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司马迁“善因论”思想及现实启示
司马迁的思想倾向
(二)、司马迁对汉儒的态度
在司马迁看来,先秦儒与汉儒有霄壤之别。先秦孔子儒的 真精神是不阿世媚俗,矢志不移地坚持儒道。这突出地表 现在先秦儒代表孔子身上。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记载 孔子一生,东奔西走,不得志,但穷而不改斯道,不愿稍 贬而用之于世。且不说孔子之道如何,孔子的精神是感人 的,人格是崇高的。但到了秦汉之际,一些儒学之士抛弃 了这种真精神,不惜降低标准,降低人格,阿世求容,追 求利禄。秦汉时博士则是一例。汉高祖时同弟子一起“起 朝仪”,“面谈得以亲贵”;汉武帝时的公孙弘,亦是典 型的阿世求容人物,.唯皇帝之言是听,常常改变自己的 主张,为人外宽内忌,得到武帝赏识,位至三公。秦汉儒 与先秦儒有着本质的不同。
儒家学派还比较注重德治,主张施行仁政。如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 中引用的:“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 且格。”孟子认为“苛政猛于虎”。到了汉兴以后,一些有识之士大都主张 以德治为主,而辅之以刑法。其代表者要算董仲舒。他借天道来言人事,极 力主张任德不任刑。他批评秦始皇“以贪狠为俗,非有文德教训于下”, “暴虐百姓,与好为市”,结果是“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 内有背上之心”,导致了灭亡。司马迁受这利,思想影响较深。他赞杨五帝 三代缘德而治,结果社翟长久;批评秦行酷法,加速灭亡;汉武帝任用酷吏, 结果是“盗贼滋起,反者数起”,而汉兴以后,“破瓤而为圆,凿雕而为朴, 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垂垂,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此看来,治政 在道德,而不在严酷。 孔子著《春秋》,主张大一统,经过公羊学的润色加工,到了汉武帝时代, 这种思想明显而强烈。汉武帝征伐匈奴亦以《春秋》为训:“高皇帝遗联平城 之优,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⑩司 马迁是极力主张统一的,他著黄帝于《史记》之首,就有这种赞扬统一的意 思。黄帝是第一个统一中国,泽流后世的帝王,司马迁极力称赞,写他修德 振兵,伐炎帝,战蛋尤,结果统一了中国的疆域;司马迁对秦始皇的统一六国 也是赞赏的,认为是“世异变,成功大”;而对汉武帝的开疆拓境,再事统一, 司马迁也是理解的。有统一,必然要征伐,使用暴力,司马迁对正义战争也 是肯定的,认为“诛伐不可堰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司马迁 这种主张统一的思想主要得之于汉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家的理论。
论司马迁的因俗变迁经济观及现代价值(一)
论司马迁的因俗变迁经济观及现代价值(一)内容摘要:习俗作为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可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
通过对道家思想的理性转换,司马迁提出了因俗变迁的经济观,反对政府干预和与民争利,这是传统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创举。
研究司马迁的经济观,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司马迁/习俗/制度变迁/经济自由主义习俗作为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概念。
无独有偶,在史学鸿着《史记》中,司马迁以他通古今之变的视野,构建了“随俗浮沉”①,即因俗变迁的经济观。
“俗”在《史记》的不同篇目中互文见义,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范畴,而《史记·货殖列传》则尤为特别,司马迁在此篇不惜笔墨,集中叙述了全国各地不同的习俗风情,对俗的重视跃然纸上,但后人对这一专题的研究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
本文运用制度变迁的相关理论,对司马迁的因俗变迁经济观进行系统的探讨。
之所以选择司马迁的经济观,主要是因为其思想不仅在传统社会中受到阉割,而且几成传统知识分子的绝响。
同时其因俗变迁的经济观对我国当代经济制度的转型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因俗变迁经济观的理论基础习俗在经济学家的词典中具有不同的界定,但大都认为它是一种习惯心理在特定环境的刺激下所作出的行为复制,在行为主体的利益博弈过程中,往往是不加思索地遵循着某种传统的惯例。
诺斯(1991)指出,制度是由人类设计的用以安排政治、经济与社会交往的约束。
它们由非正式的约束(习俗、制裁、忌讳、传统、行为准则)和正式的规则(章程、法律、财产所有权)组成。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已经设计出各种各样的制度以建立秩序并降低交易中的不确定性。
制度以累积性的方式逐步演进,将过去现在及未来连接起来,因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关于制度演化的故事。
哈耶克(1988)也认为,习俗是在文化演进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这种意义上,它们的基础是人类的经验。
当人们长期按某种习俗行事,他们就会惯性地或无意识地认为应该保持着这种约定俗成的经验型行为的一致性。
司马迁天下“皆为利”思想简论
司马迁天下“皆为利”思想简论作者:董平均来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1年第04期摘要:天下“皆为利”与善因论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以人的“利己”本性为前提,肯定人们求利、求富的合理性,在等级森严,“小不得僭大,贱不得踰贵”的秦汉社会,具有明显的进步性。
亚当·斯密“经济人”与“看不见的手”的假设亦强调尊重个人的求利行为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
司马迁与斯密研究求富、逐利行为,尽管皆以人的“利己”本性为前提条件,但因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研究的社会经济现象及视角各异,二者又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经济思想。
前者代表了庶民地主和工商业地主的利益和要求,而非为替资本主义辩护,后者则是上升时期工业资产阶级反对重商主义和国家干预政策,要求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
关键词:司马迁;天下“皆为利”;亚当·斯密;经济人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1)04-0071-05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封建自然经济居于主导地位,农工商虞,赌徒歌妓,猎人渔夫,社会诸色人等,不分贵贱老幼,其共同的心理就是:“求富”,或称之曰“货财生殖”[1](P127);亚当·斯密生活在英格兰由商业革命向工业革命演进之前夜,赚钱成为整个社会“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无论是争夺海上霸权,还是确立工业优势,残暴地奴役童工,甚至贩卖黑奴,杀人越货[2](P822),目的只有一个:增加资产者的收入和资本的原始积累[3](P290)。
