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论着《哲学的贫困》中的政治经济学思想

马克思论着《哲学的贫困》中的政治经济学思想

梅林认为，《哲学的贫困》只是一本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论着。①其实不然，它同时也是一本经济学着作。在该书中，马克思以全新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武器，对蒲鲁东的唯心主义经济学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这一批判奠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批判蒲鲁东“无人身理性”，建构经济范畴的来源理论

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的理论出发点是黑格尔主义的与上帝等质的“无人身理性”。一开篇，他就提到: “对我们来说，社会的历史无非是一个确定上帝观念的漫长过程，是人类逐渐感知自己的命运的过程。”

②由此可以看出，他从黑格尔那里没有学到真正的辩证法，而是不折不扣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蒲鲁东以此观点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认为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不过是先验地存在于人类理性中的抽象经济范畴的体现和化身，观念形态的经济学范畴才是“原始的原因”。由此，他按照自己的主观臆想将一系列经济范畴拼凑在一起，生硬地排列成一定的顺序，并根据这个顺序把经济的进化分为十个阶段: 分工、机器、竞争、垄断、国家( 警察) 或税收、贸易平衡、信贷、私有、共产主义、人口。在他看来，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之所以有运动和变化，恰恰是由于他的理论体系中的一系列范畴依据一定的排列顺序依次演进的结果。这样，蒲鲁东就把一切存在物归结为逻辑范畴，把经济关系的发展归结为思想观念的自我运动。在蒲鲁东眼中，“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存在于天父心怀中的公式。”

③因此，他探讨的并不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历史，也不是世俗世界的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家族的观念的历史。他提供的经济范畴的发展顺序不过是这些范畴在他头脑中排列的次序。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

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则是神秘地颠倒了经济关系与经济范畴的关系。他不是把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看作实在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是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作这些抽象的体现。因而“蒲鲁东先生把这些关系看成原理、范畴和抽象的思想，所以他只要把这些思想( 它们在每一篇政治经济学论文的末尾已经按字母表排好) 编一下秩序就行了。经济学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 蒲鲁东先生的材料则是经济学家的教条”④。

同时，蒲鲁东不是从现代社会制度的联结中了解现代社会制度，而是从“普遍理性”、“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出发去探讨经济关系的运动，因而给人们提供的只是一种“可笑的哲学”。他的那些关于历史的议论是在想象的云雾中产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之上的，因此，它们不过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说穿了，他不过是想“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⑤。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蒲鲁东的这些思想完全是黑格尔主义的翻版。“既然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么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产、事物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蒲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

⑥他从黑格尔那里找到了一种“绝对方法”，这就是把一切存在物都经过抽象而归结为逻辑范畴，“把这个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范畴上面，就会得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换句话说，就会把人所共知的经济范畴翻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这种语言使人觉得这些范畴似乎是刚从纯粹理性的头脑中产生的，好像这些范畴仅仅由于辩证运动的作用才互相产生、互相联系、互相交织。请读者不要害怕这个形而上学以及它那一大堆范畴、群、系列和体系”。

⑦它所说的运动不过是运动的抽象或抽象形态的运动，不过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粹理性的运动”。蒲鲁东并没有真正学会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却把他的哲学降低到了极可怜的程度。他像黑格尔一样，认为世界上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在他看来，没有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他妄自尊大地自以为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来建设世界，实际上，“他只是根据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⑧。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唯心主义观点的同时，实际上已经重申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这就是，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上，只能是前者决定后者，而不是相反。在马克思看来，“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⑨“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⑩这些道理，蒲鲁东是一概不了解的。“根据他的意见，创造历史的，正是抽象、范畴，而不是人。”

这样，在蒲鲁东那里，当作范畴形式来看的经济关系，就成了既无起源、又无发展的永恒公式。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实际上是间接地肯定了资产阶级生活的永恒性。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他将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想像为范畴和观念的形式，实际上是把这些产物视为自行产生、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永恒的东西了。

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同历史上的一切其他的具体形态的社会关系一样，都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而作为这种社会关系或社会存在的反映的观念形态的范畴、理论等，同样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

二、批判蒲鲁东“原始的原因”，确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

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认识。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对外贸易从而产生的重商主义认为，商人从狭隘的直接经验出发，对流通、货币、金银顶礼膜拜，把流通领域中的货币作为他们研究的重点。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逐渐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于是出现了重农学派，重农学派则把货币或金银赶下了财富的舞台，把农业部门生产出的剩余产品———“纯产品”等财富的积累作为他们研究的中心。重农学派突破了重商主义的理论局限，把关注的重心从流通领域转到了生产领域，从对象转到了主体创造财富的劳动。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扬弃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各自的狭隘观点。

但是，无论重商学派、重农学派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由于它们没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看待生产和流通，因而都无法自觉地确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说，它们取得的经济学成果都是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下取得的。它们大都不能从具体的经济现象中摆脱出来，抓住经济运动的实质。在它们的理论中，更多的是对“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而不是透过这些表面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去深入把握背后隐藏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蒲鲁东的唯心主义经济学思想的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了对经济范畴的科学认识，从而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确立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无疑，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由一系列经济学范畴组成的体系。而如何理解和看待这些范畴的本质，对于确立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蒲鲁东认为: “经济理论有它自己的逻辑顺序和理性系列。”

他从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出发，把历史说成是观念的历史，是一种普遍理性的自我表现。进而，他将一系列经济学范畴看成是“原始的原因”、一切现实的经济运动的本原或实体。在蒲鲁东那里，经济学范畴成了“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成了先验的观念和思想的产物，而现实的经济关系只不过是睡在“无人身的理性”的怀抱里的一些原理或范畴的化身。这样，他就完全颠倒了范畴与现实的关系。蒲鲁东的这种观点使得他既不能正确地理解历史的发展，又无法科学地认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因此，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并不是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而是脱离这些现象的经济关系来主观地排列演绎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