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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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归隐的习气,以做“隐士”为自豪。我个人认为,“隐士”也可能是“隐仕”的别字或别解吧。而“隐士”这两个字只有知识分子才有资格承担。如果粗莽的汉子,是断然做不了隐士的,他们也担当不起这个称号,因为“隐士”需要儒雅和才气,即使他们也是幽居深山,也只能是啸聚山林的绿林好汉或是江湖侠士吧。即使是曾经叱咤战场的将军最后来个“挂甲归田”,也是无法担当“隐士”这个称号的。
实际上,隐士是一种很高的社会地位,进则可以做“征君”,退则仍旧是名流,所以有人就在“城市山林”里挂出隐士的招牌,借以谋食谋利。
我国历史上有所谓“田园诗人”和“山林诗人”,也就是以隐士自居的文人,他们自称不问世事或看透人间万象,为追求恬静生活,以文艺来陶冶情操,但实际上这些人物都未能超脱世人世事和社会斗争。鲁迅认为,即使是幽居深山的所谓隐者,其诗文和思想完全超脱于人事和政治的“田园诗人”和“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脱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超于人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世,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南唐诗人左偃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自述其悲惨境遇“谋身谋隐两无成”,这可能正道破了许多以隐士自居的人的内心“隐”秘。道破了身隐,心隐和语隐的不同境界和遭遇。
我国知识分子的隐士情结如此浓厚,是和我国的文化传统紧密相连的。中国知识分子称为儒,原以儒家为正宗,但与和尚道士结交者却颇不乏人,特别对于那些深通佛理的禅师,他们表现得更为敬重。李白就十分崇尚道家,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我们从他的诗文中可见明显倾向,"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在此过程中,李白与众多的和尚道士成为朋友,另外,《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描绘出的也是一派道家仙境。此外,王维、柳宗元、苏轼、王安石等都有与佛道有不解之缘,李贽甚至落发为僧,真正做起了隐士。就连以儒家正统自居的理学家也颇爱佛道思想的影响,他们的《太极图》就源于《道藏经》。理学大家财敦颐的我文《爱莲说》就是根据《华严经探玄记》写成的。
儒家讲的是进取,而佛道讲的是退隐,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而中国的文士大夫很多接受了佛道思想,也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首先,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没有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要么做官,要么隐退。鲁迅据此说,中国只有两种文学,一种是廊庙文学,一种是山林文学。(我认为这里也可以将文学的范畴扩大一下,代之以“文化”。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所有成就
都与文学或哲学相关,但在古代的中国,文、史、哲是不分家的,可以笼统地称其为中国文化。)鉴于这种情况,儒家就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说法,到得“穷”时,就要找老庄的清净无为说或佛教的出世思想作为精神上的自我调剂,即使在“达”时,官场上和角逐也不能时时占上风,于是失落时要从佛道思想中找精神安慰,所以也有“大隐隐于朝”的说法,(也可以说是自欺,是知识分子中较强势的一些人的论调,“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把“隐于野”列在最低的境界,到得山穷水尽时,可以退而求其次。)其次,中国的文人历来自尊心就特别强烈,屈原上下求索至死不渝,柳永奉旨填词落拓终生,文天祥则坚守了最后的防线,做出了一生中唯一的英明决断而流芳千古,方孝孺固执得不知变通而遭灭门之灾,后来的朱自清也为了那一点尊严而丧命于饥寒,这些人的行为,无论后世的褒贬,却可以看出中国文人历来的自尊。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归隐,有许多原因,各不相同,但也可以大致分了这样几类:
一种是自鸣清高,而实际上是在退隐与出世之间徘徊,他们的退隐,多半是不得已,有些甚至以此为终南捷径。例如,唐代的孟浩然,是有名的隐士,可是他入世的思想却很浓,这从他的诗中可见:“惟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昼夜常自强,词赋颇亦工”。直到四十岁考进士落第,这才当起隐士来,但仍作出“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这样的诗句来,可见他并不安心做隐士,一生都处于出世与入世之间,处于求官与归隐的矛盾中。只可惜皇帝不欣赏他,所以只好“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可见,这种隐士并非真隐。如果是真隐,他们“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屦”,又哪有工夫吟诗作赋,如此风雅闲适?