司马迁天下“皆为利”的思想和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尽管都以人“利己”的本性为基础,研究人类的“求富”、逐利行为,承认个人追求财利的合理性,但因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所观察的社会经济现象以及研究的目的各异,二者又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经济思想,前者代表了封建社会初期庶民地主和商人地主的利益及其“求富”的愿望[4](P49-55),后者则是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
司马迁读后感心得感悟作文
司马迁读后感心得感悟作文没有司马迁,就没有我们如今的《史记》,他也是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
下面是为你的几篇司马迁读后感,希望能帮到你哟。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书的名字是《司马迁》,读完之后,从中知道了许多知识。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少年时的司马迁,勤奋好学,不耻下问,对任何事都要刨根问底。
15岁时,司马迁就认识9000多字,会写8种文字,就连当时最有名望的大学者孔安国和董仲舒等都对他赞许有佳。
他写《史记》,真实地记录了历史的真相,被誉为“太史之主”,为后人研究我国古代历史留下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皇宫里的太史令,临死之前,司马谈对司马迁说:“我希望你别忘了我想续写史书的心愿,虽然你不愿意,但这是我希望你做的。
”果然司马谈死后的第三年,司马迁8岁时武帝封司马迁做太史,为了写《史记》,司马迁付出了比父亲多上10倍的努力。
后来,因为一件小事,司马迁被处以“腐形”,但是司马迁还是专心致志的写《史记》,在他57岁那年,《史记》终于完成了。
少年的时候,司马迁把长安当成龙门;清、壮年的时候,他把宫廷当成龙门;知道他爸爸死去才真正看清楚,《史记》才是它的龙门。
他用毕生的精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辛,把《史记》当作自己的一切、当作自己的生命,司马迁的名字和他写的《史记》一样,永远流传于世。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开始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
司马迁,字字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
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在史记中,我最喜欢“五帝本纪第一”。
其中记载的是五帝的传说。
五帝有黄帝、颛顼、尧、舜和禹。
黄帝,是少典族的儿子,姓公孙,明轩辕。
生下来就神异,几个月大就能说话,幼年心智周遍、聪明伶俐,长大后敦厚勤勉,成年时就见识广博,通晓天下大事。
司马迁言论对你的启迪和影响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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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谈司马迁“善因论”思想及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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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前,他的经管思想因其强烈的超前性而未被历朝历代接受倡行,以致到了近代有识之士曾为此而感慨万分。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司马迁卓越的经管思想终于引起国人重视,出现了不少阐述其“法自然”理论的文章。
然而,从司马迁经管思想的核心“善因论”入手,将其理论与现实结合研究的似尚不多。
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司马迁“善因论”思想及现实意义略作阐发,以期能对我国的经济社会管理产生启示作用。
“善因论”思想的产生与理论基础一个国家,怎样才能保证经济正常运行、社会和谐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中国自国家产生,先贤先哲们就在思考,但直到先秦时期也无法达成共识,以致出现见仁见智径渭分明的尖锐对立。
管子和孔子重视“富民经济。
管子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
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孔子和管子一样主张富国必先富民,他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I=I荀子主张:“富国裕民,上卜俱富。
”认为“卜贫则上贫,卜富则上富。
商靴则提出截然不同的主张,认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
故有国之道,务在弱民。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类似的重要关系?司马迁没有自从,而是认真研究前人观点并对比考察。
从历史看,先贤的思想主张都曾程度不同在某一时段产生过影响发生过作用,但都没有收到长期之效。
事实证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内在规律,只有认识它掌握它顺应它,才能实现国家社会的和谐健康进步,否则就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为此,司马迁独辟蹊径,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思想理论。
首先,他仔细研究经济管理的目标,从发展国民经济与增值财货的角度看待国家和百姓的关系,不把他们看成尖锐对立的两极,而看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整体;不单纯从培植税源着眼,而是从国家社会个人以及各项各业的全面发展考量问题。
司马迁思想
司马迁思想第一篇:司马迁思想略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摘要: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不论在我国的史学遗产中还是文学遗产中, 都占有重要地位。
在对《史记》进行研究时, 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对司马迁思想的评价问题, 这个问题是我们从思想上研究《史记》的出发点。
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史记一、经济思想司马迁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是比较复杂的,是一个充满阶级矛盾的时代,也是西汉从鼎盛逐渐走向衰微的时代。
