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王阳明良知说的现实意义

简论王阳明良知说的现实意义

作者：郭雯

来源：《中国校外教育·基教版》2009年第01期

[摘要]在王阳明心学体系中，最为核心的是他的致良知说。良知说包涵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其中良知说的主体具有广泛性，提出“人人可以为圣人” 的主张；良知还具有内在性，“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求知只是向内反省探求。良知还具有实践性，强调“知行合一”。虽然，他的思想体系受时代局限，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主观性的色彩，但他的良知说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建设实践中，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良知普遍性内在性

王阳明是我国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也是宋明理学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又以哲学、教育上的影响最为深远，而在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又尤以他的“良知说”著称于世。“良知说”不仅在古代很有影响，而且在当今社会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王阳明良知说的特性

“良知”一词来自于《孟子•尽心》篇：“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在孟子那里便是指人所“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先验道德意识。王阳明继承了孟子的这一思想，并将其与自己的心学相结合，把它进行理论的提炼和发挥。他指出：“良知者，心之本体”（《传习录中》），将良知与心结合起来，并提出了“致良知”的道德修养途径。所谓致良知，就是致力于主体自我道德重建，使自己的思想意识到完美无缺、尽美尽善的地步。这一观点的提出，标志着阳明心学的最终确立。他的致良知就是要求人们除尽利欲，恢复先天所具有的良好道德情感，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封建道德的要求。这既有以往道德家和儒家的影响，又有他自己所独特的创造。

1.主体的普遍性

王阳明认为，道德主体具有普遍性。因而，他否定了以往思想家在道德主体建设的狭隘性，在他以前的主流儒家学者一直认为，圣贤之士只是少数，而大多数人都为平庸之辈。孔子甚至认为,“中人以下，不可语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受教肓的权利受到限制，因而能有机会成圣为贤的就唯有那些上层社会的子弟。这样，就把成圣

为贤的主体限制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内。阳明则看到了传统道德建设的局限性，提出了“人人可为圣人”的主张。王阳明的道德实践主体是广泛的，不仅士大夫、知识分子可以做到，就是一般平民白姓也能做到。王阳明“人人都可为圣人”的思想，扩大了良知的道德实践范围，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尧舜，只要肯去“格物”，就能达到“致良知”。

2.良知说的内在性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先验的认识主体，具有内在性。他所谓的良知，不是直接来源于每个人的闻见之知，同样，也不是来源于每个人直接的生活实践，而是先于经验的认识主体,来源于人的内心世界。他说：“良知不由见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是不滞于见闻，而亦不杂于见闻”（《传习录•答欧阳崇一书》）。他认为，良知是不待学和虑的先验的认识。而闻见之知则依赖于良知而存在，是良知的作用和表现。良知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客体。认识的过程就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事事物物作为认识的对象，亦是心的产物，所以认识便是以吾心之良知去认识吾心之事事物物。通过认识“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达到“合心与理而为一”（《传习录•答欧阳崇一书》）。

王阳明的良知说在本体上具有的内在性，在说明本体的内在性时，他说，“心外之物，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学”。王阳明心学所谓的格物致知，就是要把我心的良知推致到事事物物上，则事事物物就都是合理的了。为了说明这一点，他说：“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传习录•黄省曾录》）。致知格物不是探求客观规律，而是把内心固有的天理贯彻到事事物物中去，这里所讲与康德所谓“心为自然界立法”的思想相似。在他看来，良知的本体是内在的。

3.良知说的道德实践性

在王阳明的思想体系中，他所讲的道德主体，不仅普遍、内在于人的主体意识中，不仅抽象地存在于人的头脑中，而且，他所讲的良知，还具有实践性的一面，这样就把他的学说推向了现实社会，摆脱了空洞的，抽象的说教。他强调指出，知与行是合一的，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因此，“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传习录上》，“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传习录•答顾东桥书》）。

王阳明要人复“知行本体”，把知、行做为一个工夫，在于说明“知”不能离开“行”，“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他所说的“行”，强调的是封建道德的“践履”和“笃行”。但他所说的“知行工夫”不仅是泛指人们的道德实践，而且是专指一种所谓“克已”工夫，也就是“纯乎天理”，“减得一分人欲”，“复得一分天理”（《传习录上》）的封建道德修养。

综上所述，良知主体的普遍性和本体的实践性以及内在性，不仅是良知说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也是它区别于以往良知说的主要内容。而且还是它能比较好地满足了当时的时代需要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实现了其“灭心中贼”目的！

二、王阳明良知说的现实意义

历史是无情的，王阳明先生削瘦的身影已随历史的车轮渐渐地远去，似乎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淡忘。但是他留下的良知说，不仅在当时和以后的几百年里发挥了重大作用，并且在当今社会主义建设中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1.王阳明良知说对当今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促进作用

众所周知，道德属于人们的意识范畴。它所具有的他律性，是要通过建立一定道德规范，从而对人们的行为起一种导向作用。即告诉人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但是，道德与法律相比，法律具有强制性，而道德则不同，它需要由一种外在他律转换为自律，才会最终起作用，并主要依靠内心的道德标准来衡量。道德的这种内在性正好同于王阳明的良知说，良知说的基本精神是一种自觉性很强的自律道德。

2.王阳明良知说的方法有利于加强自身修养

我们进行自身修养的过程，就是克服私心杂念，树立正气，让良知回复本体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法制还不健全，社会上还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要完全依靠社会监督不可能，事实上也办不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必要大力提倡加强自身修养，增强自身机体的免疫力，从而弃恶存善。

在修养方法上，他强调的是应事接物，事上磨炼。他虽然将“格物”解为正心，但并未因此而排斥接触事物，并不意味着要远离或逃避具体事物。他明确指出，“只是空静坐，如槁木死灰，亦无用。”他强调，致良知的关键在于笃行，注重行了，善便存，恶便去。只有在与外物接触的过程中，克服私心杂念，树立正气，才能使良知回复，才能使自己的道德意识逐步达到完善。

参考文献：

[1]刘宗贤.陆王心学研究\[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

[2]王阳明.传习录\[M\].云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

[3]劳思光.中国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