是确定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分界,即定分;然而,定分又必须通过法令来实现,法令不明,名分则不定;因此,商鞅主张"立法明分",象古代帝王制造了秤和尺一样,计量明确,大家公认,共同遵守,他说："故法者,国之权衡也;"因此,要"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努诛之"修权,就是合于法定\\\'程序的给予赏赐,损害公益秩序的者予以惩罚,而前提是有法,有"国之权衡";二是"法令"能够"胜民";商做说的"胜民"就是要制服民众;他很明确地指出,法律的对象就是人民,法律如果就能起到约束人民行为的作用,国家则必然强盛;他说："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说民要使法能够胜民,其前提是把国家所有的臣民都视为好民,而且要依靠好民;他说："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好民治,必治至强;说民就是说,国家要得到治理和强大,要依靠的是奸民,而非"良民",这是由于在商鞅看来,所谓"良民"是讲道义的,顾及个人情义,不肯揭发他人罪恶以自利,个人讲良心但对国家不利;"奸民"则与此相反,为私利不顾一切,以告好、陷害他人个人获利为荣,个人无良心可言但对国家有利,这样,全国人民就会相互监视,彼此告发;法就可以胜民;很明显,在商鞅认为,法律的对象的人民,最主要的功能,是由统治者用来作工具,制服民众,镇压人民;真正做到了这一步,就会国富兵强,所向无故;基于上述认识,商鞅对于实行"法令"提出了如下一些原则：第一,全国上下都要依法行事,作到令行禁止;对于君主他说："明君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君臣即明君严格遵守法度,不合法度的言、行、事,就不听从,不推崇,不去办;其次是臣属,臣下则"不可须臾忘于法","使吏非法无以守";慎法即各级官吏等执法人员,时刻不能忘记法,除了法度以外,没有任何可遵循的东西;至于被法所治的民,更是要遵法畏刑,唯法是依,因而,商鞅说："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说民即有法度的国家,政事不听从国君,人反不服从官吏,一切依法行事;当然,这种法度也是法制化了的统治者的意志,然而条今化了法律,终究要比随心所欲,信门开河的指示规范化、制度化,较大程度地限制了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第二,要刑无等级;商鞅认为,"法令"的基本精神是"公",不以私害法是国家得治的根本保证;这里所谓的"公",实际上指的是国家的根本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相对说"私"也就是一己一家一族的局部的、暂时的要求或利益;所以,历来的统治者思想家也讲"公"与"私",提倡以公去私或不以私害公;商鞅认为,由于"公"的利益和法律"公"的性质,决定了所有臣民必须共同遵守;所以他主张圣人治国,要"一赏"、"一刑"、"一教",即统一的赏赐、刑罚和教育;关于"刑",他的解释："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玉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赏刑所谓"刑无等级",就是不以人的社会地位、政治等级为转移,一切依法定刑,爵禄不能抵罪,功不得抵过,善不可顶恶,"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赏刑不仅如此,人的道德品质的高下以及血缘关系的远近,都不能作为减免刑罚的依据,"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按罪轻重,当罚则罚,该杀则杀;至于国家执法官吏如有违法行为,则要严加处罚,"罪死不赦,刑及三族;"第三,要明法以利民;明法,即要公布"法令",使"天下吏民无不知法者",让人人知晓,以培养吏民的法制观念,做到"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官也;"定分从而,使境内臣民都成为知法守法者;欲使臣民都能够知法守法,必备的条件有二：一是"法令"条文本身明确易知,"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定分即法律条文必定是明白易知,确定名分,愚人或智者都能懂得;二是培养一批熟知"法令"的官吏宣传法律;"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定分官吏的首要条件是熟悉法律条文,能够作民众学习法律的老师;同时,向民众宣传法"律又是官吏的义务,做不到这一点便是失职,有的还要问罪;为什么要明法商鞅认为,"法令"不同于势,势应为国君所独具,而法则应为君臣所共操,公布法律,主要是为了便利民众,使民众能够"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天下万民既然知道了法律的基本内容,也就自然懂得了如何不犯法,免于刑戮,这样民众便在知法守法之中获得了利益;关于这一点,商殃说,历史上那些圣王治理天下,民没有受刑的人,并不是他们不使用刑罚,而是在于"法令"明白易知,人民自然得福;第四,要轻罪重罚;商轶认为,为了实现刑治,就必须使民众对于"法令"有所畏惧,其办法就是轻罪重罚,严刑苛法,商鞅说这样做的目的是"藉刑以去刑;"开塞他说："禁好止过,莫若重刑;"赏刑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举了历史上一个故事;春秋时五霸之一晋文公想要修明刑罚,使百姓不犯法,以体现对百姓的爱护,于是召集诸侯大大众\\\'自员于宫内,他的一位宠臣叫颠颔的迟到了,众目膀膀,司法的官吏问晋文公应怎样治颠领的罪文公坚定他说,杀掉他行刑的人员按指示,腰斩了颠颌,并以之示众;于是,晋国的人都心惊胆战,大家议论,象颠颔那样得宠,还被腰斩示众,轻罪重罚,何况我们这以后不久,晋文公先后发兵攻打了曹、郑、卫、楚等国,连战皆胜;他的命令,号令三军停止前进,则"止之如斩足",号令前进,则"行之如流水";"三军之士无敢犯禁者"赏刑就此他得出结论说,古代圣王设的刑法,无论是杀头,斩足,还是黥面,"非求伤民也,以禁好止过也,故禁好止过",莫若重刑;"赏刑相反地,他认为,重罪轻刑,人们不畏刑,则是鼓励犯罪;所以,国家有了"法令"但犯罪的人屡见不鲜,这是由于刑罚太轻的缘故,轻刑等于无刑;根据,"以刑去刑"的逻辑,商鞅主张,"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画策显然商鞅也认为战争、杀人、刑戮都不是什么好事,怄只要能用战争去消灭战争,用杀人的办法止住杀人,用重刑得以免刑,战、杀、重刑,都是可用的;这种主张,从逻辑上看似乎有道理,有点辩证法的意味,但是,在那种封建的专制主义制度下,这种逻辑一旦化为现实,被运用于社会政治实践,必然要出现酷刑虐杀、残害无辜和民无宁日的悲惨局面;事实上,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