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废名诗歌研究

孙文认为废名对温李的推重，发现了现代派诗人美学需求。孙玉石觉得废名认为“诗的感觉”之所以突出表现在晚唐诗人“温李”的身上，是因为他们诗歌对隐藏朦胧的美学追求，符合现代派认为新诗应处于“隐藏自己与表现自己之间”的美学追求。孙还赞赏废名选择温李一派，放弃元白一派的美学追求，这其实是关乎两种不同的含蓄观的问题，因为这是超越了“五四”审美观念，使胡适的原生层面的含蓄迈向了现代性的诗的美学范畴。
蒋成瑀在《废名诗歌解读》中认为，废名的诗歌十分晦涩，如同“一只黑箱”[⑩]，并试图从知人论世、诗歌本体、读者的主观感受和作者的艺术观等方面进行整体的解读，认为由于经历单调，“卓尔不群，难容于众，使他转向内省，欢喜静坐、沉思，寂寞成了他爱写的主题方现代派“二者之间找到了契合点”，写诗也确是“乱写”的，“真有六朝文的‘生香真色’之美”。蒋成瑀还认为废名诗歌作品总体风格呈现为“以冲淡为衣，创造出孤独的涩味”，“以观念为诗，以情绪为诗”， “凭直感自由挥洒” ，有种“飘忽”、“空灵”的美感。蒋成瑀的这篇文章在同时期大量以解读单首诗为乐趣的文章中独树一帜，首次对废名诗歌做了从整体上把握的尝试。
三
2004年至今，研究废名诗歌的文章大量增多，废名诗歌研究日趋多元化。
废名诗论与传统的关系一向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这一时期，张桃洲的文章比较出色[31]，他看到了废名对挥洒自如、酣畅淋漓的气度的看重。董乃斌的《废名作品的文学渊源——以与李商隐的关系为中心》[32]在废名复杂多样的文学渊源中，选择他与李商隐的关系来进行梳理。张洁宇的《论废名诗歌观念的“传统”与“现代”》[33]强调，废名的诗歌观念是对周作人“文艺复兴”文学观念的承袭，用“现代”眼光重释和取舍传统，其独特性在于打破了“现代”与“传统”非此即彼的割裂关系，创造性地突破了“现代”与“传统”的对立。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废名研究、，停留在对废名诗歌及其风格的介绍，对其诗论的梳理上。人们由于资料所限，此时多认为废名诗作不过三十余首。
二
在1993年——2003年期间，废名研究逐渐发展。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不再满足于对废名诗作及诗论简单的介绍了，而是尝试着深入其中，发现其背景及内在涵义。罗振亚指出废名诗作运笔节制，结构跳跃，呈现出美而涩的风貌，王泽龙从废名诗作中看到了禅的影响，孙玉石则是发现了废名诗论与传统的关系，左文华别具匠心地发现了废名诗论在诗歌语言发展上的合理性。孔占奎的《废名诗歌的审美取向》[17]则抓住诗的内容这一概念论述废名诗论对于新诗和好的新诗的标准，即对充沛的诗情及诗歌意蕴或曰含蓄美的重视。孔的这种写法被后来的不少研究者所沿袭。
潘颂德全面介绍了废名《谈新诗》中的新诗理论，从废名诗论的核心——新诗要有“诗的内容”、“散文的新诗”谈起，还介绍了废名在艺术形式对新诗的要求。潘的文章总体上肯定了废名诗论的独创性， “大体上是公允的”，同时也认为他有时候受个人私交的影响，有失偏颇，比如“对周作人及其诗作评价过高”。潘颂德的这篇文章是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了废名的诗论。
左文华[28]独具慧眼的从诗歌语言的历史发展来看废名诗论的合理性乃至超前性。左认为，古诗凝练的语言，往往逐渐被散文吸收。散文因此逐渐精致，相对而言，旧诗歌的语言被平淡朴实散文化了。以诗歌的“隐喻”而论，在旧诗中，诗语异常搭配的首次出现，常因其新颖而被认为是隐喻，但此后往往被后来诗人重复使用，成为一个套语，变得难得有陌生感，新诗的散文化语言则能给人词句上的陌生化，还能恢复语言的弹性，重新建立起诗的“隐喻”世界，而冯文炳的诗论，正是说明了艺术的不断创新性。“任何而时代的诗，本来内容与形式相统一，都是属于诗的，但在创新过程中，诗的内容滞后了，被发展的诗歌语言和表现超越了，于是成为散文化的内容，从而有革新的必要。”
