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关系史资料

】《中国对外关系史》复习资料
1、天下观念
中国传统世界观念的核心即天下观从属于总体的“天道—天理”观念，它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

在中国与“他者”的关系上，天下观的本质是一种华夏文化中心论，其秩序是“中国治下的和平”。

从对外观念的角度而言，天下观念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中国人习惯于以自身即人类、以中国即天下的角度观察自身和世界，从文化意义上形成了“天朝型模”的世界观，即以自我为中心，不以平等看待外国。

这影响了我们反观自身和审视外族与世界的视角，导致我们在受到侵略时严重的心理失落，思考中外关系的正常思路被长期扭曲。

天下观念对中国人对自己国家身份的认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一直以朝代名称代替国家
的固定封号，在身份认同方面，国人一方面具有天下一统的大同理想，一方面重视乡土观念，然而却缺乏民族观念，对民族国家的意识不强。

这导致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近代之前始终未能产生。

此外，天下观念中的大同理想，使我们在对外关系中崇和尚礼，很重视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国际道义而非国际法。

同时，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我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习惯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因此稳定周边、立足亚太成为我们一段时期内摆脱外交困境的出路。

天下观念在体制上和结构上已然崩溃，但却并未导致天下关怀的精神崩溃。

天下观念曾经给了中国人人性发展的最高境界的呵护，走向民族国家观念则使中国人失去了这种呵护，因此产生了极大的不安全感。

我们只有从民族国家向着天下出发，才有可能摆脱那种现成的符号框架与区域性限定，才有抵达更高的人性的可能性。

2、朝贡体制
朝贡体制是天下观念在中国王朝统一时期的成熟的制度构建。

是指附属国向宗主国定期或不定期的进贡，以表明国家间关系形态。

因为主要表现为物品交换，又称为朝贡贸易，是东亚独特的一套政治、礼治、贸易上的国家关系形态。

它来自于商代中央与地方、王朝与附庸之间的礼仪关系，这种礼仪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统属关系。

该体制在唐宋时期达到第一个顶峰，在明清时期达到第二个顶峰。

“华夷”秩序是朝贡体制的核心价值观，也是天下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朝贡体制的制度化过
程就是将传统的“华夷”观念制度化的过程。

根据朝贡国与中国或中原王朝的关系之亲疏远近，可以将这种关系分为三个层次，即“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一般性的朝贡关系” 和“名义上的朝贡关系”。

朝贡体制的特点有：对朝贡国来使的表文的格式、来使的时间、贡道、贡使团人数、携带货物
或其他物品的数量、船数等均有详细而明确的规定；采用册封制度对朝贡体制的政治权利
进行安排，确立双方的政治关系形态；朝贡贸易与朝贡往往混杂在一起；朝贡中涵盖了一定程度
的礼仪安排。

朝贡体制影响了中国军事国防战略，体现为“天子守在四夷”的国防理念和“塞防重于海防” 的观
念上。

中国同意王朝钟情于采取防御型战略文化，因为通过对华夏边缘地区保持朝贡有助于加强
中国的身份认同。

传统的作为中国天下观念之制度表现的朝贡体制，在西方“欧洲中心观”的解释下日益僵化。

我
们需要看到的是：朝贡并非中国独有，西方古代国际关系史中曾经长期存在朝贡关系，而中国与
西方在世界观念上的差异是一系列综合性的政治思想的差异的组成部分；中国丰富的传统外交体制
和思想，其内容非“朝贡体制”能够简单涵盖，朝贡体制的存在与发展和中原帝国的分合存在密切
的联系；传统东亚的国际关系存在以中国为中心和以“海上中国”为平台的两条线索；“地域经济”在东南亚和东亚所起的作用，已经极大地削弱了朝贡体制的地位，使其只存在于最上层的统治集
团的意识中。

事实上，从明末清初开始，传统的朝贡体制即在发生内在实质性剧变，而并非是受到西方的影响
和冲击。

东亚内部的相互关系，是最终瓦解朝贡体制的动因。

3、东方主义
东方主义在形容西方对东方的研究中具有负面意义，大意是指研究者以欧洲帝国主义的态度来
理解东方世界，又指外来人对东方文化及人文的带有偏见的理解。

萨义德在《东方学》认为，东
方主义属于西方建构产物，旨在为东西建立一个明显的分野，从而突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