人的违法犯罪,其原因都是多方面的,特别是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战国时代,刑轻绝不是人民犯法的主要原因,同样,重刑也制止不了人们犯法;在主张轻罪重罚的同时,商鞅还主张"刑于将过";即在人们出现犯罪苗头时就要用刑罚去制止它;他认为,刑罚加在民众已经犯罪之后,好邪就不会断绝,只有;：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开塞如果说,能防患于未然,在犯罪初露苗头就能制止,从施法上看当然是好事,然而,"将过"毕竟不是事实,如何确定是否构成犯罪,这里大有文章,处理不当,必然形成刑罚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使更多的无辜受害;商鞅的刑治理论,在先秦法家中很具是典型的专制思想,虽然他主张刑无等级、一断于法,但他的刑治思想并不是认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臣民在法律面前才是平等的;在理论上,在专制体制下"法令"是专制君主的统治工具,他体现专制君主的意志,专制君主绝对不受法律的约束和制裁,因而,在商鞅的刑无等级的背后,又掩盖着极大的不平等;实行商鞅刑治的结果,只能是君主专制制度的空前残暴；其次,在以刑治国上,商鞅片面强调的是法胜民则国治的这种反人民的一面,在这样的理论体系中,"法令"只能用于约束人民的行为,人民对法只有服从、守法的义务,但"法令"却不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和个人尊严;商鞅刑治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通过"法令"使除君主外的任何人都变成没有独立人格的奴仆;再次;商鞅的刑治理论,虽然主张法令公开,执法要公正,但他同时主张刑于将过,法于未然,而"将过"却不可能有任何明确的规定性;以有规定性的法律付之于没有规定性的"将过",其结果只能是使法令变成随意迫害的工具;由执法者随心所欲地去判定被害人的莫须有的罪名;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和沿续至今的法律一直只是一种统治和镇压民众的工具,却未曾出现法制保证民权的制度,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传统法治理论的这些特征所决定的;与商鞅的刑治思想相联系,商鞅主张耕战思想,商鞅认为,国家只有两件事最为重要,一是耕,二是战;国家的强盛与否,主要决定于国家的政治、经济或军事实力,而耕和战则是政治、经济实力的象征,只要把这两件事抓好,国家就可以富强;他说："国侍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农战"兵农怠而国弱";弱民因此,他提醒君主,要千方百计把民众引导到耕战的轨道上来,做到"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算地耕与战在表面上虽然是互不相千的两件事,但是,在商鞅的政治思想中,耕战则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密不可分的两项事业;第一,耕的目是为了养战;商鞅认为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仅仅可以使国家富强,为战争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农田生产本身就是培养武卒的学校;他说："归心于农,则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农战商鞅认为"农"总是和"朴"连在一起,"归心于农,则朴;""属于。
人性假设理论资料
人性假设理论道格拉斯•麦克雷戈(Douglas McGregor) 美国行为科学家。
在担任安第奥克学院院长期间，提出了管理人的X-Y理论。
1960年，他发表了《企业中人的方方面面》，进一步系统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该书被专家们奉为行为科学方面的一本经典著作。
二、人性假设内容人性假设：X理论vs. Y理论传统观点(X理论)：雇员天生懒惰、工作是为了生活，回避责任、没有抱负等。
新观点(Y理论)：雇员天生勤奋，能够自我约束，勇于承担责任，具有创造能力，有高层次的需求。
在X理论的驱使下，管理人员往往存在着一个极端：领导管理人员可能是“严厉的”、“强硬的”，他们指挥人们行为的方法是(常常被伪装起来的)强迫、威胁、严密监视，严加控制；其实，“严厉”的做法存在着一些难题，压力会引起反抗，诸如压低产量，巧妙有效地怠工，敌对情绪。
这就是所谓的控制管理。
在新观点Y理论的作用下，管理人员把重点放在创造机会，发掘潜力，消除障碍，鼓励成长，提供指导的过程等方面。
X理论完全依赖对人的行为的外部控制，而Y理论则重视依靠自我控制和自我指挥。
这种差别就是把人作为孩子来看待还是作为成年人来对待。
人性假设与领导方式人性假设与领导方式领导方式是指管理者实施领导行为所采取的各具特色的基本方式与风格。
人性假设决定领导方式。
人性假设，作为管理思想、管理观念的认识基础，直接决定着管理者的领导方式。
领导方式的权变观。
有效的管理者，应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因人、因事、因时、因地制宜，灵活采取更为适宜的领导方式。
中西管理人性假设比较中西管理人性假设比较管理归根到底是人的管理，现代管理理论都以人性假设为前提，不同的人性假设在实践中体现为各种不同的管理观念和管理行为。
因之，管理学在一定意义上又可称之为“人性之学”。
由于人性假设不仅决定着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同时还制约着人类的管理实践活动，因此对于人性的正确、深刻认识和理解之于管理效果好坏、管理成败的意义就十分重要。
性朴欲趋恶论——《荀子》人性论新说
性朴欲趋恶论——《荀子》人性论新说作为儒家重要代表人物，荀子思想虽然影响很大，但由于其在人性论方面性恶的提法，因与孟子一系判然有别，从而引起后世学者的种种议论。
从韩愈的《原道》开始，荀子就被排斥在儒家道统序列之外，直到有清一代儒者才重新注解和重视《荀子》。
鉴于荀子在中国思想学说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力，学界对荀子的研究又掀起新热潮。
学界关于荀子的人性论主要提出五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除了传统的性恶论以外，还有性趋恶论、性危说、性朴论和性恶心善说。
本文将对这五种观点加以考量，认为荀子的人性论是性朴欲趋恶论。
一、荀子人性论五说述要将荀子人性论定位为性恶论是固已有之的论断，自王充于《论衡·本性》中认定荀子主张性恶以来，后经宋代理学家程朱等人的论说，几成定论。
近世以来，注重挖掘思孟一系心性哲学之价值的港台新儒家，对于荀子的人性思想亦多以性恶论视之。
将其人性论判为性恶论，无疑与《荀子》中的《性恶》篇密切相关。
