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货殖列传_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2)

收稿日期:2001-12-24

作者简介:陶家柳(1963-　),男,江西波阳人,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档案学、教育学。

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陶家柳

(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江西南昌330027

)

摘　要:《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史书,第一次把经济方面的史料收入历史书中,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阐明了自己的经济思想,对于当今制订经济政策、发展经济,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货殖列传》

中图分类号:K 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237(2002)04-0072-05

司马迁作为史学家已经是家喻户晓了,但是他还可以说是一个经济学家,这一点就不是广为人知的,他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传世杰作《史记・货殖列传》一章内,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涉及经济问题的专门著作,开史书记载经济活动的先河。自此以后,历代史学家写史书时,都专门辟有《食货志》一章,记载当朝的经济活动和经济政策,为后世研究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从这点来说,司马迁足以值得我们大书特书。他的《平准书》也稍微涉及了一点,这里我们存而不论,本文仅就《货殖列传》谈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一、人类求富合理论

物质财富本来是人们生存的必要前提条件,可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很长一段时间内,财富二字就像瘟疫一样遭到人们的唾弃,如孔子提出“罕言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最为人们所需要的东西却最被人厌弃,看起来很滑稽,其实,只不过是统治阶级为了巩固统治地位而采取的一种愚民政策,

因为如果人们“安贫乐道”,不追求富裕的物质生活,就不会犯上作乱,统治阶级的宝座就稳如泰山。

司马迁和这些人唱了一曲反调,他明确提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求富是人的本性,天生就具有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

[1]

(P 3256)

不光是穷人求富,富人也希望更

富,“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宝之君,尚犹患贫,而况编户之民乎!”因此求富不是什么可耻的事,而是正正当当,符合事物之理的。

在肯定了求富的合理性后,司马迁还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社会芸芸众生求富图:

贤人深谋于廊庙,议论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堆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尔。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契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

第22卷第4期2002年8月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JOURNA L OF SH ANG RAO NORM A L CO LLEGE V ol.22,N o.4

Aug.2002

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

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阮谷,不避猛兽之害,

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

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

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

刀锯之诛者,设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

富益货也。[1](P3271)

司马迁举了这么多例子,旨在说明追求财富是人的天性,是不学而会的,这当然有他的进步性,如他所说,隐居岩穴之士固有清高傲世,不愿与俗人同流合污之人,但也不乏通过隐居而求名求利的人,正如前人所说的那样:藏之深山是为了扬名四海,在这一点上,司马迁揭示了一部分隐士的真正面目。但是,除了进步性之外,司马迁的求富理论也有它的缺陷,如他把一切人的求富动机混同在一起了,而没有看到他们的阶级差别,统治阶级求富是为了过骄奢淫逸的生活,而贫苦的老百姓们如“医方诸食技术之人”,追求财富是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温饱。尽管如此,但他引证事实,驳斥了儒道两家有关经济问题的错误观点,论证了人类追求财富的合理性,突出地表现了司马迁唯物论的光辉,这是应当肯定的。

在求富问题上,司马迁还提出了一个卓越的思想,也就是经济实力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势,换而言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经济实力,政治上不可能有地位,“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既然是客观规律,不可能加以改变,那就必然会造成人们竞相求富,以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在求富问题上,司马迁也犯了一个错误,他在解释财富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作出了片面的理解,“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1](P3255),为此,他列举了陶朱公(范蠡)的例子,范蠡治产积居,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再分给贫困的人们。基于此,他把财富和伦理道德完全等同了。事实上,富人不一定道德水平就高,而相反的情况却是不少的,我国杰出的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与司马迁完全不同的观点,即“为富不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历史局限性。

二、农工商虞并重论

中国古代一直是实行重本抑末政策的,只是程度有所不同罢了,从战国到清朝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商业一直摆在末业的地位,商人的声誉也就低得不能再低了。统治阶级从经济上严酷打击商人阶层,如汉武帝时期实行均输平准政策和盐铁官营,断绝商人发财致富的途径,另一方面,还加重对商人征收税收,把商人已经得到的财富尽量掠夺走。在政治上,统治阶级也极力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如规定商人不准穿丝绸衣服,不准乘车,不准做官,把商人列入另册,和罪犯列为一类。

司马迁是如何认识商业和商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的呢?“夫山西饶材、竹、谷、纟卢、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丹砂、犀、王毒瑁、珠玑、齿草;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民而食之,虞而出之,商而通之”[1](P3254),他把商业和农业、牧业、渔业等并列在一起,认为农业生产粮食,可以养活人民,牧业可以生产牧畜,供人食用,而商业呢,它的重要作用就在于沟通各地的商品流通,使它们互通有无,“以所多易所鲜”,山西的人用他多余的竹、谷去换山东的鱼盐,各得其所,得其所欲,这全靠了商业的功劳。司马迁还引用《周书》来进一步说明商业的重要性,“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上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从这段话里我们更可以看出司马迁重视商业的思想。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司马迁认识到了财富的源泉是劳动和自然资源,自然资源越多,付出的劳动越大,所得到的社会财富就越多,即“原大则饶,原小则鲜”,司马迁的这种财富源泉的思想比一千多年后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配第的观点还要进步,配第认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司马迁的思想比配第高明的地方在于,司马迁所谓的自然资源不仅包括土地,还包括山林、水泽等。

针对历史上历代统治阶级对商人的贬低,司马迁为商人正名,他认为商人并不都是奸滑不轨之人,其中也有许多商人道德修养比较高。司马迁为他们作了传记,树碑立传,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如宣曲任氏,富至千金,但任氏家法严谨,“然任公家约,非田蓄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1](P3286)。任氏富裕而不奢侈,因此成为众人的表率。又如无盐氏,在国家急难之时,解囊相助,“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1](P3280),这样解国家危难的商人不仅不应歧视,而且应当受到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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