第二种是厌恶了政治斗争,这才归隐田园,但也未能完全忘怀于世情。这一种隐士可以说是最多最常见的。王维,青年时代很有进取之心,而且仕途得意,有了很高的官阶。他对政治斗争并非不关心,这从他讥讽贵戚宦官的诗篇中可以看出。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对政治斗争的应付都不能得心应手,作为局外人时是分析得相当清楚的,一旦自处其中便有如黄口小童,甚至沦为弱智。所以王维在官场上也并非志得意满。安禄山叛乱时,王维曾受伪职,这是政治上的严重失节行为。平乱后受到降职处分(这还是相当轻的)。他在政治上碰了钉子,之后脱离官场,归隐山林,其实已是功(官)成身退。当然,他原来就有佛家思想,这也
是退隐的思想基础。王维,字摩诘,名和字都出自佛家的《维摩诘经》。他曾官至尚书右丞,拥有辋川别墅,但是“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他有许多写景小诗,其中都渗透着禅理。如《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它通过深山密林境界的空灵,声音色彩给人感受的恍惚微妙,以显示出世界一切事物不过是虚幻。至于陶渊明的归隐,众所周知,他是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生活于晋宋之际,,正是天下大乱的时候,政治上纷扰很多,陶出于对政治上的不满,所以挂冠归隐。但他也并没有超脱世间,更没有超脱政治。《述酒》一篇就涉及当时政治,可见他于世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而关心世事的诗就更多了,如,“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遗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等等。陶诗以平淡为特色,但在这平淡的背后,却掩蔽着很激烈的政治态度。历史上就有许多人看出了这一点,如龚自珍在《已亥杂诗》中写道:“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可见陶渊明的超脱也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这里引用一个外国人的话也是比较贴切的,普列汉诺夫对这样的情况进行了恰当的分析:“凡是在艺术家和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地方,就会产生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
这就是第三种,为艺术而艺术,只与文化思想有关,真正研究文化,或要使自己身处一种更记的境界.有些人为了反对封建阶级统治,致力于思想文化研究,,以新的学说来批判和反对旧思想,反对封建统治者文以载道的封建文艺思想,揭穿统治都赖以钳制人们思想的真实面目,代之以先进的思想。当然,这种人是为统治当局所不容的,他们只能隐居起来,甚至隐姓埋名,但依然不放弃自己传播思想的理想和实践。如李贽,王夫之等。
第四种是自以为清高,钻在象牙塔里做文章,但一当与切身利益相关时,他们便会做出强烈的反应,而且为了一定的利益,会在政治上甚至人格上走向堕落。我国现代作家周作人,原来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提倡“人的文学”,反对封建文化,后来被白色恐怖吓坏了,宣称要在十字街头筑起象牙之塔,不管外面外面多么纷扰,他在躲在里面临《九成宫》字帖。所以他在20世纪30年代鼓吹幽默文章,提倡闲适小品,一幅超然出世的样子,而且还的诗曰:“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
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荼。”这是何等飘逸!所以当时有人评论当时周作人的思想道路是:从头等叛徒到隐士。鲁迅当时就批评周作人等人“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有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起的是麻醉的作用,而且指出,“此后恐怕还有变化,倘依然一味超然物外,是不会长久存在的”。果然,周作人并没有做隐士。抗日战争开始不久,他就在沦陷的北平出任伪职,又走上了从隐士到汉奸的道路,从超然物外又陷入了政治的泥潭。这样的例子不但中国有,连外国人也有这样的先例。法国的戈帝叶,关在书房里雕章琢句,自称不问世事,但当梯也尔的军队镇压了巴黎公社起义,押着俘虏走过他窗下时,他却打开了窗户,兴高采烈地观看了。
此外还有一种所谓隐士,本是无行文人,学术弄虚作假。为人心口不一,宽以律己严以待人,属于人格分裂型。中国知识分子入世的思想比之出世的思想要浓得多,自来就有“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学好文武艺,卖于帝王家”的先入思想。读书人的初衷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为了出世,而只能是为了出仕。在出仕之前,只是在文化里寻找未来,等待时机,或者是寻找乐趣。而正有一批这样的知识分子,对统治当局极尽谄媚之能事,作隐逸状,为统治者帮凶助虐。理学大家朱熹,为统治者代言,极尽媚态,用理学思想钳制人民,自己却成为"扒灰"高手。明代文人陈眉公,也是以隐士自居,但喜欢出入贵人之家,于是有人奚落他:"既是山人,何不到山里去?"后来有一首诗就是讽刺他的,"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西晋诗人潘岳(即中国第一美男子潘安,字安仁),后期写过一篇《闲居赋》,格调高雅,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淡于利禄,忘怀功名的人,而实际上他却趋炎附势,对当权的贾谧,望尘而拜,人格十分卑劣。但矫情总不能持久,伪装也迟早要拆穿,最后落下千古笑柄。元好问对此讥讽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隐士归隐原因及其分类也会有很多种,我以为,以上几种也足可以代表归隐的大多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