东方
主义以殖民者的高姿态来看待东方，并没有给东方一个正常的历史地位。

中国自己的历史观念受
到了东方主义的影响，我们把西方当作高高在上的殖民者，以此为基础来书写自己的历史。

4、葡、西、荷、英未能冲击明朝
在中国和西欧列强的第一轮交往中，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都未能推行其在拉丁美洲同
期推行的殖民政策。

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被殖民关系。

西方不是以一种殖民
的姿态进入东方，而中国也没有出现被奴役、被侵略的迹象。

相反，中国却将它们一一纳入中国的世
界观中去对待。

在这对关系中，中国成为主体，而西欧成为“他者”，产生了强烈的被动感，这是他们的困惑。

明清两代中国人对于欧洲国家的认知是混乱的。

四国在与明朝的初步交往中充满投机性质，
而明朝也以机会主义的手段处理与他们的关系，通过现实主义的策略将其纳入中国的天下秩序，最终未能使西欧的投机者获得平等经商的政治地位。

葡萄牙人将贸易伪装成朝贡最终失败，但在这一过程中由中国人利用朝贡贸易引荐葡萄牙人，
说明当时的朝贡体制已经走样，成为边民联络朝贡国共同获利的手段。

明朝联系西班牙打击海盗但获得失败，暴露了其天下秩序的内部问题，在机会主义的驱使下对西班牙利用却不给予正式身份，对应该保护的海外华人采取蔑视态度。

在荷兰人到来后，明朝一方面以朝贡关系处理与荷兰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力图支持葡萄牙人打击荷兰人，具有“以夷制夷”的性质。

而英国的国书从未送达。

在第一波与欧洲殖民者的交往中，均发生了低烈度的军事冲突，几乎在所有的冲突中，明朝最终均获胜。

这说明在王朝根本利益受到威胁时，机会主义并不是其全部对外手段的根本导向。

明朝不排除以武力手段解决问题，同时说明明朝有强大的理由维持其天下秩序。

文化、历史、生活和军事上的困惑，使西方国家并没有能够冲击中国的明清两朝。

东方主义所描述的历史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历史，而中国以殖民体系来描述自己的历史也不符合中西方交流的历史。

为了突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需要，晚清七十年的历史代替了明清两朝五百年的整段历史。

5、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失败
对于马戛尔尼访华的失败，主要有三种范式。

其一为现代性范式。

此种论述认为英国虽然在后来的对华关系中采取了枪炮政策或帝国主义政策，但在马戛尔尼访华时期，毕竟代表了当时的世界大势。

访华的失败源于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无能和固步自封，清朝的皇帝和体制拒绝走向现代化。