《荀子》集中论述人性论思想且具有鲜明立场的篇章，无疑首推《性恶》篇。
概因为此，后世学者一谈到荀子的人性论莫不首先想到《性恶》篇，运思也无不受此影响。
不过，仅凭《性恶》篇便将其人性论判为性恶论是有问题的，即便荀子谓“性恶”，此“性恶”是否指涉人的本质因素，是否是全称判断也很成问题。
由于深受性恶论的影响，有学者对荀子人性论分别作出性趋恶论和性危说的判定。
这两种观点尽管用语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在性恶观点基础上的延伸。
陈光连的性趋恶论认为，荀子从其天之规定的自然义出发，以“本始材朴”来规定人性，这是自然之性而无所谓善恶，而恶是性在社会生活中有趋恶的冲动。
荀子的性恶论是运用发展的观点对恶作规定的，其价值判断的关键在于“顺是”，从其效果的显现以反观性恶。
但性并不固着于恶，若用性外的力量加以化导，亦可更易其趋向。
荀子只主张性本趋向于恶，并不否认其有改变趋向于善的可能。
在此基础上，陈光连将性分为三个层面：性朴是人性的本然状态，而趋恶则是人性的实然状态，向善是人性的价值确证。
《荀子》中的政治哲学与斯多葛主义
荀子中的政治哲学与斯多葛主义引言《荀子》是中国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哲学文献，以其政治哲学思想而闻名。
与之相对，斯多葛主义则是古希腊哲学中一种重要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派别。
本文将探讨《荀子》中的政治哲学观点与斯多葛主义的异同点，并分析两者对现代社会和政治思考的影响。
一、《荀子》中的政治哲学观点1. 天命论在《荀子》中，荀况提出了天命论。
他认为人类生活在一个由天（上天）所制定的自然法则和人事公理之下，这些法则和公理被赋予了超越个体意识和欲望的绝对性。
因此，统治者应该遵循天命，顺应自然法则来管理国家。
2. 君主专制《荀子》主张君主专制统治。
他认为君王应该拥有绝对权力来统治和管理国家，并通过坚定不移地掌握权利来确保社会秩序和稳定。
3. 教化民众荀况强调教化民众的重要性。
他认为通过正确的教育和道德规范，人们能够摆脱自私、狭隘的个体利益追求，从而达到社会和谐与稳定。
二、斯多葛主义的基本原理1. 宇宙观与理性主义斯多葛主义强调宇宙万物都是由一种普遍的神灵所掌控和支配。
该哲学派别主张人类应该通过理性来认识这种普遍神灵存在的秩序，并通过配合相应地生活以实现个体幸福和社会和谐。
2. 心境控制与情感哲学斯多葛主义倡导情感的控制与调节，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修炼自己的心境，战胜欲望、恐惧等负面情绪，并追求内心平静与智慧。
3. 值得追求的目标：德行斯多葛哲学把德行（virtue）视为最高价值和最终目标。
人类应该不断追求道德美德，充分发展自身潜力，并为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三、两者的共同点与差异共同点：1.强调道德教化：《荀子》和斯多葛主义都认为通过道德教育和追求德行可以提升个体和社会的境界。
2.强调天命或宇宙法则：《荀子》相信天命，斯多葛主义强调宇宙智慧与秩序，都认为人类应该顺应这些超越个体意识的法则。
差异：1.政治制度观点不同：《荀子》主张君主专制，强调统治者权威；斯多葛主义则较强调自由民主等政治形式。
2.宗教观念差异：《荀子》没有明确的宗教倾向；而斯多葛主义将神灵视为一切事物的原因和支配者。
中西方人性论的比较研究
中西方人性论的比较研究中国先秦诸子百家，在人性论方面以儒家孟子“性善”观点，荀子首创韩非子传承的“性恶”为主。
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理论，伦理道德思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
西方文化中的原罪论是基督教思想精华之一，也是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对于西方各个民族的思想、道德、心理以及文化色彩有十分深刻的影响。
《圣经》是西方文明的重要基础，西方文明的价值理念、政治、经济、文学以及法律等各个方面都带有《圣经》的明显烙印。
标签：性善，性恶，原罪，中西文化。
引言古往今来，中西方文化不断地碰撞融合，体现在东西方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
究其根源是中西方传统文化思想的差异，探究这些异同则必须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深入研究人性。
中国哲学史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对人性概念作出了各自的论述，存在着既对立又互补的内在逻辑关系，并且对后世儒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传统的人性观对人性的起源、结构、价值观、及发展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研究，多是从性善、性恶等易于为当时的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角度出来分析的。
西方之于人性论的探索在古希腊时期由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性本恶”的观点，但对西方文化影响最为深远和广泛的当属基督教的《圣经》中著名的“原罪说”——人生来有罪，罪恶。
真正确立了“性恶论”在西方哲学，文学，政治学等方面不可摇撼的地位。
本文就中西方主流人性論观点进行比较，以及不同的人性观对中西方人文科学造成的影响进行简要研究。
一、中国古今人性观（一）孟子的“性本善”论。
孟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揭示了关于人性的新的观念。
孟子是性善论的代表，《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他认为人具有“四心”，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四性”，即“仁、义、礼、智”，“四性”经过外界环境影响和个人的主观改变即成为“善性”。
2021版高考历史(岳麓版专题史)一轮复习学案：单元优化提升 第七单元 中国古代的农耕经济 Word版含答案
单元优化提升一、古代中国农耕文明发展的特点方面特点农业生产模式以铁犁牛耕为主要耕作方式，以男耕女织为主要生产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要经营方式，实行精耕细作土地制度地主土地所有制、小农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多种形式并存手工业官营手工业、民营手工业、家庭手工业多种经营模式并存，但以家庭手工业最为普遍工商业作为农业经济的补充而存在，但曾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经济重心经历了从西向东、从北向南的转移过程，中国社会经济的空间格局不断变化经济思想农本思想是“农为本，工商为末”，奉行重农抑商政策。
