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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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现在《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之中,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座丰碑,其灵魂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他与别人不同之处在于强调商业流通天下物资、货币从而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他敢于在史书中为商人立传,总结致富之术,还首创经济史传。更可贵的是,他还敢于反对正统的义利观,在理论上为商人正名,这便是宣传欲望动力说和素封论。他非但不认为逐利求富是耻辱的、非正义的,反而认为这是所有人的共性。他引用俗谚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他看来,那些“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的达官显贵,“守信死节,隐居岩穴”的清雅之士,陷阵却敌的军士,攻剽椎埋的少年,走死如骛的侠士,不择老少的歌伎,“饰冠剑,连车骑”的游闲公子,不避猛兽的猎者,博戏驰逐的赌徒,舞文弄法的吏士,以及医农工商等等百工之人,无不是为了追求财富而忙忙碌碌。“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各行各业的分工,物之贵贱,在司马迁看来,这些经济上的一切现象都是在人欲的推动下自然形成的,是符合“道”、“自然”的规律而运动的。用他的话说就是:“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本来,社会经济结构就应该是多层面的,在政策上,不应该有人为的偏重,应该顺应道、顺应自然,即司马迁说的“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能提出这一点该是多么可贵啊!假若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期能顺应经济发展规律,而不是施加过多的人为的粗暴干预,那么,中国的经济也不会要今天进行这样艰难的改革。当然,“因之”并不是放任自流,并不是说政府不该管经济,而是必须顺应之,道所兴者,介之;道所衰者,亦不加之。农工虞乃生产之本,但如果没有商之流通,则将裹足不前;所以司马迁看重商业,并不是他个人有所人为的侧重,而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从这一点不能不说司马迁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远见卓识。
司马迁的素封论更是了不起的思想,虽然它不完全是经济思想,但它是司马迁为商人辩护、鼓励百姓从商致富的思想,而且历来被后世正统文人所诋毁,更显其难能可贵,故略一叙述。他引用《管子》“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得
出结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正统文人要求百姓尊义耻利,认为趋利则失义。但司马迁却把利、义统一起来,为商人的趋利正了名。他还举出秦乌氏倮、巴寡妇清、蜀卓氏、程郑这些经营工商业致富之人,他们“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与之比者,命曰‘素封’”。既然君主诸侯可以凭着权势致富享乐,为什么百姓就不能凭工商致富而“与之比”呢?多么可贵的思想!今天仍然非常需要这种思想!他对正统的卫道士发出有力的诘问:“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掷地有声!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在统治阶级鄙弃“小人喻于利”的时代,发出了非常的离经叛道的异响,其光辉却仍然昭然于世。可贵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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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司农8自序
本书名为:“司马迁的西方现代经济思想”。有人会觉得把中
国古代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和西方现代经济思想连
在一起,是不是有点生拉硬套?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关公战秦琼。其
实,中国人和西方人同为大自然之子,大自然所生、所养,这两者
当然会有共性,当然可以相比较;古代人和现代人血脉相承,这两
者怎能无共性?当然中国人和西方人是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生存、
发展起来的,各自有其特殊性;古代人和现代人是在不同的历史文
化背景下生活和繁衍的,各有其特殊性。毛泽东说:“由于特殊的
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
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
中,所以,当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
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
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①依据毛泽
东的哲学思想,我们可以说,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具有共性,但这种
共性恰好是存在于西方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这些特殊的经济学之
中,存在于古代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具体经济学之中。
司马迁说人的性情为富,西方经济学家说人的目的就是赚钱;
司马迁讲穷困卑下,西方经济学家讲贫贱无价值;
司马迁认为礼起于欲穷于物,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产生于
供求关系;
司马迁发现商业产生粮食、器具和货币这三宝,西方经济学家
证明贸易实现双赢,贸易富国;
司马迁论证经济如水自西东,西方经济学家说明经济完全自由
放任;
司马迁强调朝廷要制定法律对经济生活进行平准,西方经济学
家则主张政府要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
司马迁用相当大的精力分析了货币如何增殖,西方经济学家则
用宏篇巨著研究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以自然之验为根基,西方经济学家以天赋人
权为基础。
这些足以说明经济学的共性存在于中国和西方这两种特殊的表
达方式之中。
到这里,有的谈者或许要发问,既然古代与现代,中国和外
国有共同的经济思想,本书叫“司马迁的现代经济思想”不是更
简单明了吗?谁都知道,在当今的中国,两个经济学并存,其一
是政治经济学,其二是西方经济学。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与前者相
距甚远,与后者十分接近。为了尊重两个经济学并存的约定俗成,
本书名为《司马迁的西方现代经济思想》,以表示其鲜明的市场
经济理论特征。
西方有一位大人物于2006年曾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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