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石门坎 百年苗疆的超常规奇迹

余老师定的题目：（一声叹息贵州石门坎）
贵州石门坎：百年乡村的超常规奇迹
用当地人话说，偏居乌蒙山腹地的石门坎是贵州“西部之西、边远之远”，这里曾经几乎是中国最贫困的地方。

但朱雨翔可以毫不费力地带着你穿过齐膝的荒草，找到已经废弃多年的游泳池、篮球场。

从这位熟知石门坎历史的苗族教师口中，“苗族文化复兴圣地”、“西南苗族文化最高区”等词眼所承载的繁荣便得以复活。

近期，伴随着寄望的慕名拜访，记者一行从贵阳行车一直往西，在乌蒙山腹地千壑万仞中颠簸近十小时后，走进了这片蜚声海外的文化高地。

香港文汇报记者虎静郎艳林威宁石门坎报道
稿一、
苗疆乡村的超常规发展
1985年，刚出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在干部见面会上，出人意料地和当地干部讲起了一个外国人的故事：1904年，一个名叫柏格理的英国人在贵州威宁县一个非常贫穷、荒凉的地方开创了一系列教育奇迹。

胡锦涛最后还对当地干部说到：“柏格理用实践告诉人们：进步的科学文化和艰苦创业，可以在贫困落后的地区，实现教育的
超常规发展。

”
“龙年得道”迎来“救星”（小标题）
石门坎，正是胡锦涛语中提到的”非常贫穷、荒凉的地方“，一个被当地人称为“西部之西、边远之远”的苗族村寨。

半个多世纪以前，这个位于贵州省威宁县最西部山区的小村庄，一度被建设成为“苗疆文化圣地”和“西南文化最高区”。

1905年，为逃避杀戮，一支被称为“大花苗”的苗族逃到了滇黔川最偏僻荒凉的石门坎。

在这里他们没有土地，靠租种彝族土司的土地为生，过着刀耕火种、结绳刻木的生活。

就是在这个被当时“大花苗”称为“龙年得道”的7月12日，威宁和水城一带的四个大花苗人跋山涉水，走了几天，找到了当时在云南昭通圣经公会布道所的牧师柏格理。

当时柏格理已经40岁，对于这位已在中国传道17年的牧师来说，他一直希望能像到非洲传道的同胞李文斯顿那样，在中国引领一个民族归信。

“尽管他在昭通做过很多传教的工作，还曾冒着生命危险到金沙江附近的凉山彝族去传教，但收效甚微。

”朱雨翔说。

据史料记载，正是在四个大花苗人的邀请下，这年冬天，柏格理和四名苗族以及昭通的汉族信徒来到了滇黔交界处的石门坎。

对于已在中国生活了17年的柏格理来说，初入石门坎时，当地苗民半农半奴的生活场景还是令他十分震惊。

由于生活极其
艰苦，当时的苗民大多头盘长辫，身穿粗麻布衣，赤脚或穿草鞋，身上不但肮脏污秽，而且气味很重。

朱雨翔曾听父辈们讲过，当时，附近苗寨里几乎找不出一个人能数到两位数，略识些字的只有两个在彝族土司家做高级家奴的苗民。

初入石门坎的柏格理马上换下洋服，身着粗麻布的苗服和草鞋。