黄宗羲“工商皆本”的思想，是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是对中国古代“农本”思想的冲击经济结构明朝中后期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经济政策中国古代政府大都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在明清时期还采取“海禁”政策，限制了工商业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拓展训练——对接25分综合题]1．(2020·皖南八校联考)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林尽水源，便得一山。
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
便舍船，从口入。
初极狭，才通人。
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得。
”——摘自陶渊明《桃花源记》材料二亚当·斯密曾说：“中国历来是世界上最富裕，也是一个最肥沃、耕耘最得法、最勤奋而人口最众多的国家……然而，马可·波罗在500年前游历该国的记述，与今日旅行该国者所说几乎一模一样。
可能远在当日之前，这国法律与组织系统容许她聚集财富的最高程度业已到达。
”——摘编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1)根据材料一，指出所反映的中国古代经济模式，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其特点。
(12分)【思路点拨】第一小问中国古代的经济模式，通过材料一“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可知为自然经济；第二小问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可知，特点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精耕细作、规模较小、相对封闭。
司马迁天下“皆为利”思想简论——兼与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比较
司马迁天下“皆为利”思想简论——兼与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比较董平均【摘要】天下“皆为利”与善因论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以人的“利已”本性为前提,肯定人们求利、求富的合理性,在等级森严,“小不得僭大,贱不得踰贵”的秦汉社会,具有明显的进步性.亚当·斯密“经济人”与“看见的手”的假设亦强调尊重个人的求利行为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司马迁与斯密研究求富、逐利行为,尽管皆以人的“利己”本性为前提条件,但因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研究的社会经济现象及视角各异,二者又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经济思想.前者代表了庶民地主和工商业地主的利益和要求,而非为替资本主义辩护,后者则是上升时期工业资产阶级反对重商主义和国家干预政策,要求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期刊名称】《河北经贸大学学报》【年(卷),期】2011(032)004【总页数】5页(P71-75)【关键词】司马迁;天下“皆为利”;亚当·斯密;经济人【作者】董平均【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6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062.9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封建自然经济居于主导地位，农工商虞，赌徒歌妓，猎人渔夫，社会诸色人等，不分贵贱老幼，其共同的心理就是：“求富”，或称之曰“货财生殖”[1](P127)；亚当·斯密生活在英格兰由商业革命向工业革命演进之前夜，赚钱成为整个社会“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无论是争夺海上霸权，还是确立工业优势，残暴地奴役童工，甚至贩卖黑奴，杀人越货[2](P822)，目的只有一个：增加资产者的收入和资本的原始积累[3](P290)。
司马迁天下“皆为利”的思想和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尽管都以人“利己”的本性为基础，研究人类的“求富”、逐利行为，承认个人追求财利的合理性，但因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所观察的社会经济现象以及研究的目的各异，二者又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经济思想，前者代表了封建社会初期庶民地主和商人地主的利益及其“求富”的愿望 [4](P49-55)，后者则是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
社会公平(不平等)研究综述
社会公平（不平等）问题研究述评社会公平（不平等）问题研究述评摘要：本文通过对涉及公平问题的相关词汇概念的比较和界定，对西方经典社会公平理论的回顾，以及对中国社会公平思想与现实公平效率问题的讨论的引述，提出东西方对社会公平问题的侧重点的差异。
只有弄清二者从思想渊源上与生俱来的差距，才能进一步探讨洋为中用，中西合璧的制度安排，从理论上发掘公平效率难题的攻坚点。
一、引言公平和正义是人类社会锲而不舍追求的永恒目标，也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思想源泉。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或者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公平正义问题本身就是衍生于人类社会群体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关于问题的探讨，从古至今也引起了人类思想智慧的大碰撞，引发无数辩论与争议，从社会学拓展到宗教、心理学、经济学。
但应当看到的是，社会公平内涵和外延的不断丰富，伴随着的是人类作为社会群体向着自由、平等、正义、和谐的理想社会不断奋进的过程，尽管不公平不平等的现象在任何时期和任何地区都存在，但人们从未停止过对其的探索和追求。
