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司马迁“善因论”思想及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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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近代以前，他的经管思想因其强烈的超前性而未被历朝历代接受倡行，以致到了近代有识之士曾为此而感慨万分。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司马迁卓越的经管思想终于引起国人重视，出现了不少阐述其“法自然”理论的文章。然而，从司马迁经管思想的核心“善因论”入手，将其理论与现实结合研究的似尚不多。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司马迁“善因论”思想及现实意义略作阐发，以期能对我国的经济社会管理产生启示作用。

“善因论”思想的产生与理论基础

一个国家，怎样才能保证经济正常运行、社会和谐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中国自国家产生，先贤先哲们就在思考，但直到先秦时期也无法达成共识，以致出现见仁见智径渭分明的尖锐对立。管子和孔子重视“富民经济。管子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

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孔子和管子一样主张富国必先富民，他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I=I荀子主张:“富国裕民，上卜俱富。”认为“卜贫则上贫，卜富则上富。商靴则提出截然不同的主张，认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

故有国之道，务在弱民。究竟应该如何认识类似的重要关系?司马迁没有自从，而是认真研究前人观点并对比考察。从历史看，先贤的思想主张都曾程度不同在某一时段产生过影响发生过作用，但都没有收到长期之效。事实证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内在规律，只有认识它掌握它顺应它，才能实现国家社会的和谐健康进步，否则就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为此，司马迁独辟蹊径，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思想理论。

首先，他仔细研究经济管理的目标，从发展国民经济与增值财货的角度看待国家和百姓的关系，不把他们看成尖锐对立的两极，而看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整体;不单纯从培植税源着眼，而是从国家社会个人以及各项各业的全面发展考量问题。在他看来，只有正确处理好国家和百姓的关系，使社会各个方面各得其所、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经济社会的管理目标才能最终实现。

其次，对人性本质作深刻分析构建自己的理论基

础。司马迁认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就是说，希望发财致富追求幸福生活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是人们参与一切活动的原动力。因此，不论是“农工商贾畜长”，还是从达官贵人到隐穴之士、从任侠并兼的少年到攻城先登的勇士、从目挑心招的越女赵姬到饰冠剑连车骑的游闲公子、从犯星辰冒霜雪的猎人渔夫到搏戏驰逐斗鸡走狗的赌徒和纵垮子弟、从医方食技之人到舞文弄墨吏士……无不是为了“财用富厚”而竭尽心力。可见，天卜熙熙，皆为利来;天卜攘攘，皆为利往。“求富益货”，追求财富最大化是人性使然，具有客观必然性。

最后，明确亮出自己的经管思想核心“善因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史，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的需要，会自然而然形成各种分工，产生各种部类并各自承担起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在“求富益货”的驱动卜，人们便会在不同的岗位上“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这一过程“若水之趋卜，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自出之…...于是，司马迁提出了“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卜者与民争”的“善因论”理论，主张按自然规律办事，让市场这只巨手去引导经济运行资源配置和商品流通。

“善因论”思想蕴涵的先进理念

“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善因论”的“因”，就是顺应事物本身发展变化规律，不人为干涉，不人为阻扰，更不人为破坏，也就是《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司马迁的思想中蕴涵着许多先进理念。

其一，重视经济社会各大部类的协调发展，主张农工商虞并重，反对厚此薄彼。他认为要想经济发展，就必须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善因利导”，让社会各项各业都能发挥应有作用。他引用《周书》“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粮食、器物、财货)绝，虞不出则财匾少”强调指出: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大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卜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的确，农工商虞与物质生产密切相关，与商品流通密切相关，社会成员“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管理者只有做到“善因利导”，才能保证社会经济持续进步，这一道理即便到了今天也依然相同。

其二，重视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主张政府应鼓励支持其健康发展。马克思曾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昔尼克派，它随时准备不仅用自己的灵魂而且用

自己的肉体去同任何别的商品交换，哪怕这个商品生得比马立托斯还丑。司马迁赞许商品经济和商品竞争，认为优胜劣汰是自然的过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揍，不肖者瓦解。”他在《货殖列传》中借助白圭之口指出，商品竞争必须具备“智、勇、仁、强，，四种素质。他反对逆自然而动的“有所作为”，反对随意“整齐”、干预，反对人为改变商品经济自然运行轨迹。

其三，内涵的其他市场经济正确理念。1必须善于把握时机，做到“乐观时变取予以时”。2精于成本利润计算和谋划，“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朵”，“富者必用奇胜”。3货币欲其行如流水，让资金在运作中不断增值。4注意保持一定数量的货币资本。5‘正确认识消费对生产的积极作用，提倡在能力允许的前提卜自由消费。“善因论”思想的现实启示

梁启超曾说:“《史记·货殖传》，私谓与西士所说(指亚当·斯密《国富论知有若符合。荀昌明其义而申理其业，中国商务可以起衰。前哲精义，千年湮没，致可悼也。”可见，司马迁的经管思想，蕴涵了近代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管理的基本思想，若不是古代封建专制制度的扼杀、不是近代统治阶级的浑浑噩噩，中国至

迟从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就应该蓬勃发展，到近代市场经济就应该完全建立。不过，正所谓“亡羊补牢，尚不为晚。”今天，当我国作为后发国家致力于市场经济的构建时，吸收和借鉴一切好的思想与先进经验。从此角度讲，司马迁的“善因论，完全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可以给我们带来深刻启示。

第一，我们常说“宏观调控，“微观指导”，但如何调控、怎样指导?二者的边界和尺度又在哪里?恐怕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许多时候是不甚了了的，因此就反反复复出现“一放就乱，一抓就死，，局面。是中国不适宜市场经济、中国人不懂市场经济，还是不会搞、不能搞市场经济?应该说都不是。原因之一恐怕还在于计划经济思维的长期残留以及“GDP考核”卜“有形之手”太想“有为”。于是，该“因之”的不“因之”，该“利导”的不“利导”，该“教诲”的不“教诲”，该“整齐”的不“整齐”，而最不可取的“与民争”却表现活跃积极。

事实证明，这样是搞不好市场经济的。正确的做法应如“善因论”那样，该“因之”的“因之”;该“利导”的“利导”;该“教诲”的“教诲”;该“整齐”的坚决“整齐”;彻底摈弃“最卜者与民争”。

第二，“发展才是硬道理。但如何发展?靠谁发展?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应该说，这个重大问题至今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