在走访一些苗寨的时候，他不但苗民们同吃玉米、荞麦饭，有时还一同睡在跳蚤成群的麦草堆里，有两次他竟在牛棚里与一头母牛及其牛仔同睡于一捆干草之上。

柏格理很快被苗民们接纳，当地苗民视他为最可信赖的人，他们还称他为“拉蒙”（苗王）。

在现在石门民族学校校史馆内，还有这段历史完整的文字记录。

兴办教育创建苗文（小标题）
最初，柏格理在苗疆的传教工作并未得到教会的资助。

为办学校和修建教堂，柏格理非常巧妙地向当地彝族首领讨到了一块80多亩的土地。

至今，在当地苗民还流传着柏格理智讨土地的传说：当时柏格理向彝族首领安荣之讨要一块土地修建教堂和学校，说只需要“一张牛皮”大小就可以。

首领以为微不足道，答应把这块地送给他，但是，柏格理却将牛皮割成细条，最后围起来的土地竟有80多亩。

在柏格理用这样的方式讨到土地后，苗民们又每人出100
个铜板凑出来100万个铜板。

1906年，柏格理修建的学校开班授课。

第一批20多个学生全部是基督教徒。

随后，这座最初只有一个“初小班”的学校，逐步发展扩大，并且还开创了近代男女同校的先河。

“为了既尊重当地人的传统，又保证妇女受教育的权利，石门坎还建立了光华女子学校，实行男女同校学习。

”朱雨翔说。

经过六年发展，学校已成为一个完善的小学，设有高级、初级班以及男女两部，并取名为“光华小学”，意即“光复中华”。

柏格理还在学校后面建造了宿舍、礼堂、游泳池和运动场。

与此同时，对于那些没有进到学校读书的成年人，教会还开办了“平民学校”，苗族信徒在主日进礼拜堂的时候，不仅要礼拜，晚上还要分班学习，通读苗文《平民夜读课本》。

据文献统计，在1905至1949年45年间，柏格理和继任者在苗族地区总共建了54所学校；共培养出了3个博士、1个硕士和100多本科大学生，高中和初中生众多。

这些苗族学生中，有10多人担任过省部级的高官。

1949年后，威宁县一次教育普查显示，当地苗族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口比例超过其他少数民族，甚至超过汉族。

当时的石门坎成了西南地区最大的教育基地和“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

对当时普遍信教的苗民来说，在掀起了一场普及教育的运动后，柏格理及牧师们还为苗民们创造了文字。

和许多少数民族一样，苗族原本没有文字，祖先的历史都是用古歌来口口相传。

1905年，柏格理同精通英文的汉族教徒和苗族教徒杨雅各、张武一起研究，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结合苗族衣服上的符号花纹，于为苗族创立了一套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