司马迁从事著作时,西汉的经济经过“文景之治”达到空前繁荣。
农业、手工业、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经济市场的扩大是汉武帝初年经济繁荣的标志。
然而从经济繁荣中得到利益的只是那些占着统治地位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富豪大贾们, 至于广大农民所得到的却是沉重的赋役、豪强的侵凌、地主和高利贷者的盘剥。
因此, 在“ 盛世” 之下, 农民破产, 卖妻窝子的现象屡屡发生。
汉武帝好大喜功, 连年对外用兵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出现了海内虚耗, 户口减半”的局面。
因此汉武帝末年广大劳动人民愈来愈陷于贫困,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 农民暴动、起义事件时有发生。
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 他的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这就从思想上给他打上了充满矛盾的时代烙印。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平准书》、河渠书》列入八书,并为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和大工商业者专辟《货殖列传》。
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 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①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一条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
司马迁认为, 在各种行业中, 经商是致富的捷径。
“夫用贫求富, 农不如工, 工不如商。
”②这体现了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重商观念。
他指出,商业的性质决定了经商容易致富。
其主要思想表现在几个方面:一、商业营运, 实际上是资本运动, 商品经济与资本永远是相辅而行的。
论司马迁的因俗变迁经济观及现代价值
论司马迁的因俗变迁经济观及现代价值(二)求欲心理的假设。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己。
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执能之荣使。
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司马迁指出虞夏以来出现的求娱乐、求物欲、求荣耀、求享受的心理已经变成一种习俗对人民浸染许久即使用最美妙的高论逐户去劝说最终也是无济于事。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给定资源稀缺和信息不对称的条件追求自身欲望的最大满足是人类的天性它驱使人们追求体安驾乘、目好五色、口甘五味、情好珍善的生活而实现这种欲望可以促使人们最大程度地发挥个人积极性因此司马迁认为“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之验”。
只有统治者尊重这种改变才能使人民“安其俗乐其业”达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促进。
但资源的稀缺和人类欲望的无止境这一对矛盾难以解决古今亦然。
从自发的秩序而言萨杰(Sugden)认为人们所遵从的习俗有道德的约束力而礼义道德、信仰是构成习俗的主要因素并随习俗一同演化。
司马迁指出:“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
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史记·礼书》)”解决物和欲的冲突需要“政治人”的介入制定相应的道德行为约束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其目的是“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既保证人们的正常欲求又能促进物品的增长而不是压抑扭曲人们的欲求。
相比之下战国时期的荀子也有对物欲冲突的论述“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
(《荀子·王制》)”荀子强调等级秩序为统治集团的干预开绿灯而司马迁注重习俗的自发秩序为经济自由创新说。
三、因俗变迁经济观的内容(一)“与时迁移立俗施事”的指导原则。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叙述了自己对司马谈思想的继承并且把“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作为因俗变迁经济观的指导原则即社会制度变迁应该与时俱进根据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习俗会发生变化沿着习俗变化的方向处理事务容易执行并能达到事少而功多的绩效。
司马迁给我的启示作文
司马迁给我的启示作文The insights that Sima Qian has given me are invaluable. His dedication to historical records and the importance of telling the truth has left a deep impression on me.司马迁给我的启示是无价的。
他对历史记录的专注和讲述真相的重要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Sima Qian's perseverance and commitment to documenting history in his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have motivated me to value the preservation of knowledge and truth. His dedication to his work despite facing adversity and persecution serves as a reminder that the pursuit of truth is worth the sacrifice.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历史的毅力和执着让我珍视知识和真相的保存。
他在面对逆境和迫害时依然对工作的专注,提醒我追求真相是值得牺牲的。
Furthermore, Sima Qian's emphasis on the importance of reflecting on the past and learning from history has encouraged me to approach my own life with a similar mindset. By studying thehistorical events and understanding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I can make better decisions and avoid repeating the mistakes of the past.此外,司马迁强调反思过去并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的重要性,鼓励我以类似的心态对待自己的生活。
