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

阳明心学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阳明心学是由明代大儒王阳明发展的儒家理学，自创立以来就具有鲜明的特色。

在日本，阳明心学极大地影响了明治维新，成为了明治维新的重要学派，并为日本维新变法做出了重大贡献。

明治维新期间出现的一大批维新志士，不是阳明学者就是阳明心学的拥趸，以他们为主导进行的改革，推翻了日本历史上的幕府统治，建立了现代日本国家。

标签：阳明心学；明治维新；武士道0 引言阳明心学对日本影响很大，对日本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特别是十九世纪中后期涌现的倒幕勤王志士，他们不是阳明学者，就是阳明心学的仰慕者。

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认为，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

三岛由纪夫认为，不能无视阳明学而谈明治维新。

蒋介石在《中国的立国精神》中认为，日本民族之有今天，完全是从王阳明哲学片段中所得的教训。

他们得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学说，做他们（日本）的立国精神。

他们就拿这个动的哲学来侵略别人的国家。

这是一种乱动、盲动，陷入了一个动的大毛病，而忽略了伦理、政治和哲学思想这些静的方面。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基础是整个的，不仅要讲诸静的方面，也要讲动的方面，这就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哲学。

日本的阳明学对日本明治维新影响很大，主要是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人才，推动了日本迅速走向现代化。

1 阳明心学对日本现代化的影响1.1 阳明心学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精英集团阳明心学培育了一个团结、富有远见、务实的精英集团，这些精英直接推动了日本现代化的进程。

江户时期的日本社会有着严格的身份差别，这种身份差别不仅表现在统治阶级的公家和武家，还存在于被统治阶级农、工和商阶级之间，而且在同一阶层内部严格按照世袭和血统原则加以区分。

日本没有一个像中国科举那样的制度使得社会各阶层存在流动的可能，加之朱子学把封建的身份秩序加以合理化和制度化，使得平安时期之后的日本，即镰仓幕府，室町幕府，德川幕府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

但是阳明心学在日本的传播极大地震撼了日本的思想界，它对朱子学的批判把人从封建伦理中解放出来，使得下级武士阶级的崛起和后来对西洋学的学习成为了一种可能。

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众多的维新志士都是阳明学者或者阳明心学仰慕者的原因。

阳明心学唤醒了日本下层武士阶层，使得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洋务运动最大的不同之一，便是明治维新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获得了底层人民的支持。

这个精英集团包含了一个中央官僚阶层，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伊藤博文等构成了一个富有远见的官僚集团，不需要像洋务运动中需要借助皇室的力量才可以推动国家现代化的进程。

这个精英包含了一个知识分子阶层，吉田松阴、福泽渝吉、涩泽荣一等优秀的日本知识分子在明治维新前后，用自己的笔唤醒了日本民众，许多思想家（甚至包括永田铁山、石原莞尔、北一辉）开始思考怎么样改造和建设日本。

这个精英集团还包括一批工业巨头，最早明治维新是以官营工厂或者半官半民性质为主，这是日本明治维新前期雄藩政权所决定的。

各藩有实力的大名成为了明治维新政权的核心，也理所当然的成为支撑这个新国家工业的核心，众多的下级武士的薪水就由这些新生的工厂所提供的。

明治十四年，大隈重信改革失败让位于伊藤博文，这也标志着自由主义官僚政府让位于萨长藩阀政府。

官营工厂和半官半民工厂全部拍卖出售给民间，殖产兴业政策遂转换为以民营工厂为中心。

①后来的这些财阀和政府一同将日本改造成为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国家。

1.2 提供明治维新的思想渊源阳明心学的君臣观念、德治观念和平等观念，为实现统一的、现代化的日本提供了思想渊源。

明治维新时期提出的“尊王论”实质上就是一个争取国家统一的思想，希望建立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统一国家。

很多学者认为日本学习的是欧洲的君主立宪制，拿日本和英国进行比较。

其实日本作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只是借助了西方的官僚体制（西方的官僚体制也是源于中国）构建了一个与西方截然不同更适合日本的政治秩序。

那就是打破身份制的限制，以天皇为核心构建全新的国家机器。

这样的君臣观念、德治观念和平等观念就是王阳明政治伦理的核心支柱。

阳明认为，“夫君之于民，犹心之于身也……谓夫民以君为心也，君以民为体也，体而必从夫心，则民亦必从夫君矣”。

②“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恒处，便是仁，无诚爱恻恒之心，亦无良知可致矣”。

③“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

④“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

⑤这样的心学思想经过石田梅岩、中江藤树和吉田松阴等人的传播，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社会，对人，对人心的，对理性的相信打破了身份制度下血统原则和世袭原则的枷锁。

明治维新之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历史上有两次机会考验大和民族对于天皇以及天皇制度的态度，但是这两次天皇和天皇制度都得以保留。

之所以如此，恐怕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的天皇制度和神道、武士道一样是日本传统文化的核心。

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的封建制度并不比中国好多少，各种传统的思想甚至比中国贯彻的更为严重。

但是以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和伊藤博文等萨长志士看到了世界和日本的差距，决心推翻幕府进行改革。

既然能够称为改革必然是全面的触及制度性和传统的东西，但是改革要获得成功必然是所触及的东西要能够得到人民的接受和当下现实的认同。

当年以伊藤博文为首的维新志士在制定宪法和国家制度过程中处于极度机密的状态，他获得了日本天皇的全力支持。

如果没有这一切，日本的内阁制和法律、日本的电报、铁路系统和货币制度、日本人的服饰、礼仪和生活习惯怎么可能能够仅凭几个维新志士的呼吁就能够在日本迅速地西化。

可以说日本能有天皇和天皇制度这样的传统是幸运的，这是改革成功最重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钥匙。