现代性范式的潜台词即，马戛尔尼代表了现代文明。

现代性范式是东方主义的一种表现。

1793 年的中国和欧洲，处于两种不同的帝国构建历程，英国代表着海上帝国，中国代表着陆地帝国。

而这两种构建历程，何者代表着先进，当时的人无法预知这一发展方向。

而先进和落后，是后人对其的评价。

清朝前期致力于陆地帝国的构建，在当时有重要意义，这是建立多民族国家的最高阶段。

况且，晚晴帝国是不是拒绝开放本身也是值得探讨的。

晚清所采取的“限关”与闭关不同，一个口岸的开放依然满足了对外贸易的需要，十三行所经营的对外贸易逐年增多，并没有比过去四个口岸少。

同时，英国在18 世纪的全球贸易也并不是所谓“自由贸易”，马戛尔尼访华的失败不能说是中国拒绝“自由贸易”所致。

其二，文明冲突范式。

这一范式认为，两次文明的初次相遇是一种信息不对称状态下的博弈。

正如欧洲人进入印加帝国一样，双方并没有进行充分准备。

实际上，中国的地位跟印加帝国是不同的，中国是一个文明实体。

与欧洲碰面的时候，欧洲仅仅处于民族国家阶段，欧洲的单个国家都不足以中国这一文明实体相提并论。

而且，在1793 年前，英国已经多次尝试和中国联络，并且双方的贸易关系也一直在朝贡贸易的总的框架下进行，欧洲人已经对中国有了相当的了解。

在扩大贸易的动机下叩关中国，不能视为
好无准备的异质文明的冲撞。

其三，后现代主义范式。

这一范式把“后现代式的解释与新的档案材料”结合起来，将马戛尔
尼使团受命访华的动机解释为如何建立大不列颠与中华帝国之间的主权平等关系，而商业利益的
考量实际上位居次位。

双方产生“礼仪之争”冲突的原因，并不在于跨文化的误解或文化冲突，而
在于双方对主权观念和建构权力关系的方式持有相互竞争，互不相容的观点。

中国的朝贡安排类似于
欧洲的国际法，中国运用礼仪希望把欧洲置于礼仪之下，但是却失败了。

马戛尔尼访华的失败应该
还是和内容有关，而礼仪只不过是外在的形式。

纠结礼仪的重要原因是要使皇帝满意。

清朝对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两个拒绝原因，一是天朝不以贸易为重，一是恐其他国家效仿英国。

第二点原因说明英国提出的要求的确超过了以往所有中国与欧洲贸易的既定条款和原则，这令清朝
深感担忧和恐惧。

从中国的角度而言，马戛尔尼事件并非是一次使中国错失了对外关系现代化的历史机遇，清朝以体制为由进行自我保护，反倒是中国避免了过早悲惨的“印度化”。

6、鸦片战争不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第一次鸦片战争一直被赋予沉重的历史价值：它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它是中国对外屈辱交往
的开端。

然而，走出近代屈辱情节的时代已经到来，鸦片战争并不能被看作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从内部的视角看，第一次鸦片战争并没有真正促成中国的全面“觉醒”即世界观的全面转变，只是
在地理观念上有一定的促动作用。

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并没有认识到禁烟行动的意义到底何在，仍然
是在天朝体制的规定范围内处理。

而以林则徐为首的禁烟派的主张，动机也具有双重性：其一，
是针对帝国内部事务的国内对策，而非外交政策；其二，是彰显传统天下观念的大好契机，不是
转变中国世界观念的大好契机。

士大夫阶层对1840 年发生的事件充耳不闻，而直到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底层社会的结构
都没有发生变化。

一直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地方政府的数据仍然保持着明万历年间的状况。

而从对外的层面上，虽然表面上看英国人用战争的形式进入了中国，但鸦片战争并未真正打开中
国的大门。

虽然作为鸦片战争的结果，中国最后被迫开放港口，割让香港岛，但是无论是战前还是
战后，清廷上下对于从陌生世界过来的敌人，仍然没有明确的认识，更没有意识到鸦片战争对中国
到底意味着什么。

而从1842 年之后沿海开放口岸的绅民和地方官反对洋人入城，朝廷拒绝
洋人进驻北京的对外态度来看，鸦片战争更没有打开中国人的心扉。

无论是割地、条约还是文化传播，我们都不能从鸦片战争看到一个新的阶段。

葡萄牙16 世
纪开始就占据了澳门，英国在17 世纪攻打了我国的虎门炮台。

在中俄之间的战争中，我们
也并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割让了部分领土并签订了条约，中国君主派去的使团给俄国女皇下跪。

而明朝时来中国居住的利玛窦等传教士传播了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

历史本身没有时间段的概念，历史的时间段就是对历史价值的重新判断。

因此，我们仅仅是将思绪寄托在鸦片战争上。

7、三元里抗英斗争与中国的民族意识
鸦片战争时期对英国入侵的抵抗中，最为国人津津乐道的是三元里抗英斗争。

中国近代史上对其反复的强调固然迎合了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政治需要，然而这一斗争并不能上升到集体的爱国主义的高度。

英军的暴行是导致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的起因。

英军挖掘当地民众的祖坟，“开棺暴骨”，劫掠财务，调戏妇女等。

因此，三元里等处民众进行的是一次保卫家园的战斗，而不是投身于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尽管其中的某些士绅有着传统的民族主义色彩的号召。