司马迁读后感(优秀范文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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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司马迁传读后感1000字最近正在阅读《史记》,作为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而作为其作者的司马迁更是因其而铭刻于青史。
还记得司马迁编写《史记》的宏愿:“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对于历史,各家评说不一,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观读《史记》一书,它确是司马迁历尽心血而成的一家之言,但却总觉得它遵循了先秦历史传记的原则:“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读司马迁之《史记》里的人物传记,始终可以看到这一为人立传的原则。
自从五四运动之后,我们离我们民族的本源渐行渐远,总有人说我们是没有根的一代。
是啊,西学东渐之后,我们接受着西方的思想与文化,我们抛弃了太多属于我们民族本源的东西。
我们被束缚在这近百年的小小的传统里,遗忘了我们华夏五千年的传统。
我们已找不到去哪里扎根。
华夏大地之广阔,我们生根于其上。
而负载着华夏大地的,正是民族与文化。
然而在这广阔的的大地上,却被西来的黄土覆盖,不去挖掘,便不会找到我们民族的生根的土壤。
乍看之下,我们以为表面的那层黄土便是我们生根的土壤。
近百年由西方提出的寻求真实的历史,还历史以真实,我开始去以一个有欲望、会犯错的普通人的模板去分析历史人物,然后觉得所谓的中国的史书不过是为帝王将相宣扬功绩的统治工具而已,觉得所谓历史不过是由胜利者撰写的谎言而已,觉得在专制的王朝里留下来的不过是一部语言精美的小说而已。
然而现在想想,自汉以后,历史选择了儒家,作为儒家至圣的孔子,其推崇的正是立德、立言、立功这三不朽,写史以此为原则本是理所应当。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史书的用处在于以史为鉴,以“三不朽”为原则写出的史书,不正是可以将此用处发挥得更好吗?不是更加可以警示世人,培养仁人志士吗?然而困于这百年来的对于历史的观点,对于史书,对于《史记》做出了如此误会。
司马迁的善因论和对治生之学的贡献
司马迁的善因论和对治生之学的贡献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史学家,他的善因论和对治生之学的贡献使他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最伟大的智者。
司马迁的善因论是他的著名思想。
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由一系列的有因果关系的事件链条构成的,而不是一种混乱无章的过程。
他强调,历史发展中每一个事件都有其自身的原因,而这些原因又可以分为物质因素、社会关系和文化因素等三个类别。
如果我们能够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历史的发展脉络。
司马迁也对治生之学有独到的贡献。
他认为,治生之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学问,它不仅包括传统的医学,而且还包括哲学、法律、文学、历史等。
他认为,只有通过这些学科的综合研究,才能够解决人们面临的各种健康问题。
司马迁的善因论和对治生之学的贡献,使他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最伟大的智者。
他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史、治生之学和古代哲学思想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影响。
他的善因论和对治生之学的理论,使中国古代文化史中更具有系统性和深刻性,为中国古代文化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司马迁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思想也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思想遗产。
他的善因论和对治生之学的理论,仍然是当今社会研究历史的重要参考。
千古一人 高山仰止谈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千古一人高山仰止——谈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千古一人高山仰止——谈司马迁的史学思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郭沫若将司马迁与孔子相提并论,写下“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的诗句;1957年,司马迁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历史之父”。
两千多年过去了,但在司马迁身后的历代史学家无人与之比肩;其人格魅力的风采经久不衰,历久弥新。
本文试图从司马迁史学思想的特点及其对现代社会影响的角度,对《史记》进行一些分析和解读。
刚健有为的生命价值观《史记》的生命价值观源于《周易》。
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学者不对《周易》做研究。
谁是重卦的作者,历史上代表性的观点有四种,其中一种是司马迁经过考证提出来的。
他认为:重卦的作者是文王; 八卦的作者是伏羲。
在研习《周易》的过程中,司马迁确定了自己的生命价值观。
《周易》提出了效法天道、与天相同的刚健奋发的人生观。
《乾文言》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作者主张通过不懈的努力,培养一种忠信诚实、富于文采、文质彬彬的德行品质,再以此种品质推己及人,外化到事业之中。
《坤文言》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致也。
”从内在美到外在美,由道德而外化为事业,这是从伦理到事功的途径。
《周易》强调效法天道。
《乾》卦最集中地体现了刚健之德。
乾又代表着天象,因而《乾》卦刚健之德也就是天德。
上天处于永恒的运行之中,从日起月落到四时代序,没有片刻止息,这是自强不息精神的展现。
人们通过效法上天刚健笃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奋发向上,就会使人生体现出应有的价值。
这一刚健有为的思想对司马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人生观体现在对待生与死的态度上。
汉初文人学士秉承春秋战国之风,积极参与现实生活,并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建构自己的人生理想,积极展示自己以实现理想,司马迁就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司马迁读后感(通用5篇)