但通过分析社会公平问题在西方和东方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正如马克思提出社会公平问题具有历史辩证性、具体相对性一样，由于文化、制度、历史演进、民族个性等的差异，东西方对待社会公平问题的侧重点是不完全相同的。
二、“公平”的相关概念（一）公平的起源公平一词的西语起源，最早见于公元八世纪古高地德语中的形容词“girecht”，意为“直的”、“对的”或“合适的”，其衍生的抽象含义为“依循正义感”（dem Rechtsgefühl entsprechend）1。
在《圣经》中也有大量论述社会公平正义的经文，据统计，含有“公平”、“公正”、“公义”等词句的经文约有300多处，含有“公平”词句的有80多处，并告诫君王“公义和公平是宝座的根基”2。
古汉语中“公”字的含义是“会意”，小篆体中上面是“八”字，表示两者相背，下面是“厶”（“私”的本字），合起来表示“与私相背”，即“公正无私”的意思。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分类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分类1。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分类的简况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其著作，即称为诸子百家。
《汉书·艺文志》记载有"诸子百八十九家"。
简而言之称"诸子百家"。
按照其时间早晚为顺序，大致有老子、孔子、关尹、孙武、墨子、杨朱、子夏、吴起、商鞅、申不害、许行、宋钘、田骈、孙膑、孟子、庄子、惠施、慎到、尹文、荀子、邹衍、韩非、公孙龙、张仪、苏秦、吕不韦、尉缭等等。
在春秋战国诸子的著作中，对于诸子百家就有不少论述。
战国中期的《孟子·滕文公》等篇论及儒、墨、杨朱以及农家许行，还有主张耕战的法家和兵家。
《墨子·非儒》抨击儒家。
《庄子》的《天下》、《骈姆》等篇将诸子分为六类，提到姓名的思想家有十五六位。
《荀子·非十二子》把十二位思想家也分为六类来评论。
《韩非子·显学》主要评论儒、墨，也兼及杨朱等派别。
《吕氏春秋·不二》论及老聃、孔子、墨子、关尹、列子、陈（田）骈、阳生（即杨朱）、孙膑、王廖、儿良等十一位思想家的特点。
将"诸子百家"归纳为主要的六家，即"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是西汉初期的太史公司马谈（司马迁之父）最先在《论六家要指》中指出的。
西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要略》中论述了先秦学术的发展，主要论孔子与儒者之学、墨子、管子、晏子以及"纵横修短"、"刑名之书"和"商鞅之法"。
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的班固则认为，主要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
有时又略去小说家，认为"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2。
从诸子百家起源来分类的几种学说首先是《庄子·天下》倡导诸子百家出于"六经"之说：其次是班固根据刘歆的《七略》，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出诸子出于王官之说；第三是《淮南子·要略》提出诸子出于"应世之急"说。
浅析中西方早期人性假设理论的异同
浅析中西方早期人性假设理论的异同作者：张浩然来源：《经营者》 2018年第8期一、中国早期人性假设（一）“性善论”首先提出“性善论”的是孟子。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孟子认为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就是仁义礼智，这些不是从外部给予我的，而是我自己本来就拥有这些的。
［1］在管理学的角度上，孟子的“性善论”主张管理者应该施以仁政，因为人的本心是善的，是好的，所以管理者应加以引导，使其顺应自己的统治。
（二）“性恶论”荀子作为“性恶论”的代表，他的思想与孟子截然相反。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荀子否定性善是与生俱来的，认为人生来是恶的，肯定性恶是人的固有的本质，主张对人的管理办法是教化人性，变“恶”为“善”。
由此他提出了“化性起伪”的著名论断。
这一转化需要由圣人教化大众，而这一过程便产生了礼义，法律制度也同时产生了。
（三）“性三品说”董仲舒又对人性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提出了“性三品”说，分别是“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
“圣人之性”是天生的“过善”之性，是一般人先天不可能、后天不可及的；“斗筲之性”，生来就是“恶”的，教化无用，只能采用刑罚的手段来处置他们；而“中民之性”，也就是万民之性，是“有善质而未能善”，必须通过管理者的教化才能成善。
二、西方人性假设（一）“经济人”“经济人”的观点最早是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他认为经济现象是具有利己主义的人们的活动所产生的，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之有利于他人，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
这种“经济人”的观点由此被人们接受。
这种“经济人”假设的观点类似于中国儒家荀子的“性恶论”，即把人性向不好的一面考虑，认为人性是自私的，对应的管理方法就是用严格的规章制度来管理人，从而达到预期的目标。
现代管理学复习重点
现代管理学现代管理学人本主义思想:孔子《为政》中提出君子不器专制管理思想:韩非子荀子“上下俱富”西汉司马迁“善因论"最能说明古代人类生产组织的生产管理思想的实例，首推埃及的胡夫金字塔。
亚当·斯密（英)《国富论》提出劳动分工罗伯特·欧文（英）人际关系之父查乐斯·巴贝奇《论机器和制造业的节约》提出固定工资加利润分享制度安德鲁·尤尔机械道德商业之原则泰勒《科学管理原理》科学管理之父法约尔《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一般管理理论韦伯《新教徒伦理》、《经济史》组织理论之父梅奥早期行为科学代表人霍桑实验（1924-1932）赫茨伯格双因素理论M=V·E 激励力量=个人预期价格*概率P49麦格雷戈“X-Y"理论布莱克和穆顿“管理方格法” P50美国学者孔茨首先注意到了学派林立的状况(管理的丛林时代）决策理论学派由社会系统学派发展而来：1、西蒙“管理就是决策"“有限度理性”；2、马奇权变理论学派：代表人物伍德沃德（英）、菲德勒(美）第一章导论在前资本主义各社会阶段管理阶层兴起，管理成为政治统治的手段。