用这套文字，柏格理与牧师们合作，很快翻译了老苗文版的《圣经》和赞美诗，学校也用苗文来编写《苗文基础》、《苗族原始读物》等教材，并出版了苗文报。

后来的苗族人则用以通信，记账，记录民族歌谣、故事和传统知识等。

从此，苗族的传说、历史、文化有了新的载体。

翻开校史馆里的《苗族原始读本》，可以看这样的内容，如：“问：地球是圆的还是方的？答：是圆的。

问：地球上有几大洲？答：七大洲。

”
后继有人延续“革命”（小标题）
1908年初，中国整整20个年头的柏格理踏上了回英国休养的旅程。

朱雨翔还听父辈们说起过，“在柏格理回国经过一个又一个村寨时，当地苗民还用苗语向他喊道：“再回来看我们！”柏格理也在日记中写道：“我答应了他们，我一定要回来。

”
结果他真的回来了，而且永远留在了这块苗民的居住地。

1915年7月，一场可怕的传染病“伤寒”在石门坎爆发，这是苗民口中最可怕的“黑病”。

很多苗民和学生相继病倒，学校山崖下的一个山洞被当作临时隔离治疗室。

伤寒爆发时，柏格理一直守护着病人。

在守护中，他不幸也
被感染上。

他坚持把有限的药品留给村民，而他自己却再也没有起来。

9月15日，他因感染伤寒不幸去世，时年51岁。

据《昭通教会史》记载：“柏牧师死于石门。

出殡时，苗、彝、汉送殡者有好几百人，无一人不痛哭失声，陵壑相应”。

在他去世后，当地苗民为他捐资修建了坟墓。

熟知这段历史的朱雨翔说到：“下葬那天，大批的苗民不肯离去，就围绕着坟墓守护了七天七夜，以至后来，当地苗民去世，都要埋葬在他的坟墓周围，希望永远跟着他走下去。

”
墓地就坐落在一个可以俯视石门坎的小山坡上，墓碑两边刻有“人竟宿于石门，神将赐以木铎”。

至今，还能看见很多葬有苗民的土堆围绕着柏格理的坟墓。

柏格理去世后，石门坎的进步并没有停止，继任者们继续在医疗和农业科技推广上进行着乡村建设运动。

据朱宇翔介绍，在1918年，来自英国康沃尔郡的张道惠在教会申请到了资金，在现在的柳树村建起了中国近代第一个麻风病救治中心。

当时这个辐射滇东北、黔西北的麻风病救治中心容纳了威宁、云南昭通、彝良一带的几十名麻风病患者。

很多病人在这里接受治疗后，就一直在这里过着集体生活。

至今，这个麻风村还生活着58位麻风病人及其家属。

在1926年，一位名叫吴性纯的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毕业生来到这里，和石门坎另一位博士张超伦将中国第一所平民医院。

但在农业生产方面，石门坎也陷入了低谷。

在1918年，因粮食歉收，次年发生了严重饥荒，1922年再次歉收，次年又发生大饥荒。

面对饥荒，教会当时采取了一种叫以工代赈的方式开展救济。

借助一笔来自英国的捐款，教会在学校附近山坡上还建起了一所孤儿院。

1920年以后，石门坎还设置了“推广委办”。

到1942年，又成立了种子试验站和推广布厂，专门负责培育各种农作物良种，培训手工毛纺织技术人员，然后让他们再到各教区进行推广。

据说，至今让滇黔川交界一带农民获益的洋芋（土豆）都是那个时代引进来的。

在土地贫瘠的高寒山区石门坎、洋芋比传统农作物荞麦成熟更早、也更适宜石门坎的土地条件。

从很多方面看，当时的石门坎各方面都在进行着一场乡村社会改良运动。

稿二、
返乡教学薪火相传
从石门坎培育出第一批小学毕业生开始，返乡教学几乎成了所有石门坎学生的选择。

他们往往外出攻读本科甚至博士学位，然后回到学校教书。

一份统计资料显示，“文革”前，石门坎学校的历任校长，都曾是该校毕业生，而且都是本科以上学历。

朱焕章，1929年入华西大学深造，1935年本科毕业时曾得到蒋介石的赏识，留他在成都绥靖公署工作，但朱焕章毅然回石
门坎从事苗族教育。

他还曾一度前往昭通市一所中学担任教导主任。

然而他发现，苗族学生仍然难以进城求学，于是在1943年再次回到石门坎，与本族精英分子一起在原小学的基础上，创办了石门坎私立边疆民族初级中学，一度成为邻近三省近20个县市的最高学府，共管理着96所小学、5所中学、1所神学院和一些医疗机构。

朱焕章卖马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

石门坎山路难行，朱校长喜欢养马，既能代步，也能改善生活。

每当他知道有穷学生要出去深造，就要卖一匹马资助学生，剩下的钱就换成盐巴，敲碎了分给教员们。

“有一次，朱焕章到云南昭通办事，路途中遇到一匹马望着自己长啸不止，走近一看，原来正是之前自己卖掉的马匹，消瘦不堪，可能是日常背负太重，背上有一块块破皮。

”朱雨翔说。

在石门坎，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硕士张有轮谢绝母校的挽留，回到石门坎教书；博士张超轮毕业后，曾放弃大城市大医院的工作，回到石门坎行医，为苗人治病。

1952年，石门坎学校被政府接管。

在整个50年代，威宁县的教育系统，苗族的教育程度首屈一指，苗族老师仍然占80%左右。

如今，石门坎旧址保留下的《石门坎溯源碑》上，还刻着“裂开泉石，牍启心门”这样的句子。

稿三、
世纪文明惨遭浩劫
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石门坎的知识阶层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劫难，精英断层影响至今。