司马迁读后感(通用5篇)司马迁读后感(通用5篇)细细品味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写一篇读后感好好地作记录了。
那么你真的懂得怎么写读后感吗?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司马迁读后感(通用5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司马迁读后感1司马迁是西汉的史学家、散文家。
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
《史记》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在我眼里,他是个读破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
司马迁年幼时在父亲司马谈的指导下习字读书,十岁时已能阅读诵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后又拜孔安国、董仲舒名师为师,学习十分认真刻苦,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
20岁时,他在父亲整理的皇室图书馆发现战国末期到汉朝开国的这段时间,刘邦跟项羽争雄的历史资料很不完整,就想以“眼见为实,考察求真”的想法去这些历史上关键性的地点考察采访,于是就漫游各地,汨罗祭屈原、寻访舜帝遗迹、走访韩信故里了解风俗,采集传闻。
他还是个正直、敢说真话、坚持真理的人。
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任太史令,继承父业。
司马迁编写《史记》,这件事被汉武帝知道了,便派人偷抄了一份,汉武帝一看,发现司马迁把父亲汉景帝和自己的好处坏处都写,不禁大怒。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就借他给李陵说情便把他打入监狱,并处以宫刑。
他还是个为了理想一直坚持的人。
从司马迁开始写史记,到被汉武帝把他打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在狱中还在坚持写。
最后,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
之后他发奋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他55岁,历经19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
《史记》写作思想及对现代写作重要启示
《史记》的写作思想及对现代写作的重要启示《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它的问世,为后辈文学的发展供应了丰富的营养和富强的动力,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沥悉心血编写成的《史记》不但向世人显现了强烈的人文精神,也留下了拥有深成心义的写作思想。
他以责怪为前提,责怪地继承了百家思想;以慎重实录的精神,最大限度地撰写了客观的历史事实;以议论分明的态度,重视每一阶层的人和每一个历史人物的议论。
除此之外,书中涉及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色等写作元素无不行为后辈文学的典范。
因此,本文详细地论述了《史记》中存在的写作思想及其带给现代写作的启示。
一、责怪性继承了诸子百家思想处于社会极大改革时期的春秋战国,产生了各种思想门派而表现出百花绽放的文化繁荣情形。
这段时期不但出生了众所周知的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传统思想,还有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等其他思想门派,被后辈称为十家九流。
可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烧毁了其他列国的史记以及《诗经》、《尚书》等诸多名著,只剩下《秦记》。
可是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可是不到百年的时间里,诸子百家思想依旧存在并被很好地流传下来。
也就是说,生活在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能够接触到诸子百家思想的遗风,这才造就了《史记》中的多元化思想。
面对诸子百家思想,司马迁其实不是一味地吸取与纳入,而是各取所长,并针对那些不吻合时代特色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恩赐客观地责怪。
比方,它对道家提出的思想就秉着了不相同的态度。
道家鼻祖老子曾提出过无为而治的思想和小国寡民理想,《史记》中就对这同一思想门派中的两种思想表达了不相同见解。
司马迁在《史记》中弘扬大一统思想,排斥小国寡民理想;尊敬无为而治,摒弃儒家的繁文缛节。
同时,它还交融儒家的尚德精神抨击汉武帝的酷吏政治。
此后辈好多史册,都不敢过多地责怪与自己处于同时代的统治君主。
从这点,我们就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写作气势,以及他力求客观反响史实的写作原则。
司马迁自由经济思想的形成、内容及现实意义-经济思想史论文-经济学论文
司马迁自由经济思想的形成、内容及现实意义-经济思想史论文-经济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一、引言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史记》一书中,系统阐发了世界历史不多见且久不为崇洋之国人所关注的自由经济思想。
19世纪末,梁启超指出中国早在先秦时,此学(生计学即经济学)之倡,殆与欧洲十六、十七世纪相颉颃,首次用西方古典经济学原理解读了《史记货殖列传》,认为与西士所论,有若合符。
自由经济的人性本源是普世性的,每个民族都能通过本民族的语言符号来理解它,而自由经济要获得本民族公众的认同,就不能张口斯密闭口,只以洋符号来象征自己。
司马迁的自由经济思想作为本土资源,对中国经济改革既具有符号价值,即它可以为现代价值观提供一种中国式的表述,又具有功能价值,即其熠熠生辉之自由经济思想能为中国市场经济提供参考和指导,言虽旧言,而理非旧,其命维新。
二、司马迁自由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中国历史上存在两次大的转型,一次是从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型,一次是从向共和制转型。
周秦之际乃中国古代社会一大剧变,是中国当时境内诸侯纵横捭阖、相互征伐的结果。
周制衰亡后,鉴于天下共苦,战斗不休,(《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废除了有利于分权体制发育的封建制度,以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了家族主义,以编户齐民代替了宗法人伦性的族群组织,而实行了一种上高度垄断的中央集权制度,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
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①秦朝不施仁政,滥用民力,二世而亡,然百代皆行秦政。
中国自汉世已废封建,人人平等,皆可起布衣而为卿相。
除一二仪饰黄红龙凤之属稍示等威,其余一切皆听民之自由。
