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难军独立之原因

宋朝虽由太祖建立，但太祖在位时期，主要是集中力量解决统一问题。直到太祖驾崩，统一大业尚未完成。太宗继位之后才彻底实现统一，故而此时宋朝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边疆问题上，着手解决唐末五代遗留的边疆问题。自唐末五代以至宋初，形成了三个主要的边疆问题。分别是幽云十六州问题、定难党项问题、交趾问题。宋太宗时期试图对这三个问题都加以解决，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真宗继位后三个地区脱离宋朝的形势趋于固定，此后有宋一代未能收复。这三个边疆问题内部又有所不同。幽云十六州问题是后晋石敬瑭割让给契丹所造成的。到太宗时期，契丹立国已经七十余年，兼有草原骑兵之剽悍和农耕文明之稳定。宋太宗未能一举收复燕云，也在情理之中。南方交趾也早在五代时期从南汉分离，宋太宗收复遭到失败有军事上的原因，也是因为分离日久。且北患严重，不能集中力量对付交趾。但定难问题则不同。定难军在五代时期一直奉中原王朝之正朔。虽然内部自治，但至少没有公开反叛。名义上还是中原王朝的领地。在宋太宗之前，定难军一直对中原王朝称臣进贡，关系基本上还算融洽。宋太宗时期，定难军出现了内乱，其首领李继捧献出定难诸州土地，向宋朝归诚。这本来是一个天赐良机，可一举解决定难问题，然而定难军最终不但没有回归中原王朝的怀抱，反而是愈加独立，最终形成西夏国，成宋朝西北的巨患。这其中很大程度上与宋太宗、宋真宗两代皇帝对定难党项的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就试图通过分析太宗、真宗的政策来探讨定难军为什么最后会走向独立。

宋朝政策的错误首先在于不应该任命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并授予其定难五州之地。997年（至道三年），宋真宗继位，为了笼络李继迁，竟然将定难军辖地还给了李继迁。虽然绥州、宥州并未归还，但核心的夏州、银州落入了李继迁手中。这可以说是982年（太平兴国七年）李继迁起兵以来，宋朝做出的最致命的错误决定。首先，归还定难使得自宋太宗以来收复定难的所有努力付诸东流，定难地区在形式上退回了李继捧献地之前的状态。事实上还要更糟糕。因为献地之前，定难军历任节度使都奉中原之正朔，与中原王朝关系尚好，那是虽然不能得到定难的土地，但定难军也不至于和中原兵戎相见。而此时宋真宗归还定难，李继迁只会觉得这是其军事斗争所带来的结果。宋朝还地的举动会进一步刺激李继迁的野心，助涨李继迁的信心。出于散兵游勇状态的李继迁尚且敢于谋求五州之地，成为定难节度使的李继迁又怎么会甘心做宋朝的臣仆？其次，归还定难使得李继迁获得了至关重要的根据地，从此四出扩张，一发不可收拾。在太宗时期，李继迁虽然屡屡扰边，但是都没有给宋朝带来致命的威胁。原因在于李继迁的部队流动作战，在面对优势的宋军时往往处于下风，更不用说攻克城池了。即使一时用计攻取，也无法长期占据。只要宋朝坚守平夏之地，李继迁实际上无所作为。然而在李继迁获得了定难地区之后，有了稳定的根据地，李继迁很快就攻占了灵州。御敌无方的宋朝居然不思收复，而是将绥州、宥州也一发归还李继迁，希望满足李继迁的欲望。这无异于抱薪救火。可以说，小小的定难军之所以会发展成西夏国，宋真宗归还定难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第二，宋朝不应该对李继迁抱有幻想。在李继迁与宋朝周旋的过程中，每当其势力受挫，就会向宋朝上表称臣，请求归附。宋朝居然一次又一次的相信了李继迁，授予官职，甚至是土地。在多的宋朝封赐的同时，李继迁也在向辽国请赏，甚至攻击宋朝边疆。这使得宋朝的西北政策始终在“战”与“和”之间转变不定，缺乏一个一以贯之的大战略。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我认为是宋政府的边疆观念。宋朝对于西北边疆始终抱着一种消极的观念，而不是主动的开拓进取。当李继迁起兵反抗的时候，宋朝的镇压行动其实带有“被迫”的性质。因此只要李继迁向宋朝深处橄榄枝，宋朝就会立即接受。哪怕宋朝自身也明白这李继迁并没有归降的诚意。宋朝对西北边疆的消极态度还体现在对西北土地是守还是弃的问题上。比如王禹偁认为：“下诏赦李继迁之罪，复与其夏州……彼必感恩内附，此亦不战而屈人之兵也。如其不从，则备御、诛擒皆有方略，且使天下百姓知陛下屈己而为人也。”[①]此话实为荒谬。如果宋朝真的对李继迁“备御、诛擒皆有方略”，那么李继迁又怎能在西北坚持叛乱十年之久？李继迁判服无常，又怎么会对宋朝感恩？在宋朝看来，边疆地区一旦陷入战争，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经营的时候，这一地区仿佛就成为了一个包袱。而宋朝的做法就是尽快甩掉这个包袱。王禹偁的说法其实就是为宋朝甩掉包袱而寻找借口而已。正是在这种“甩包袱”思想的指导下，宋朝不断放弃边疆土地。而这换来的却是李继迁更加猖獗的攻势和后来宋夏之间漫长的战争。

第三，宋朝不应该坐视李继迁、李德明吞并河西各族，肆意发展势力。虽然宋朝也在拉拢河西吐蕃、回鹘等族，借此来制约党项李氏的发

展，但是这种拉拢主要是册封和赏赐，更多的是名义上的支持而没有实际的意义。在景德三年宋朝和李德明约和之后，李德明就把扩张的中心转向了西部地区，而宋朝对此却无动于衷。尤其是在澶渊之盟签订之后，宋朝北方的国防压力大大减轻，可以抽出力量解决定难问题，而宋真宗居然忙于在国内进行“天书封禅”活动。反倒是辽国趁此机会征讨高丽等周边国家。李德明也大力向河西开拓。从党项李氏整个发展过程可以看出，李氏最先获得的是平夏地区。而后西取灵州，定都兴庆府，再攻占凉州（西凉府），占据整个河西。“于是西夏势成而灵州永固矣。盖平夏以绥、宥二州为首，灵州为腹，西凉为尾，有灵州则绥、宥之势张，得西凉则灵州之根固”[②]。而在宋朝关中地区，由于宋朝防御严密，且西夏军队不善于攻坚，几乎没有取得什么重大的战果。反倒是宋朝在后期对西夏进行“浅攻进筑”的方法不断蚕食横山地区。这说明宋夏军队之间的战斗力差距并不像宋辽之间那样悬殊。但是宋朝在国力胜于西夏的情况下却不能将其一举荡平，而只能采取步步为营的方法缓慢推进，其原因就在于西夏已经在西北站稳脚跟。西夏的统治中心在兴庆、灵州一带，而前沿是夏州、银州，又有横山为屏障。西凉府作为后方基地，提供人员和物资的保障。对于这样一个幅员千里的大国，宋朝想要通过元丰五路伐夏那样的军事行动一举消灭，就显得困难了。而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归根结底是因为宋太宗、宋真宗时期对党项李氏向西发展的行动不予理睬。尤其是宋真宗在通过和约实现和平后就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任由李德明在河西开疆拓土，其结果只能是养虎为患。宋朝虽然因地理上的隔绝，无法直接援助灵州以及河西诸族，但是可以采取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