新时期废名诗歌研究述评[①]
尚文祥
在台湾，由于现代派诗人对废名的推重，废名研究是发端于诗歌领域的。不同的是，大陆新时期的废名研究则从小说开始，并且侧重于小说。相形之下，废名诗歌研究倒显得有些“寂寞”了。凌宇、杨义等从八十年代初就发表了对废名小说研究比较有分量的文章，而废名诗歌研究的最初研究文章则迟至八十年代中期，并且研究诗歌的文章大量出现是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研究诗歌的文章的总体数量和有分量的文章的数量都远远少于小说的。这种现象反应在文学史的书写上便是，即使八十年代以来编的文学史逐渐增加对废名的介绍，也大多是把废名当作小说家或散文家，介绍他的散文化的小说，而很少提及废名的诗歌[②]。最初废名只是因其田园小说或散文化小说而被重视，其诗歌的价值并不为人称道。而随着废名诗作诗论整理的进行，对废名诗歌的逐渐解读、阐释，废名诗作、诗论的价值也逐渐被人们发现，废名作为诗人及诗论家的身份逐渐被人们所认同。伴随着这一趋势，废名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1982年——1992年，1993年——2003年，2004年至今。
当然，也有很多研究者关注废名新诗观。有关废名诗论的研究，最初集中在1988年至1992年。由于废名新诗观比较零碎，大多体现在对诗论的评价之中，因此，这一时期大家对废名诗学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废名的观点的叙述和疏理上。这一时期，主要的论文有：陈振国的《简评废名诗论》[11]、潘颂德《简评废名论诗》[12]、《冯文炳的诗论》[13]和冯健男的《废名谈诗和小说》[14]。
这一时期研究废名诗论最出彩的是孙玉石的文章《废名的新诗观》[25]、《对中国传统诗的现代性的呼唤——废名关于新诗本质及其与传统关系的思考》[26]和《呼唤传统：新诗的现代性寻求——废名诗观及30年代现代派“晚唐诗热”阐释》[27]。孙玉石的这篇文章在废名诗歌研究中有着转折性的地位。自此开始，大家不再满足于对废名诗论的转述和简单的评价，而是开始以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逐渐转向废名诗论的价值，独创性及与传统的关系等上面。
冯健男在此时期对废名诗歌研究也有一定贡献。他称废名是受晚唐诗人启发的、最“现代”的“禅趣诗人”[18]，废名的诗，常溶禅的意趣和现实的光照为一炉，因此，我们在读废名的诗歌时，既要求解，又要不求甚解[19]。冯的另一篇文章《自在声音颜色中——废名诗品》[20]通过对废名几首诗作的赏析，说废名的一首首小诗大都描绘出一幅幅有声有色的古典的画面，写出自然的风景和人间的情致。
孙玉石在《对中国传统诗的现代性的呼唤——废名关于新诗本质及其与传统关系的思考》肯定废名关于新诗本质的思考的重要意义，即揭示了传统诗的内容对语言传达形式音乐性的依赖，从诗的外在的功能承载的重视转向于对诗的内在美质的寻求，并说废名此举是在“为反对诗对于音乐的依赖的中国现代派诗的产生和发展制造舆论”。而废名的《谈新诗》是三、四十年代现代派诗人中存在的“晚唐诗热”的一种理论上的释放。
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现了一大批研究废名诗歌的文章。或许是因为废名诗歌的确过于难懂吧，这些文章多以解读废名单首诗作来揭示废名诗歌的价值。这段时间，孙玉石、陈振国、张新、潘颂德等多通过对单首诗歌的解读欣赏，来试图揭示这些以晦涩难懂闻名的废名诗歌的内涵。[⑨]蒋成瑀则将废名诗歌作为个案纳入其“读解学”的理论框架中进行解读，看到了废名诗歌中“孤独的涩味”和“恬淡、宁静、悠远之美”。
