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的分类

这就是第三种,为艺术而艺术,只与文化思想有关,真正研究文化,或要使自己身处一种更记的境界.有些人为了反对封建阶级统治,致力于思想文化研究,,以新的学说来批判和反对旧思想,反对封建统治者文以载道的封建文艺思想,揭穿统治都赖以钳制人们思想的真实面目,代之以先进的思想。当然，这种人是为统治当局所不容的，他们只能隐居起来，甚至隐姓埋名，但依然不放弃自己传播思想的理想和实践。如李贽，王夫之等。
此外还有一种所谓隐士，本是无行文人，学术弄虚作假。为人心口不一，宽以律己严以待人，属于人格分裂型。中国知识分子入世的思想比之出世的思想要浓得多，自来就有“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学好文武艺，卖于帝王家”的先入思想。读书人的初衷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为了出世，而只能是为了出仕。在出仕之前，只是在文化里寻找未来，等待时机，或者是寻找乐趣。而正有一批这样的知识分子，对统治当局极尽谄媚之能事，作隐逸状，为统治者帮凶助虐。理学大家朱熹，为统治者代言，极尽媚态，用理学思想钳制人民，自己却成为"扒灰"高手。明代文人陈眉公，也是以隐士自居，但喜欢出入贵人之家，于是有人奚落他：＂既是山人，何不到山里去？＂后来有一首诗就是讽刺他的，＂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西晋诗人潘岳(即中国第一美男子潘安,字安仁)，后期写过一篇《闲居赋》，格调高雅，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淡于利禄，忘怀功名的人，而实际上他却趋炎附势，对当权的贾谧，望尘而拜，人格十分卑劣。但矫情总不能持久，伪装也迟早要拆穿，最后落下千古笑柄。元好问对此讥讽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儒家讲的是进取，而佛道讲的是退隐，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而中国的文士大夫很多接受了佛道思想，也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首先，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没有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要么做官，要么隐退。鲁迅据此说，中国只有两种文学，一种是廊庙文学，一种是山林文学。（我认为这里也可以将文学的范畴扩大一下，代之以“文化”。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所有成就都与文学或哲学相关，但在古代的中国，文、史、哲是不分家的，可以笼统地称其为中国文化。）鉴于这种情况，儒家就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说法，到得“穷”时，就要找老庄的清净无为说或佛教的出世思想作为精神上的自我调剂，即使在“达”时，官场上和角逐也不能时时占上风，于是失落时要从佛道思想中找精神安慰，所以也有“大隐隐于朝”的说法，（也可以说是自欺，是知识分子中较强势的一些人的论调，“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把“隐于野”列在最低的境界，到得山穷水尽时，可以退而求其次。）其次，中国的文人历来自尊心就特别强烈，屈原上下求索至死不渝，柳永奉旨填词落拓终生，文天祥则坚守了最后的防线，做出了一生中唯一的英明决断而流芳千古，方孝孺固执得不知变通而遭灭门之灾，后来的朱自清也为了那一点尊严而丧命于饥寒，这些人的行为，无论后世的褒贬，却可以看出中国文人历来的自尊。
我国知识分子的隐士情结如此浓厚，是和我国的文化传统紧密相连的。中国知识分子称为儒,原以儒家为正宗,但与和尚道士结交者却颇不乏人,特别对于那些深通佛理的禅师,他们表现得更为敬重。李白就十分崇尚道家,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我们从他的诗文中可见明显倾向,"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在此过程中,李白与众多的和尚道士成为朋友，另外，《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描绘出的也是一派道家仙境。此外，王维、柳宗元、苏轼、王安石等都有与佛道有不解之缘,李贽甚至落发为僧,真正做起了隐士。就连以源于《道藏经》。理学大家财敦颐的我文《爱莲说》就是根据《华严经探玄记》写成的。
第二种是厌恶了政治斗争，这才归隐田园，但也未能完全忘怀于世情。这一种隐士可以说是最多最常见的。王维，青年时代很有进取之心，而且仕途得意，有了很高的官阶。他对政治斗争并非不关心，这从他讥讽贵戚宦官的诗篇中可以看出。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对政治斗争的应付都不能得心应手，作为局外人时是分析得相当清楚的，一旦自处其中便有如黄口小童，甚至沦为弱智。所以王维在官场上也并非志得意满。安禄山叛乱时，王维曾受伪职，这是政治上的严重失节行为。平乱后受到降职处分（这还是相当轻的）。他在政治上碰了钉子，之后脱离官场，归隐山林，其实已是功（官）成身退。当然，他原来就有佛家思想，这也是退隐的思想基础。王维，字摩诘，名和字都出自佛家的《维摩诘经》。他曾官至尚书右丞，拥有辋川别墅，但是“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他有许多写景小诗，其中都渗透着禅理。如《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它通过深山密林境界的空灵，声音色彩给人感受的恍惚微妙，以显示出世界一切事物不过是虚幻。