现代管理的基本特征：系统化管理民主化管理科学化管理法制化管理以人为本追求效率管理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1、是维系人类正常生活的条件；2、是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手段；3、是社会生产力实现的基础；4、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保证，还能创造出新的生产力。
现代管理学的特征1、变革性2、开放性3、严密性4、实用性学习现代管理学的途径1、学习现代管理学的基本前提：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2、学习现代管理学的出发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认识我国的国情3、学习现代管理学的重要条件:分析和借鉴国外有关管理理论4、系统学习现代管理学的保证：掌握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学习现代管理学的具体方法(注意和行政管理学中的方法做区分）1、比较研究法2、定量分析法3、历史研究法4、案例研究法5、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根本）行政管理思想是人类管理思想史上发展最早也最全面的成果之一。
理解“斯密问题”：人的本性究竟是什么？
理解“斯密问题”：人的本性究竟是什么？发表时间：2021-01-04T15:22:52.947Z 来源：《文化研究》2020年12月上作者：江亦然[导读] 亚当·斯密的两部著作《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对后世在伦理和经济上的影响是巨大的，《国富论》作为现代经济学科的开山之作，其理论体系一直是教科书般的存在，《道德情操论》主要阐述的伦理道德问题，也一直作为人们为人处世的道德评判标准，这两者看似相矛盾的观点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之中其实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在人性之中。
四川成都西南民族大学哲学系江亦然 610000摘要;亚当·斯密的两部著作《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对后世在伦理和经济上的影响是巨大的，《国富论》作为现代经济学科的开山之作，其理论体系一直是教科书般的存在，《道德情操论》主要阐述的伦理道德问题，也一直作为人们为人处世的道德评判标准，这两者看似相矛盾的观点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之中其实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在人性之中。
关键词亚当·斯密 ; 利己性 ; 利他性 ; 人性一、什么是“斯密问题”？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的同情心为道德起点的利他性，与其在《国富论》中提出的人受利益驱使的利己性原理之间存在相互矛盾或者不一致性的问题，进而形成了“亚当·斯密问题”。
“亚当·斯密问题”逐渐发展到现在包含了对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体系与伦理学思想体系之间关系的探讨研究。
关于“经济人”和“道德人”两者之间的关系上人的本性的探讨。
二、“斯密问题”的基本内涵《道德情操论》中将人的所有社会行为基础归结为人的同情，它传达给读者的是，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受道德观念的约束，这种利他的道德情操在人的心灵里是一直存在的，是人生来就具备的本性，它潜在的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这是人类天赋的本性之一。
在《国富论》中又将人的所有社会行为归结为人的自私，在产品制造上人们发现，个人从事自己擅长或者熟悉的工作，能更大的获取利益，即劳动分工能使人更加富裕，各自为了自己需要的东西而进行交换，是一种自私性，是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他是人性中某种倾向缓慢积累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简言之，劳动分工产生的原因在于人性中进行交换的倾向”，这种倾向亚当·斯密认为都是人为自身利益的考虑，但是他同时又说这种自利心并不是处处都能用的，是被限制在特定环境当中，因为人是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的，没有人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所以人首先应该是“社会人”，社会性才是人的第一性，追求财富增加的利己性是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即人因特定环境成为“经济人”，但是市场上的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会把个人利己的行为，引导向有利于整个社会及经济中的路径上来。
荀子与亚当·斯密分工说之比较
荀子与亚当·斯密分工说之比较荀子与斯密的分工说出现在私人工商业兴起的社会转型期，二者视人逐利为己的本性为分工的最初动因。
他们主张振兴农业，培育市场，拓展交通运输来深化分工。
另一方面，荀子从社会维度突出礼义法度在巩固分工和整合社会秩序中的作用，追求分工的安民固国效果，斯密则从经济方面凸显分工的优化功能，这为探究分工提供了不同视域和范式。
标签：荀子；亚当·斯密；分工分工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它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战国后期荀子(约公元前316-前238年) 提出“礼义分工”等观点，对分工进行了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探讨。
在西方，亚当·斯密(1723-1790)面对英国从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过渡，在《国富论》中对分工进行了系统分析，主张完全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和垄断，期望深化分工，发展资本主义。
二人生活的时代和文化背景存在差异，研究分工的视角不尽相同，但他们对分工产生的原因、促进分工的措施、分工的作用等方面都进行了思考。
比较他们的分工说，为认识分工提供了不同的范式和更加宽广的视域，对全面认识分工有积极意义。
一荀子和斯密分工说创立的时代背景：私人工商业兴起的社会转型时期。
然而，荀子时代自然经济仍占主体，分工不及近代英国发达，这决定了荀子的视域——更多地从分工之外看分工。