废名与禅的关系，一向为人所关注。与废名同时代的朱光潜说废名“有禅家与道人的风味”[22]，亦生亦友的卞之琳则说废名“把儒释道熔于一炉”[23]，但新时期第一个系统论述废名诗歌和禅宗关系的是王泽龙[24]。他从禅理、禅趣、禅思来解读废名的诗，称废名在禅趣佛理的影响下创造出“几乎是独一无二的现代禅趣诗”。而废名诗中表现出来的超然达观的人生哲学、跳跃的诗思，均是受到禅宗的影响。王泽龙还提出“意象意境化”的概念，说废名的诗歌意象是一种“意境化的意象”，是一种“以禅理为本，智性化了的意象”，它是通过意象的流动和组合，造出了幽静、清远而空濛的意境，极具禅气和禅趣。
这一时期废名诗歌诗论著作的整理工作也在进行。诗作上，由于废名公开发表的诗作并不是很多，虽然也曾自编集子，但又多有散佚。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冯文炳选集》[16]第二辑中选编废名诗歌28首，大多是据作者手稿排印的，有不少学者就是以此为蓝本来研究废名诗歌的。废名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曾两次在北大讲读新诗，其中三十年代的十二篇讲稿，1944年以《谈新诗》为名由新民印书馆印行。解放前也曾计划将四十年代的四篇讲稿与之合印，未果。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这两次的新诗讲义共十六篇合并，再加上《新诗问答》，依旧以《谈新诗》之名出版。
诗作、诗论的整理方面也有所进展。吴晓东[29]发现了以前被认为是已佚失的废名的诗集《镜》，打破了废名诗作不过三十余首的说法。随后周良沛选编《中国新诗库》[30]中第三集列的“废名卷”，就收录诗40题53首。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陈子善编订的《论新诗及其他》，它是以1944年北平新民印书馆的《谈新诗》为底本，并参校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谈新诗》，抗战后的四章讲稿则移入“集外”部分，集外部分还收入《新诗问答》及废名三十年代关于新旧诗的序跋、通信、随笔等共9篇，比较完整的收录了废名诗论文章。
一
1982年——1992年这十年是废名诗歌研究的发端。
废名的创作最初是始于诗歌的，而且他一向对自己的诗作很自信。广为引用的是他在谈新诗时以“天下为公”的态度将自己的诗和卞之琳、林庚及冯至的比较，不无自豪的称自己的诗是“天然的”、“整个的”，比卞之琳等人的诗显得更为“完全”[③]，言下有洋洋自得的感觉。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他的诗歌有如此高的评价，比如，刘半农认为他的诗“无一字可解”[④]。新时期最初研究者们也大多并不认为他的诗歌价值很高（自然，台湾的现代派诗人如纪弦、痖弦等，自是对废名诗歌赞誉有加的），最多只是称许他的小说的艺术价值。杨义就认为废名的“小说优于诗和杂谈，抒情小说优于讽刺小说，短篇小说优于长篇小说”[⑤]。卞之琳虽承认他“应算诗人”，但又指明“冯（废名）小说远胜冯诗”，“我主要是从他的小说里得到读诗的艺术享受，而不是他的散文化的分行新诗”，认为废名的诗“也自有些吉光片羽”，但“思路难辨，层次欠明”，“诘屈聱牙，读来不顺”，更没有诗的“节奏感和旋律感。”[⑥]直到到八十年代末，蒋成瑀才重视废名的诗歌，说“他（废名）的诗不亚于小说、散文，其价值更高”[⑦]。此后，大家开始逐渐把废名当作诗人来看，而不仅仅是小说家或散文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陈建军，他说：“从本质上讲，他（废名）乃是一个诗人”[⑧]。当然，研究者们并不会纠结于废名的是否为诗人，而更倾向于分析其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