凡人身自由,营业自由,所有权自由,集会、言论、出版、信教自由,吾皆行之久也矣法国大所得自由平等之权利,凡二千余条;何一非吾国人民所固有,且最先有乎?试问欧土专制国有此乎?类此乎?即立宪共和之自由,有不如我国之旧,特非公有国,则无民权耳。
司马迁个人品质对我们的教育意义
司马迁个人品质对我们的教育意义司马迁,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历史学家,政治家,社科学家,诗人和书法家。
他的思想和作品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他的作品以及他的品质都对我们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司马迁给我们传递了“勤奋精进,不懈地学习”的信念。
司马迁非常勤奋,他从不放松自己的学习,从不偷懒,他深知“三十而立”的重要性,认为学习是以后的种子。
因此,他的作品令人敬仰,他的言行令人学习。
他的策略、计划、方法、表现都给我们提出了深刻的思考:勤奋精进,不断学习,不断进取。
其次,他的品质也教给我们慎重谨守的重要性。
司马迁的作品和人格非常优秀,他坚持“谨慎自守,大公无私”的原则,根植于他的伟大理想。
因此,他不仅是官方文献编纂者,而且是科学史学家和历史研究者,也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谨守为导,不断追求进步,不断学习新知识,勇于探索和挑战,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正确的榜样,也为我们提供了启发。
再次,司马迁给我们传达的是把握机会的重要性。
司马迁经历了逆境,他从未放弃,而是把握了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
他作为历史学家和编年史的编辑,参与了改革任务的工作,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才干,体现了司马迁的伟大意志力。
他可以把握机会,及时行乐,努力奋斗不懈,以期收获最终的成功,同时他也给我们传递了积极乐观的信念,激励我们把握机遇,把握时机,勇于担当。
总之,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书法家,诗人,历史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他的声音和言论从来都不断地激发着我们的精神和智慧,激励我们追求大公无私,勤奋精进,把握时机,谨慎自守,以及奋斗不息。
司马迁的品质和信念对我们教育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应该付诸行动,将这种影响融入到我们的教育中,使其成为我们生活和学习的指导思想,继而促进我们自身的成长、发展和进步。
司马迁塑造人物形象的社会原因
司马迁塑造人物形象的社会原因
司马迁塑造人物形象的社会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社会经历影响:司马迁在父亲遭受宫廷权力斗争的牵连而受到苦难的经历,使他对人际关系与政治权力的认识更加深刻,在小说创作中也更能描绘出人物之间的复杂矛盾。
2. 官僚体制影响:司马迁是一位皇家官员,他所处的官僚体制对他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小说中,司马迁塑造的人物形象往往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例如《史记》中对秦始皇等创立大一统的帝国的推崇和美化。
3. 历史事件影响:《史记》是一部反映中国古代历史的宏大巨制,在书写历史事件时,司马迁必须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社会状况和历史事件的影响等多个因素,这也使得他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往往会受到外部的影响。
综上所述,司马迁塑造人物形象的社会原因是多方面的,与他的社会经历、官僚身份和历史事件等因素密切相关。
他通过对这些因素的思考和借鉴,创造出了一批栩栩如生、形象逼真的历史人物形象,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司马迁的至治理想与广义善因论
司马迁的至治理想与广义善因论武汉大学经济学系杜长征内容摘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司马迁以发展了的至治理想为指引,辞微而指博地阐述了“善而因之”的治国理论。
广义善因论主张在经济领域自由放任,在社会领域因俗简礼,是市场调节和风俗调节思想在至治理想下的统一。
两种调节方式的指向一致,但是相互的制衡是缺失的。
面对因俗简礼的局限性,司马迁又赞同移俗,幻想封建政权实行仁政。
然而他却因此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思想史上,客观上第一次提出并初步考察了在封建专制条件下顺利发展商品经济的可能性问题。
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
关键词:司马迁至治善而因之风俗仁政一、与时迁移的至治理想在学术界,有一个虽然没有多少争议,但却需要好好讨论的问题,即《史记·货殖列传》为什么要在开篇引用老子的至治理想: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
”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①大多数学者认为,这里引之是为了斥之,明代杨慎之和近代梁启超皆持此论。
李埏则细心地指出,《货殖列传》的引文省去了《老子道德经》原文中“小国寡人,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这一部分,并补入了“至治之极”四个字。
他认为,司马迁对引用的这段话是十分看重的,所以紧接着说“必用此为务!”断句当如此。
②这种看法突破了传统的成见,但是没有进一步分析至治理想的内涵及其在司马迁整个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在这里,司马迁表面上是引用老子的话,实际上是借老子之口说出了被他改造过和发展了的至治理想。
他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内核,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小国寡人”和奴隶社会“使民”如何的思想残余,实现了深得道家思想精髓的“与时迁移”③。
司马迁对老子的表述是有所取,亦有所舍的。
传统的批判说与前引的推崇说都有失偏颇:前者不符合司马迁对待道家思想一贯敬重的态度;后者也有问题,似乎没有注意道家思想本身也在变,已经由先秦宣扬上下都无为的老子思想,发展到汉初只要求上无为,而不要求下无为的黄老之学,因而没有考察司马迁至治理想的时代性和进步性。
司马迁的思想
司马迁的思想司马迁的思想进步历史观●唐代的刘知己在谈到一个杰出的历史家应具备的条件时,提出了史学`史才`史识三项。
学,就是学问,指的是占有材料;才,就是才气,主要表现于写文章;识,就是见识,指分析鉴别的能力,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一:司马迁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
他十分重视连贯地`整体地研究问题,并努力寻找`发现其发展进化的规律,也就是如司马迁自己说的“通古今之变”。
●《货殖列传>:“《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
至老死不相往来。
