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的政治使命

苏格拉底的政治使命

西方的哲学家始终把苏格拉底当作他们的英雄。确实，他向来被认为是我们的哲学典范，他不屈不挠地寻求真理，论辩几无败绩，最后为了自己的理想而死。或许，所有这些都是实情，但是，除非我们能够理解他的政治立场以及他所处身的政治形势，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理解苏格拉底及其哲学。他绝不是纯粹、超然的哲学家，也不是我们或颂扬或嘲讽的漫不经心、不擅交往的教授。他是个有使命感的人，或许如他向来所说的那样，他最重要的使命是“拯救灵魂”，但他也有他的政治使命。这包括反对民主制，不过，他似乎也同样反对所有不是由统治“专家”管理的政府体制。至少根据柏拉图的说法，苏格拉底有完美国家的观念，即由哲学家统治的“理想国”。事实上，苏格拉底知道雅典的情形远非理想。这个城邦一度为“三十僭主”统治，使同胞公民完全处于恐怖之中。三十僭主的领导者是克里提阿，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因此，在三十僭主的统治被推翻、克里提阿被杀后，重新掌权的民主政体把复仇的怒气投向了苏格拉底。本来，特赦法保证不对过去的政治犯起诉。但是，正如我们当前的法律，那时的法律也有其漏洞。于是，苏格拉底被控“不信雅典城邦的神和败坏青年”。这些罪名看似毫无根据、极其荒谬，但如果我们真的这样认为，只能表明我们没有考

虑到当时更大的政治背景。苏格拉底最终还是受到了审判。然而，陪审团成员是那些苏格拉底在漫长生涯中羞辱和得罪了的公民(当时他已经七十岁了)。毫无疑问，苏格拉底的回应和申辩—柏拉图在《申辩》(Apology)中的记录多少有些真实性—极具才华、傲慢且不乏讽刺，但偏离了主题。他主要辩护的是，个人怎么能够为自己受到的不真实指控辩护呢?苏格拉底无礼地要求陪审团给他津贴，结果陪审团判处他死刑。无疑，若从历史的眼光而不是正义的眼光来看，陪审团更想判他流放。可是，苏格拉底用他那极具讽刺的言辞终结了自己的命运，在公元前399 年，他被判处死刑。这确实是哲学史上的悲剧事件。苏格拉底因“败坏青年”而被处死之际，雅典是希腊最民主的城市国家(或城邦)，而且苏格拉底已经有了最伟大的哲学家的声誉。自那以后，他就成了捍卫崇高观念的孤独思想家的典范，并且以实际行动展示了这些观念。此外，他强调德性是最宝贵的财富，认为真理存在于我们日常经验的“影子”之外，而哲学家真正的事业就是向我们展示真正认识的东西之少。人们常说，苏格拉底至死都体现了这些德性，从未违背他长久以来提倡的观念。照我来看，这种说法既对又不对。苏格拉底或许作为有德性的人而死，但他的政治倾向在当时肯定极为引人注目，只是如今已被大多数人忘记罢了。而且，他自己向来也强调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死，即为了“灵魂的善”而死。他极其卓越，

但也令人捉摸不定。苏格拉底没有试图按照主题顺序写下他的观念，显然他也没有哲学体系那样的东西。可以说，他在许多方面与《旧约》中的先知处于相同的传统，而且他也常被拿来与耶稣比较。他是圣贤、智者，也是“牛虻”。他亲自在雅典的市场上公开论证自己的哲学，展示自己的德性，因此冒犯了当局。我们对他的了解都是来自别人的记录，而我们所知道的，也主要是他的“方法”，即探询式对话，他的辩证法。在论证严密的对话中，他驳斥了一个又一个的观点。但是，就我们所知，苏格拉底只不过是公元前5 世纪雅典众多辩才无碍的牛虻之一。正如其他智术师，他既擅于修辞，又懂得逻辑，很多内容都是借自富有独创性的巴门尼德和极为聪明的芝诺。苏格拉底知道如何使表面上的自明之理陷于悖论而瓦解，让老生常谈陷入矛盾，他还知道如何扭转辩论，把锋芒倒过来指向发难者。只要有必要，他知道如何设计并发明可能的案例，用“反例”去驳斥一般的说法，他也知道如何提出最难回答的问题，推出最具挑衅的理论，并对最受尊重的论证方式加以戏仿，直到把它们变得毫无意义，甚至更糟。然而，苏格拉底的意图不只是在于摧毁他人的主张和论证，尽管他极少为自己的问题提供答案。他的意图在于迫使他人自己去寻求答案，而且，与其他智术师不同的是，苏格拉底似乎确信这些问题实际上有明确的答案。我们已经指出，在他们迂回曲折的论证和富有技巧的修辞中，