所以说，近代天皇制成功地聚集了国民的才能与活力，并发展成为具有东亚最初的资本主义产业与近代化军备的国家。

⑥然而对于日本而言，还能拥有伊藤博文这样的杰出政治家更是一种幸运，他懂得抓住日本民众的心，这里既包括天皇、保守派和改革人士，合理的变通成就了后来迅速现代化的日本。

整个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国家上层建筑的构建，无一不受阳明心学的影响，那种对日本民众各阶层人心的观察、洞悉和把握正是阳明心学最淋漓尽致的体现。

1.3 阳明心学重塑武士道阳明心学重塑了日本的民族精神支柱武士道。

武士道精神在融入阳明心学之前，主要是混杂着佛教、神道教和儒家文化的一些东西。

然而阳明心学将知识被看成要与生活中的实践躬行相一致，无疑给武士道增加了行的意义和价值的指向性。

武士应该忠于谁？武士的刀向谁挥？武士的良知是什么？这些基本问题在明治维新期间激励着一批维新志士投入到革命中来。

在那个时期，最大的理就是推翻幕府，重建一个全新的日本，这个“理”存在于像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武士的“心”中，这也是他们作为武士存在的意义。

为了这个目的，必须将武士的修行贯彻到行动中来，那就是“知行合一”，武士的刀指向幕府，推翻旧幕府在日本的统治。

由此可见明治维新期间最大的良知就是：我们人民首先考虑到的，就是自己国家独立的问题。

⑦为了建立一个新的，不同于旧式幕府的政权，一大批受阳明心学的下层武士站出来登上了自己的人生巅峰，也将日本推向了历史的巅峰。

“一直是按村落管理，按家庭传承职业的日本人，改变成向对外战争和工业革命热烈贡献的被‘主体化’的近代人，……这里发挥巨大作用的是由中国传来的政治思想兼个人处世指南的儒教，特别是表现在其中‘阳明学’的思考方法上”。

⑧“大盐平八郎的行动只是个案，但他的起义却生动地表现出蕴涵在阳明学思想中过激的潜能。

王阳明对于公开行动的强调给儒家经典增添了革命色彩”。

⑨如果单纯的从阳明心学对程朱理学批判，把人从封建伦理中解放出来来看，阳明学确实认为对于善恶的认识只有通过行动的表现才有意义。

但是这样的行动要基于善的意义才称得上是良知，所谓为善去恶是良知就是这个意思，可见后来的日本人把日本走向军国主义也归纳到阳明学的影响是错误的。

正如对武士道精神的误解一样，也误读了阳明心学，最为关键的一点，战斗的本能之下，更为神圣的本能——“爱”被人为地忽略了。

总之，日本在19世纪末完成了自己的现代化革命，在这个过程中设计了“体用”的合成物，它的“体”或基本原则，是改造过的儒学；它的“用”或实践，是改造过的西方因素。

⑩将儒学和西方因素这种“体”、“用”完美结合的润滑剂是阳明心学。

2 日本成功的经验及中日近代化比较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隔海相望。

在明治维新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彻底地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社会，而日本先后通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成为了东亚头号强国。

这样的反差不仅仅是中国人意想不到的，连日本人自己也觉得大为惊讶。

山县有朋在《军备意见书》中认为，自今十年之后，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之日，清帝国的中心地区也将不能幸免于列强只瓜分；由于清帝国的兵制自1886年起开始衰落，军队士气的低落已无法掩饰，因此将对瓜分无力抵抗。

东洋祸机之爆发，不出今后十年。

日本应作好准备，一有可乘之机，即应主动采取行动，收取利益。

？輥？輯？訛历史上曾经的老师中国，被一直以来做学生的日本看作任人瓜分的肥肉。

这样的评价也许是中日关系史上日本对中国最为轻蔑的时期，为什么短暂的半个世纪，两个差不多的国家发生了如此大的反差呢？这个问题的理解和答案有助于我们回过头来看直到今天依然在路上的中国现代化进程。

中日两国今天同为东亚的工业制造大国和军事强国，但是两国发展的历程和结果却很不相同。

探讨这两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殊途同归，有利于我们真正认识自己，寻找有助于我们走向更大成功的经验。

2.1 土地问题中日两国在现代化起步之初同为农业国家，日本明治维新较好地解决了土地问题，中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改革开放以来才得以较好的解决。

日本明治维新之初，农民并未广泛的参与到之中来。

下级武士是以实行者的身分参加革命的，其次，在他们背后，町人是以经济支援者的身分加以协助的，但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却置身于革命之外。

？輥？輰？訛1872年，明治政府允许土地买卖，这固然是建立现代地税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更为重要的是土地的流通使更多的农民彻底土地分离，这些人为后来日本政府军事扩张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资源。

明治政府的土地改革，让大量无地农民成为了工人或者军人。

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没有所谓的民族国家观念，日本被分割成为许多藩。

号称德川幕府三百藩，就是有这么多的军阀割据。

日本的武士忠于的是自己的藩主，一方面，它们是所在藩的主要武装力量；另一方面，也是所在藩的行政管理人员。

明治维新之后，在新政府之下，纳税的负担从生产者转移到了土地所有人身上；农民这才从封建制度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但同时也失去了以让“他们不死也不活”为怀的领主们的那种“家长式”的体谅。

在新社会里，他们有了选择命运的自由；任便去死或活，任便留在田间工作或是把田卖掉进入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