至于陶渊明的归隐，众所周知，他是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生活于晋宋之际，，正是天下大乱的时候，政治上纷扰很多，陶出于对政治上的不满，所以挂冠归隐。但他也并没有超脱世间，更没有超脱政治。《述酒》一篇就涉及当时政治，可见他于世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而关心世事的诗就更多了，如，“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遗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等等。陶诗以平淡为特色，但在这平淡的背后，却掩蔽着很激烈的政治态度。历史上就有许多人看出了这一点，如龚自珍在《已亥杂诗》中写道：“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可见陶渊明的超脱也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这里引用一个外国人的话也是比较贴切的，普列汉诺夫对这样的情况进行了恰当的分析：“凡是在艺术家和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地方，就会产生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归隐，有许多原因，各不相同，但也可以大致分了这样几类：
一种是自鸣清高，而实际上是在退隐与出世之间徘徊，他们的退隐，多半是不得已，有些甚至以此为终南捷径。例如，唐代的孟浩然，是有名的隐士，可是他入世的思想却很浓，这从他的诗中可见：“惟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昼夜常自强，词赋颇亦工”。直到四十岁考进士落第，这才当起隐士来，但仍作出“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这样的诗句来，可见他并不安心做隐士，一生都处于出世与入世之间，处于求官与归隐的矛盾中。只可惜皇帝不欣赏他，所以只好“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可见，这种隐士并非真隐。如果是真隐，他们“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屦”，又哪有工夫吟诗作赋，如此风雅闲适？
第四种是自以为清高，钻在象牙塔里做文章，但一当与切身利益相关时，他们便会做出强烈的反应，而且为了一定的利益，会在政治上甚至人格上走向堕落。我国现代作家周作人，原来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提倡“人的文学”，反对封建文化，后来被白色恐怖吓坏了，宣称要在十字街头筑起象牙之塔，不管外面外面多么纷扰，他在躲在里面临《九成宫》字帖。所以他在20世纪30年代鼓吹幽默文章，提倡闲适小品，一幅超然出世的样子，而且还的诗曰：“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荼。”这是何等飘逸！所以当时有人评论当时周作人的思想道路是：从头等叛徒到隐士。鲁迅当时就批评周作人等人“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有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起的是麻醉的作用，而且指出，“此后恐怕还有变化，倘依然一味超然物外，是不会长久存在的”。果然，周作人并没有做隐士。抗日战争开始不久，他就在沦陷的北平出任伪职，又走上了从隐士到汉奸的道路，从超然物外又陷入了政治的泥潭。这样的例子不但中国有，连外国人也有这样的先例。法国的戈帝叶，关在书房里雕章琢句，自称不问世事，但当梯也尔的军队镇压了巴黎公社起义，押着俘虏走过他窗下时，他却打开了窗户，兴高采烈地观看了。
实际上，隐士是一种很高的社会地位，进则可以做“征君”，退则仍旧是名流，所以有人就在“城市山林”里挂出隐士的招牌，借以谋食谋利。
我国历史上有所谓“田园诗人”和“山林诗人”，也就是以隐士自居的文人，他们自称不问世事或看透人间万象，为追求恬静生活，以文艺来陶冶情操，但实际上这些人物都未能超脱世人世事和社会斗争。鲁迅认为，即使是幽居深山的所谓隐者，其诗文和思想完全超脱于人事和政治的“田园诗人”和“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脱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超于人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世，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南唐诗人左偃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自述其悲惨境遇“谋身谋隐两无成”，这可能正道破了许多以隐士自居的人的内心“隐”秘。道破了身隐，心隐和语隐的不同境界和遭遇。
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隐士归隐原因及其分类也会有很多种，我以为，以上几种也足可以代表归隐的大多数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归隐的习气，以做“隐士”为自豪。我个人认为，“隐士”也可能是“隐仕”的别字或别解吧。而“隐士”这两个字只有知识分子才有资格承担。如果粗莽的汉子，是断然做不了隐士的，他们也担当不起这个称号，因为“隐士”需要儒雅和才气，即使他们也是幽居深山，也只能是啸聚山林的绿林好汉或是江湖侠士吧。即使是曾经叱咤战场的将军最后来个“挂甲归田”，也是无法担当“隐士”这个称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