他主要是为了政治统治和社会有序与而提出分工的主张，其中也包括了丰富的经济思想；而斯密时代的英国，处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机器大工业初见端倪，分工比荀子时代更加典型，这为斯密深入考察分工提供了机会，使他得以把分工与生产的各个环节有机联系，集中论述分工对生产的作用。
战国时代出现了新生事物——民营工商业。
工商业由单一的官府经营过渡到官府与私人经营并存。
民营工商业的兴起，为扩大分工创造了条件。
战国的生产较春秋时期有了明显进步。
手工业方面煮盐、冶炼、纺织、漆器、陶器等门类繁多，经营者除了以官府为主以外，还有豪民、个体、家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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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与亚当·斯密分工说之比较荀子与斯密的分工说出现在私人工商业兴起的社会转型期，二者视人逐利为己的本性为分工的最初动因。
他们主张振兴农业，培育市场，拓展交通运输来深化分工。
另一方面，荀子从社会维度突出礼义法度在巩固分工和整合社会秩序中的作用，追求分工的安民固国效果，斯密则从经济方面凸显分工的优化功能，这为探究分工提供了不同视域和范式。
标签：荀子；亚当·斯密；分工分工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它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战国后期荀子(约公元前316-前238年) 提出“礼义分工”等观点，对分工进行了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探讨。
在西方，亚当·斯密(1723-1790)面对英国从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过渡，在《国富论》中对分工进行了系统分析，主张完全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和垄断，期望深化分工，发展资本主义。
二人生活的时代和文化背景存在差异，研究分工的视角不尽相同，但他们对分工产生的原因、促进分工的措施、分工的作用等方面都进行了思考。
比较他们的分工说，为认识分工提供了不同的范式和更加宽广的视域，对全面认识分工有积极意义。
一荀子和斯密分工说创立的时代背景：私人工商业兴起的社会转型时期。
然而，荀子时代自然经济仍占主体，分工不及近代英国发达，这决定了荀子的视域——更多地从分工之外看分工。
他主要是为了政治统治和社会有序与而提出分工的主张，其中也包括了丰富的经济思想；而斯密时代的英国，处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机器大工业初见端倪，分工比荀子时代更加典型，这为斯密深入考察分工提供了机会，使他得以把分工与生产的各个环节有机联系，集中论述分工对生产的作用。
战国时代出现了新生事物——民营工商业。
工商业由单一的官府经营过渡到官府与私人经营并存。
民营工商业的兴起，为扩大分工创造了条件。
战国的生产较春秋时期有了明显进步。
手工业方面煮盐、冶炼、纺织、漆器、陶器等门类繁多，经营者除了以官府为主以外，还有豪民、个体、家庭等。
私营的产品主要是供销售，民营手工业为市场提供了更多的商品，〔1〕(P125)农副产品与手工业产品等各种商品交换活跃。
从事工商业比从事农业可获得更多利润，除占多数的“贩夫贩妇”外，还出现了大工商业者，如魏国孔纵、巴寡妇清、阳翟吕不韦。
为了逐利，商人们冲破壁垒关卡，使东南西北各地的土特产品，可以互相交流。
商贸兴盛促成了人口众多的商业城市，如涿、蓟、邯郸、温、轵、荥阳、临淄、宛丘、阳翟、二周。
可见，民营工商业者，已成为社会的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
他们要求“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
〔2〕但各诸侯国在法令、货币、度量、文字、车轨等方面存在差异，相互还设置了堡垒关卡。
为了发展工商业，促进分工，实现社会富庶、有序和国家统一，荀子提出了“礼义分工”的主张。
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国富论》时，英国光荣革命已近90年，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确立，是工场手工业时代的末期。
英国1765年开始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1781年瓦特改良蒸汽机，人类从马车时代进入铁路时代，机器逐渐代替手工劳动，商业资本也向产业资本转变，英国是当时欧洲商品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还拥有印度北美等殖民地。
但是封建势力还很强，重商主义流行，自然经济也占很大比重，分工有待进一步发展。
年轻的资产阶级需要一个自由的经济学说体系促进其拓展市场，增加财富，斯密从分工出发建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其要求的体现。
二分工产生的原因。
荀子、斯密都把人逐利为已的本能作为分工的起点。
荀子认为“人生而有欲。
”〔3〕为了满足目耳口心骨之好，人贪财好利：“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4〕人天性好利，但“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
而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待则穷”。
〔5〕故“人之生，不能无群”。
〔5〕个体结成社会组织“群”，克服自身缺陷，满足其需要。
斯密也指出人“在文明社会中，随时有取得多数人的协作和援助的必要。
”〔6〕(P13)荀子意识到由于人性“恶”，“群”还要有效管理，否则就出现争、乱、穷，为了避免无序必须实施“礼义分工”。
这种“分”实质上是对个人进行角色定位。
一方面承认人的欲求，另一方面运用礼法进行约束，让人在统治者认可的轨道上追求名利。
斯密说分工起源于“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6〕(P13)的交换倾向。
之所以要交换是因为他们有利已心。
“不是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我们期望得到自己的饭食，而是从他们自利的打算。
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之心，从来不向他们谈自己的需要，而只是谈对他们的好处。
”〔7〕(P19)斯密把这种“利己本能”扩展到一切经济活动中：“对自己的私人利益的考虑，是决定任何资本所有人将资本运用在农业、制造业、批发贸易或零售贸易的某一具体部门的惟一动机”。