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六国表序》:“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
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
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始终,因举而笑之,不敢道。
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平淮书>●改变钱法,卖官爵,卖复徒法,官卖政策,强制征商等.●宋代的黄震:“武帝五十年间,因兵革而财用耗,因财用而刑法酷,沸四海而为鼎,生民无所措手足。
迨至末年,平淮之置,则海内萧条,户口减半,阴夺于民之祸,于是为极。
迁备著始终相因之变,以平淮名书。
”●明代的茅坤说:“《平淮》一书,太史公只叙武帝兴利,而其精神融会处,真见穷兵黩武,酷吏兴作。
败俗愤事,坏法乱纪,俱与兴利相为参伍,相为根柢。
故错综纵横,摹写曲尽。
”●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司马迁把这种连贯地`整体地研究问题的方法,运用到了民族问题的研究领域。
历史观之民族观●他主张各民族平等友好,反对互相残杀侵略。
这种进步的民族观是前所未有的。
●〈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
”〈秦本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
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
”●〈越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
”●〈匈奴列传〉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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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谈司马迁“善因论”思想及现实启示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近代以前,他的经管思想因其强烈的超前性而未被历朝历代接受倡行,以致到了近代有识之士曾为此而感慨万分。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司马迁卓越的经管思想终于引起国人重视,出现了不少阐述其“法自然”理论的文章。
然而,从司马迁经管思想的核心“善因论”入手,将其理论与现实结合研究的似尚不多。
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司马迁“善因论”思想及现实意义略作阐发,以期能对我国的经济社会管理产生启示作用。
“善因论”思想的产生与理论基础一个国家,怎样才能保证经济正常运行、社会和谐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中国自国家产生,先贤先哲们就在思考,但直到先秦时期也无法达成共识,以致出现见仁见智径渭分明的尖锐对立。
管子和孔子重视“富民经济。
管子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
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孔子和管子一样主张富国必先富民,他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I=I荀子主张:“富国裕民,上卜俱富。
”认为“卜贫则上贫,卜富则上富。
商靴则提出截然不同的主张,认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
故有国之道,务在弱民。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类似的重要关系?司马迁没有自从,而是认真研究前人观点并对比考察。
从历史看,先贤的思想主张都曾程度不同在某一时段产生过影响发生过作用,但都没有收到长期之效。
事实证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内在规律,只有认识它掌握它顺应它,才能实现国家社会的和谐健康进步,否则就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为此,司马迁独辟蹊径,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思想理论。
首先,他仔细研究经济管理的目标,从发展国民经济与增值财货的角度看待国家和百姓的关系,不把他们看成尖锐对立的两极,而看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整体;不单纯从培植税源着眼,而是从国家社会个人以及各项各业的全面发展考量问题。
在他看来,只有正确处理好国家和百姓的关系,使社会各个方面各得其所、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经济社会的管理目标才能最终实现。
其次,对人性本质作深刻分析构建自己的理论基础。
司马迁认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就是说,希望发财致富追求幸福生活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是人们参与一切活动的原动力。
因此,不论是“农工商贾畜长”,还是从达官贵人到隐穴之士、从任侠并兼的少年到攻城先登的勇士、从目挑心招的越女赵姬到饰冠剑连车骑的游闲公子、从犯星辰冒霜雪的猎人渔夫到搏戏驰逐斗鸡走狗的赌徒和纵垮子弟、从医方食技之人到舞文弄墨吏士……无不是为了“财用富厚”而竭尽心力。
可见,天卜熙熙,皆为利来;天卜攘攘,皆为利往。
“求富益货”,追求财富最大化是人性使然,具有客观必然性。
最后,明确亮出自己的经管思想核心“善因论”。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史,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的需要,会自然而然形成各种分工,产生各种部类并各自承担起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在“求富益货”的驱动卜,人们便会在不同的岗位上“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
这一过程“若水之趋卜,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自出之…...于是,司马迁提出了“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卜者与民争”的“善因论”理论,主张按自然规律办事,让市场这只巨手去引导经济运行资源配置和商品流通。
“善因论”思想蕴涵的先进理念“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
”“善因论”的“因”,就是顺应事物本身发展变化规律,不人为干涉,不人为阻扰,更不人为破坏,也就是《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
”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司马迁的思想中蕴涵着许多先进理念。
其一,重视经济社会各大部类的协调发展,主张农工商虞并重,反对厚此薄彼。