其实，在鸦片战争后期，江南的官绅们纷纷主动付给英军“赎城费”，乞求他们不要骚扰本境的行动，与三元里的抗英是一致的，均是保卫家园。

此外，三元里抗英斗争并非无产阶级领导的抗敌斗争，而是地方的地主乡绅保卫家园的战争。

中国的底层结构为乡村社会，地方乡绅、宗族的势力比地方官的势力的作用要大得多。

8、对于林则徐的评价
对历史人物尤其是近代以来人物的评价，无一不受社会和政治的现实影响。

林则徐的形象是被构建出来的一个历史产品。

自范文澜将林则徐定位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之后，形象化和脸谱化将其腿上了无上光荣的高度。

然而，林则徐本人的世界观依然是有问题的，他是个实干家而非思想家。

林则徐的观念中具有中外划分的意识，且具有杰出的对外交涉能力，对中国法律管辖权具有保护意识，要求外商“具结”也体现了他对法律的重视。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句被广为引用的表明对国家忠心的诗歌，表现出了林则徐勇于无私奉献的精神。

然而，这种奉献是献给“国家”和“君”这双重目标的。

“爱国”和“忠君”在当时的士大夫心中并没有截然的区别。

此外，一个人可以很好的爱国，但不一定就具有真正开明的看世界的开放精神。

广义上来说，林则徐是爱国的，但他最大的问题则是没有突破传统的天下观念，无视世界发生巨变的事实，因此也绝不能认识到历史事件的历史性意义。

他对局势估计不足，对敌人的观察也并不具备对战争形态的高科技的认识。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原因，首先是因为敌人以打击我国统治者意志为目的，不会深入内地，我方战略准备不足。

其次是英军战斗力与清军具有的时代差异；第三是中国长期自然经济发展使得民众有乡土意识，却缺乏统一的全民族抗战意识。

9、徐继畲
徐继畲亲身经历了与英国侵略者的战争，对世界巨变有着真切的感受。

他不仅在地理世界观上
突破了中国中心思想，还将他对西洋制度、民情民俗的赞誉表达出来，从而超越了鸦片战争后中
国一般士大夫的世界观变迁的速度，到达了洋务派后期、维新派早期的高度。

《瀛环志略》中并未称西方国家为“夷”，而改称“泰西”，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直接冲击了天下
观念。

此外，他对西方的赞叹更为较明显、直接。

在书中，徐继畲三次述评到华盛顿，并对他本人及
美国的总统制度尤为称赞。

他对美国的推崇充满中国特色，这来自于他对中美历史、对比产生的感叹。

对于先进的事物不敢进行公开的称赞，是中国近代以来民族心理中一个重要的情节，这从文
化上而言是自尊的需要，从政治上而言是爱国的表现。

当然，徐继畲对华盛顿的评价依然在用自己国家的历史来解读美国的民主制度。

实际上，即使在
今天我们看待西方文明时，依然习惯于用中国的历史文化、逻辑去解读西方，这是一种误读，限
制了我们的思考。

徐继畲在鸦片战争时期主张严禁鸦片，坚决抗战。

与林则徐的区别是他主张以治理吸食者为主，然而所主张的诛杀吸食者有过于武断和扩大化的嫌疑，可能导致吏治腐败和民间纠纷，且他并
没有认识到英国侵华的真正目的。

在神光寺事件中，林则徐和徐继畲的对外观念产生了明显的区别。

二者对中国命运的关心从根本
上是一致的，区别在于徐继畲更为理性、开放，而林则徐则有些不适应时代变化，强行驱逐没有
给予外交应有的空间。

其实，反对入城的理念背后，实际是坚持天朝朝贡体制的旧规矩：只有朝贡使臣才可以入城。

反对入城透露的信息就是拒绝开放，拒绝理性承担国家权益的保护义务，在力量不如人的时候，更加恶化
中国本已恶劣的国际环境。

徐继畲在一味动辄拼命和投降之间，发现还有理性的选择，他是晚清真正理智地对待外交事务
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