〔7〕(P419)斯密与荀子视人逐利为已的天性是分工的最初动因，这对通过提高人们的收入来深化分工有积极意义。
但是这种主张忽略了分工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掩盖分工在私有制社会中的阶级性，为不合理的分工辩护。
另外，斯密的论述中分工只是人自发追逐经济利益的产物，而荀子涉及了分工产生的社会原因：无分则争。
为了维护统治，确保社会有序而分工，这导致了荀子和斯密分析分工的不同视域。
荀子还从人个体之间的差别去探求分工产生的原因。
他看到人与人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5〕，存在“君子”与“小人”之别。
“君子以德，小人以力。
力者，德之役也。
”〔8〕由德和力的不同，决定了人的角色各异，“君子”自然是“贵者”、“智者”“能者”，是统治者；“小人”是被统治者。
这其实是他自立在社会之上，为统治者的等级制辩护。
荀子从人之不齐的现实出发，认为只有合理分工才能保证社会有序，才能消除贫穷。
他指出：“分均则不偏。
执齐则不一，众齐则不使；……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
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赡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
”〔2〕三促进分工的措施。
经济维度上，荀子和斯密提出发展农业、交通运输业，兴商贸。
首先，农业直接影响人口数量，是分工的基础。
荀子和斯密主张振兴农业。
荀子一方面明确政府的兴农责任，另一方面要求农民安心务农。
而斯密从产业结构和技术的维度考察农业，看到农业的价值和劣势。
荀子把农业看成是国富的本源，在《富国》中对农业进行了阐述。
他指出：“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
”荀子把田肥与田瘠进行对比，证明农业是财富之母“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带来“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
”相反“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
如何振兴农业?君、相应确保：“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各节，而五谷以时孰”；分管农业的官吏应：“守时力民，进事长功，和齐百姓，使人不偷”；政府应“轻田野之税，……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农民则要：“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荀子时代农业是“本”，他通过观农来观国之兴衰：“耕者乐田”是国之治的吉象，而“入其境，其田畴秽，都邑露，是贪主已。
”斯密把食物当作地租的原始来源，“提供地租的其他土地产物中相当于地租的那部分价值，也是由于生产食物的劳动生产力通过土地的改良和耕种而得到改进。
”〔7〕(P203)只有食物增加了，或者土地日益改良和耕种增加了，工人人数才能增加，分工才会更深入，生产效率才会提高，制成品才可能增加。
他意识到食物不仅构成世界财富的主要部分，而且许多其他各种财富之所以具有价值，大部分是由于食物的丰富。
斯密看到农业资本“不仅比在制造业中使用的等量资本能推动更大量的生产性劳动，而且能在国家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上，在它的居民的真实财富和收入上增加更大的价值。
”〔7〕(P409)为此他得出“农业投资是对社会最有利的。
”〔7〕(P409)在资本的投资顺序上：首先应当是投入农业，然后投入制造业，最后才投入对外商业。
但是由于政治原因投资顺序完全颠倒了。
斯密还看到当时农业在分工上的劣势。
农业中的犁地、耙地、播种、除草、收获等由一人担任。
由于季节变化，一个人从事不同类型劳动，农业分工不固定、不彻底，造成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制造业，农业资本利润低，是一个弱势产业。
这为我国政府重视农业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根据。
但是，随着农业机械化产业化的发展，农业在分工上的劣势状况已在改善。
其次，交通运输及其安全决定市场覆盖面，是分工发展的重要条件。
斯密说：“水运开拓了比陆运所开拓的广大得多的市场，所以从来各种产业的分工改良，自然而然地都开始于沿海沿河一带”〔6〕(P17)。
在所有的改良中，交通是最大的改良。
交通改良“打破了城市周围乡村的垄断地位，因而于城市有利，对这些乡村也是有利的。
虽然它们将一些竞争性的商品引进了旧市场，它们也为旧市场的产品开辟了许多新市场”。
〔7〕(P148)荀子也要求“治市”“修扌采清，易道路，谨盗贼，平室修，以时顺修，使宾旅安而货财通”。
〔2〕再次，他们要求兴商贸，培育市场体系，对政府活动的范围有所限制。
荀子要求统治者“关市几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如是，则商贾莫不敦息而无诈矣”。
〔9〕政府对于商人的活动给予必要的监督，而不应乱征税，乱加干涉，可以通过贸易券契来禁止交易双方的欺诈行为，其实质就是要政府充当服务员与裁判员的角色，而不与商争利。
荀子的这一主张与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有某些相通之处。
斯密鼓吹自由交换，用“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减少国家干预尤其反对政府官员越位代替私人作出经济决策，认为这是最危险不过了。
斯密说：“除了通过自由和普遍的竞争，使每一个人为了自卫而不得不进行良好的经营以外，这种良好经营绝对不能建立起来。
”〔7〕(P185)斯密还提出扩大资本规模，来促进分工。
制约分工发展的另一条件是资本规模的大小。
《国富论》中的资本、货币、银行与信用、资本积累、利率理论、资本的有效利用等部分都是围绕着如何尽可能增加资本规模，提高其使用效益而展开的。
在伦理法制的维度上，荀子提出借礼义法度来巩固分工，其目标是维护社会的等级秩序。
这一点与斯密维度不同，形成荀子分工说的不同范式。
荀子指出：“分何以能行?曰：义。
”〔2〕“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
〔5〕人们在活动中应当义利兼顾，先义后利，以义制利，把对“利”的追求建立在道德、法的基础上，受义的规范、引导，这样才能义利两全。
人都好荣恶辱，但由于在义利上的价值观上不同，其结果各异。
“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
〔2〕义与利何者优先，是能否实现个人与社会统一的关键。
为了避免耻辱与穷困的到来，人们必须先义后利，“无以利害义，则耻辱亦无由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