他认为要想经济发展,就必须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善因利导”,让社会各项各业都能发挥应有作用。
他引用《周书》“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粮食、器物、财货)绝,虞不出则财匾少”强调指出: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大原也。
原大则饶,原小则鲜。
上则富国,卜则富家。
贫富之道,莫之夺予。
的确,农工商虞与物质生产密切相关,与商品流通密切相关,社会成员“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管理者只有做到“善因利导”,才能保证社会经济持续进步,这一道理即便到了今天也依然相同。
其二,重视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主张政府应鼓励支持其健康发展。
马克思曾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昔尼克派,它随时准备不仅用自己的灵魂而且用自己的肉体去同任何别的商品交换,哪怕这个商品生得比马立托斯还丑。
司马迁赞许商品经济和商品竞争,认为优胜劣汰是自然的过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揍,不肖者瓦解。
”他在《货殖列传》中借助白圭之口指出,商品竞争必须具备“智、勇、仁、强,,四种素质。
他反对逆自然而动的“有所作为”,反对随意“整齐”、干预,反对人为改变商品经济自然运行轨迹。
其三,内涵的其他市场经济正确理念。
1必须善于把握时机,做到“乐观时变取予以时”。
2精于成本利润计算和谋划,“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朵”,“富者必用奇胜”。
3货币欲其行如流水,让资金在运作中不断增值。
4注意保持一定数量的货币资本。
5‘正确认识消费对生产的积极作用,提倡在能力允许的前提卜自由消费。
“善因论”思想的现实启示梁启超曾说:“《史记·货殖传》,私谓与西士所说(指亚当·斯密《国富论知有若符合。
荀昌明其义而申理其业,中国商务可以起衰。
前哲精义,千年湮没,致可悼也。
”可见,司马迁的经管思想,蕴涵了近代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管理的基本思想,若不是古代封建专制制度的扼杀、不是近代统治阶级的浑浑噩噩,中国至迟从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就应该蓬勃发展,到近代市场经济就应该完全建立。
不过,正所谓“亡羊补牢,尚不为晚。
”今天,当我国作为后发国家致力于市场经济的构建时,吸收和借鉴一切好的思想与先进经验。
从此角度讲,司马迁的“善因论,完全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可以给我们带来深刻启示。
第一,我们常说“宏观调控,“微观指导”,但如何调控、怎样指导?二者的边界和尺度又在哪里?恐怕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许多时候是不甚了了的,因此就反反复复出现“一放就乱,一抓就死,,局面。
是中国不适宜市场经济、中国人不懂市场经济,还是不会搞、不能搞市场经济?应该说都不是。
原因之一恐怕还在于计划经济思维的长期残留以及“GDP考核”卜“有形之手”太想“有为”。
于是,该“因之”的不“因之”,该“利导”的不“利导”,该“教诲”的不“教诲”,该“整齐”的不“整齐”,而最不可取的“与民争”却表现活跃积极。
事实证明,这样是搞不好市场经济的。
正确的做法应如“善因论”那样,该“因之”的“因之”;该“利导”的“利导”;该“教诲”的“教诲”;该“整齐”的坚决“整齐”;彻底摈弃“最卜者与民争”。
第二,“发展才是硬道理。
但如何发展?靠谁发展?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应该说,这个重大问题至今解决的并不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蛋糕”的确越做越大,但社会财富的分配却严重不公,除了贫富分化极其惊人外,国家财政增长迅猛,而基本群众的收入却增长缓慢,地方政府因缺钱,大搞地财政,以致楼价飞涨成了“世界之最”,普通群众倾其全家几一年积蓄也无法实现安居梦想,根本无力正常消费,从而又导致长期“内需不振”。
显然,这与发展目的背道而驰,也与和谐社会的要求大相径庭。
因此,政府必须学会“善因利导”,通过合理制订政策不断改革,让广大人民群众从发展中得到实惠,敢于消费,放心消费,这样才能真正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热情和创造热情,进而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
第二,商品经济从本质上讲是“竞争经济”,离开了自由平等的竞争条件,就等于扼杀了其生命。
这一点,司马迁当年就已洞悉,因此他坚决主张无论是宏观管理还是微观指导都应该按照经济规律办事。
现阶段我国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中小企业已成为创造财税、吸纳就业、稳定社会的重要力量,但却很难得到国家金融政策的有力支持,无法随时获得银行贷款,不得不转而求助高利贷,致使早已基本消失的高利贷死灰复燃大行其道,许多中小企业“饮鸿比渴”的结果,要么倒闭,要么勉强支撑岌岌可危;可另一方面,国有垄断企业却凭借国家政策、资金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有力支持和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心安理得地享受“超国民待遇”,不仅如此,他们中的有些还放弃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巨额投资一些本不该投资的领域。
“善因论”启示我们,政府应顺应市场经济规律,通过政策、信贷、税收等杠杆,“利导”所有企业在市场经济规则卜去平等竞争、自由发展,而不是放任垄断企业“一枝独秀。
第四,“善因论,提倡自由放任经济,即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对国民经济过多干预和控制,但这并等于说司马迁主张国家放弃应该承担的责任,并非一味听任民问经济无序运行,而是主张审时度势,善于“通”、“变”,即“因时”、“顺势”制订政策加以引导指导。
《史记·平准书》说,治国之道应“一质一文,始终之变也。
”若太平盛世则“因之利导”,上“无为”而卜有为;若“事变故而亦反是”,就必须加强宏观控制与管理。
“因之,,与“通变,相辅相成,不能孤立与绝对,该“因之”的必须“因之”,该“通变”的一定要及时的坚决的“通变”,否则,经济运行就必然受到影响,这也是其带给我们的又一深刻启不。
综上所述,司马迁的经管思想虽然产生于农耕经济时代,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印迹,不可能在今天纹丝不动地“依样画瓢”。
但是,因其思想精髓深刻而富有洞见、具有超越时空的效能,这一点,近代以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给出了清晰的证明。
所以,我们除为我国古代能产生这样卓绝千古、精妙绝伦的伟大思想而骄傲自豪外,更应该取其精华吸收养分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健康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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