智术师常常会给出深刻的观点。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他们是“骗子”，他们的论证是纯粹的“诡辩”，但事实上，他们有大量要教导的价值。确实，他们声称要教授德性。对此，苏格拉底不同意。他认为，德性不可教。尽管如此，他与其他智术师一样认为德性很重要，并且模仿他们的方法。总之，他们共同针对前苏格拉底哲学抽象的、有时还深奥难懂的困惑，以及常常随之而来的的绝对自信提供了一种健全的矫正方法，具体而言，这种前苏格拉底哲学的代表就是巴门尼德和芝诺。反讽的是，“诡辩”向来被用作苏格拉底的对照物，而苏格拉底则被柏拉图塑造为所有哲学家的英雄和智术师

们的克星。的确，柏拉图把许多智术师塑造成苏格拉底的受害者、“对话者”和可笑的陪衬者。在对话中，好台词向来只为苏格拉底保留，几乎不会落在智术师身上。然而，事实上，苏格拉底并不反对智术师。相反，他用他们的修辞打败他们。他指责他们急于宣称拥有知识，并批评他们说，作为教师却经不起严格的辩证法考验。苏格拉底为知识设置了很高的标准。因此，他总是认为自己无知，而且他还擅于揭穿他人的无知。他是智术师中的佼佼者。同时，他还相信某些东西。正如命运安排的那样，他也是历史上最好的公众人物。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约公元前428—前348 或347 )，对他老师的活动和教义进行了改写。柏拉图是个忠诚的学生，几乎可以算得上忠实的记录者和才华横溢的作家，这让我们

(和苏格拉底的声誉) 感到非常幸运。在他晚期的著作中，柏拉图开始融入自己的某些看法和观念。确实，我们所知道的苏格拉底有多少是苏格拉底，有多少实际上完全是柏拉图，直到今天仍是富有活力却莫衷一是的话题。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柏拉图的早期著作(以及历史学家色诺芬和其他作家

不那么忠实的描述)中得到苏格拉底的原初形象，我们就能够想象哲学史上最动人的情节必定是这样的:哲学出现在雅典

广场(或市场) 的街道上，就像去参加奥林匹克竞赛，而不是沉闷乏味的哲学研讨会。现在，让我们把苏格拉底的政治立场和死亡置于时代背景，理解是什么原因使他的学生以及从古至今的许多思想家将他视为“哲学家”。当然，苏格拉底“第一哲学家”这个无可置疑的称号，指的不是时间上的在先，而是地位上的居首。实际上，所有在他之前的哲学家(包括德谟克利特，他实际上是比苏格拉底年龄小些的同时代人) 被统称为“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即在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这种做法就是对苏格拉底在哲学中的独特位置的显著认定。就标准的哲学史而言，他们实际上被归为哲学的史前史。不过，就常常用以把前苏格拉底的人物称作哲学家的主要标准而言，即系统性思考、富有争议的中心论点(最好以某种方式记录了下来)、摆脱了文学性和日常的谈话内容、对宇宙论和宇宙进化论这样的终极问题感兴趣，苏格拉底似乎并不符合标准。苏格拉底的对话展现的从来不是单一的思想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