60年代，石门坎被设想为最可能发生“敌特空投空降”的地区，是防务的重中之重。

1965年，来自县人武部的工作组砸毁了学校的汉苗双语“溯源碑”，砍断学校最重要建筑“大教室”柱椽装饰，捣毁柏格理的墓穴。

学校还被称为“小台湾”，老教师们被赶下讲台，青年们丧失了参军升学的资格。

石门坎最早的共产主义者张斐然被打成右派分子，放回原籍；石门坎学者杨荣新等人死于浩劫。

劫难继续延续着，石门坎周遭的柏木在“大跃进”的时候被砍伐。

当时的欧式建筑群现在只剩下了继任者——牧师高志华一天也没有住过的一栋别墅。

这栋别墅成了石门坎保存下来的、最好的建筑。

昔日茂密的森林如今已光头透顶；当年的医院、麻风病院、孤儿院、敬老院、农科实验站已不复存在；如今的石门民族学校里，只有大教室遗址、游泳池、老柏树和石阶能依稀看出往日的风貌。

稿四、
“外来使命”转为“本土使命”？
20世纪末，石门坎重新向世界开放。

给石门坎重新带来新生机的，有全球的关注，更多的是国内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本土
力量的坚持。

这一轮以公民社会为切入点的全球化，离不开本土学者、发展工作者持之以恒的努力，“外来使命”转换为“本土使命”。

石门坎，期待以人为主体的文化复兴。

2005年9月，国家主席胡锦涛亲自打电话给即将离任的贵州省委书记钱运录，让他“一定要去石门看一看，给石门一些帮助”。

钱运录来到石门乡之后，在高志华和柏格里墓地呆了20分钟；众人下山时，他又一人折回，在墓前双手合十行了一个礼，才缓缓离去。

这位拜谒柏格里墓地的最高级别官员，给石门乡带来了3000万拨款，用于改善道路环境、学校、卫生院和政府办公条件，以及历史文物保护。

2008年，影像工作者杨波在网络上建设起一个网络资料库——“走近石门坎”。

青年学者张坦则正在执行一个“百年记录”的口述历史计划，为石门坎留下真切的历史记忆。

张坦还说，“石门坎要发展，需要卞淑美那样扎根下来的人”。

卞淑美，一位来自东北的妇女，石门坎唯一骑摩托的女人。

早年前，深圳在石门坎捐建了一所小学，东北小学教师卞淑美来到这里任校长。

她借鉴柏格里汉苗双语、小班制教学，如今学校低年级学生的语文成绩，比石门乡的平均分高整整30分。

至今还在石门坎“流放”着的她意图与一些支教组织联系“新教育试验”，这个计划意图以建设一个完备的图书馆，来影响学校
和社区的阅读习惯和文化氛围。

图片说明：
Gu20111212h-01 蜚声海外的石门坎便是因为这道“石门”而得名。

张文斌摄
Gu20111212h-02 1949年外国传教士制作的幻灯片上，石门坎苗族学生。

网上图片
Gu20111212h-03 正是在这所小房子里，石门坎开创了近代男女同校的先河。

张文斌摄
Gu20111212h-04 柏格理和同伴为苗族创造的字母文字。

网上图片
Gu20111212h-05 石门坎中学教师朱雨翔。

张文斌摄
Gu20111212h-06 威宁石门民族学校的前身就是1905年开始创建的光华小学。

张文斌摄
Gu20111212h-07 只剩下残垣断壁的围墙旁便是当时的游泳池。

张文斌摄
Gu20111212h-08 至今保存完好的礼堂还能见证当时石门坎的辉煌。

张文斌摄
Gu20111212h-09 半山坡上清晰可见的麻风病安置中心——柳树村。

张文斌摄
Gu20111212h-10 校史陈列馆里至今还有青年柏格理的照片。

张文斌摄
Gu20111212h-11 文革时期被破坏后按照原貌新修的柏格理
墓。

张文斌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