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生“减负”的困境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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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减负”的困境与对策
网报:2010年2月26日凌晨祁阳县二中高二347班女生黄玉萍只身跳楼而死,3天后,3月1日,祁阳县四中高三330班女生何超男从五楼纵身而下 (16)
岁花季学子跳楼自戕以解脱重负和压力,这死因以为他们的遗书所证实!“减负!减负!”——中国教育一个沉重的滴血话题,不能不让人再度关注!世上还有什么比生命更珍贵?教育为何会“吃人”?
减负,一个口号喊了很多年,却仍旧挡不住孩子的书包不断变沉。有些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减负令”下了一道又一道、减负的措施也五花八门——有的缩短学生在校时间、学习时间,有的减少作业量……然而道道“减负令”仍然难以改变早到晚归、作业依旧写到半夜、各种补习班层出不穷的现状。减轻中小学课业负担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一、中小学生“减负”的困境
仅从教育部教基[2000]1号文件《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算起,直至2009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当前加强中小学管理规范办学行为的指导意见》以及至今,中小学“减负”工作已经开展15年,15年来“减负”几乎毫无成效,这非常令人担忧、困惑。也令人深思。
是教育部乃至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不作为或假作为吗?未必。教育部就“减负”问题可谓三令五申,召开座谈会商讨对策,通知年年有,文件年年发,地方教育部门也有动真格的——不仅发出严格的行政规定、“贯彻教育部《通知》、文件的意见”等等,而且真的动用行政执行手段,比如云南省就曾免去12位违反减负规定学校校长的职务;甚至有的省市还绞尽脑汁发出“书包限重令”,且突击上街、进校称量学生的书包重量,发出情况通报,还有晚间突击检查初中是否违规组织晚自习……不可谓没有力度。围绕“减负”,上自中共中央国务院最高当局、教育部,下至个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都有政令、行动,但中小学生不堪承受的负担和压力就是减不下来,以致成为“两会”的热门话题之一。
对于“减负”令,大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诸如一所学校两套课表如一个单位两套账本一样应付检查、变“月考”为“单元练习卷、目标检测卷”、变双休日补课为“兴趣班”、对督导检查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策略
等等等等不胜枚举……几乎每年都有花季少年学子因不堪重负和压力而跳楼自戕以求解脱,2009年就有人以事实为依据写过《吃人的“示范高中”》一文,可谓鞭辟入里,入木三分;而就在今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讨论制定之时,3月份一个月内湖南发生两起高中生不堪重负与压力而跳楼自杀寻求解脱的惨剧,其自戕原因自有遗书为证……鲁迅先生曾说翻开旧中国历史满见“吃人”二字,如今我们的教育也在“吃人”了?难道这就是15年“减负”的结果?
二、中小学生“减负”难的原因分析
就“减负”论减负,采取无异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蹩脚举措,这是减负难有成效的根本原因。有识之士、专家学者关于“‘减负’是一个系统工程”的论述比比皆是;就连无名草根也都能找出了减负走进怪圈以致成为笑谈的原因。百度空间中一位大约是教师的网友,排出了减负难有成效的因果关系图:社会用人学历当先,且歧视非全日制的高教学历及职教学历,轻能力和经验考查,于是人们为学历文凭而疯狂→升学看分数,上名校更看分数→高考命题方式等改革迟迟未有成效,灵活的能力考查未能有效凸显→老师应试教育出“成绩”,评优秀晋职称,成为香饽饽→学校升学率高,全校名利双收→老师指挥题海,千万学生争分数夺“名”校→学习负担过重,休息时间被占,学生越来越无法承受→教育部检查→学校搞“双课表”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检查无果,督导一阵风,负担屡减不降→于是发生事件,再发“减负”通知文件……循环往复,陷入周而复始的怪圈……
“减负”无效的原因如此清晰,连草根教师都能分析得如此有逻辑性,教育部官员、那么多学者专家难道分析不出来?一次一次的座谈研讨难道分析不到这样的层次?真的难以相信。在这样的前提下,令人不得不这样想:教育部门对社会、政府在用人方面的政策、制度无法干预,于是社会用人学历文凭当先(且大多为全日制大本以上)之弊端便无以改变,“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观念和机制无以建立;社会为文凭而疯狂的现象就无法改变;我国高等教育政策、规模、结构改革严重滞后,导致对高考及高教招生制度、方法不敢有大的突破,题海战术应付高考、中考屡屡有效便不可能被丢弃……
更重要的是,从教育部到某些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在教育价值取向方面
严重失误,简单地视高升学率高与硬件设施好的学校为“优质教育资源”,唯独不提教育思想和依法办学的规范程度这一更重要的“优质教育资源”的软件标准,客观上默认甚至是鼓励了应试教育模式的“示范性”,且写入目前正在制定的《规划纲要》——一面三令五申“减负”,一面称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应试教育特区之“示范高中”等为“优质教育资源”而不提及任何整顿要求出台有力措施,这不是自相矛盾又是什么?——客观效果就是:“应试教育”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如不改正,后患无穷……
由于教育价值观的混乱和错位,教育部在“减负”方面“通知”、文件发得多,动真格儿严厉查处少,这似乎也表现出由于教育价值观的混乱或错误所以对“减负”问题的一手硬一手软,喊得响,做得少——在许多地方“示范高中”或其它高中发生的学生因不堪重负和压力而自杀的惨剧,对于已经确证因学校办学思想严重扭曲、违规办学剥夺学生休息权利而导致的学生自杀事件,我们可曾见到教育部为此发出什么通报和查处决定?即使在2009年河南西峡一高发生学生因无法承受学业负担和压力而跳楼自杀事件后,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当前加强中小学管理规范办学行为的指导意见》,然而针对“减负”和一个一个花季少年的自杀惨剧来看,这份《意见》显得何等不痛不痒!为何如此?我们不从教育价值观的混乱和错位而导致说得严厉而行为软弱来考虑,又能做出何种解释呢?
“优质教育资源”——这一明确体现教育价值观的概念,如果不首先从教育思想、依法规范办学来界定,而是突出硬件设施、客观上追求分数与高升学率,那么即使陶行知办的晓庄师范或“工学团”也算不上“优质教育资源”,因为设施太简陋了,当然更谈不上现代教育技术。究竟什么是“优质教育资源”?价值判断岂可错位!!“减负”难如登天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没有从学生负担过重的根源下手,而是就减负论减负,自然无效。正如对一个癌症患者,总是不考虑根本的病因和病灶,而是今天退烧、明天脱敏、后天止疼,大后天开胃……这样的治疗不管花多少气力,能管用吗?假如对那“病灶”本身口头上理论上“痛恨”,而内藏怜悯和难以割舍的某种喜爱,又如何企望能有果断、刚性的治疗措施?
“减负”十多年不见成效,就是因为我们的决策部门由于教育价值观的混乱和错位,导致在“学生负担过重”这一现象中所表现出的诸多矛盾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亦即所谓“根本问题”,因而总是不能确立正确的工作目标指向。打一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