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内容摘要]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是我党早期的领导人，而且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本文主要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在早期中国的传播做一些介绍，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背景、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三个方面来阐述。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其于1967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序言中，阐述李大钊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时说：“现在，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真正的领导人和最伟大的烈士受到尊敬。

他不是中国的列宁，因为这个荣誉已属于毛泽东。

但是李大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他象征着老一辈东方民主主义者与新文化运动前期（1915－1919）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

在后者当中，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脱颖而出，出现了新一辈年轻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1927年后，他们掌握了党的领导权。

在中国共产主义者试图把中国历史前进的这个连续完整的链条中，李大钊正好是毛泽东之前的一环。

”他又说：“向为北京大学的历史教授和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是第一个声明拥护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的中国知识分子，他还以中国共产党两主要创立者之一、以不幸的国共合作的主要设计者的身份著称于世。

然而，就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来说，与其说他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治领袖，还不如说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解释者。

李大钊最先承担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使它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

他不仅介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而且还对未来即将发生的变化作出预言。

他的著作代表着我们时代最易引起争议的革命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唯意志论解释与好战的民族主义的结合。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深深地影响着未来整整一代中国共产主义领导人的思想和行动，他们中最杰出的一个人是1918年冬至1919年春这段关键的日子里，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年轻助手——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于1924年11月12日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演讲《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中评价李大钊：“没有中国共产党以前就有马克思主义了，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怎么会有共产党呢？事实上，那时候李大钊他们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那时候的宣传共产主义、唯物史观，那不是马列主义是什么主义？它不是基督教主义，也不是孔教主义，，是马列主义，实实在在，有书为证。

”这段话对李大钊最早传播和坚持不懈地在中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周恩来对李大钊的评价是：“我们愿意和一切平等待我之国家合作。

我们不排外，不挑衅，但必须站稳立场，否则就只能倒在外国人的怀里。

中国共产党就是带着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伟大气概开始的。

虽然当时只有50多个人，其中李大钊同志英勇壮烈，血洒北平。

但任何新生事物在开始时都不过是一枝线粒体苗，一切新生事物之可贵，不因为在这新生的幼苗中，有无限的活力在成长，成长为巨人，成长为力量。

”下面对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简要的论述。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背景。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一度陷入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

为反搞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战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直到义和团运动，可以说是前仆后继的，但都未能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的悲惨境地。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却又以同旧势力的妥协而乖张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也没有受到削弱；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随后，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在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

残酷的现实告诉他们，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并不是包治中国百病的灵丹妙药。

多党制、议会制这一套从西方学来的东西在民国初年都尝试过了，结果却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这就迫使人们去寻找新的出路；旧的思想武器不行了，这就迫使人们去寻找新的思想武器。

即在一个长期的时间内，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

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抵不住，宣告破产了。

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

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当种种思想、学说、主义都显得无能为力时，先进的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研究它、宣传它，无疑顺应了时代的要求，符合了中国革命的需要。

与此同时，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觉醒，工人阶级斗争的发展壮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二）李大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极为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没能得到很好地解决。

在党成立之后，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虽然担任了党的最高职位，但却没有解决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种种材料证明，虽然比当时其他一些后辈年轻人多读了一点马克思的书，但从总体上看，他不但谈不上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认真系统的研究，而且，也没有积极地和推动人们去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

在陈独秀看来，掌握马克思主义是很容易的，学不学马克思主义也并不是很重要。

他希望青年同志们“宁梞少研究点马克思的学说，不可不多干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运动”。

并且认为“凡能实际活动者才可革命”。

他认为中国最缺乏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是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

即我们需要的不是理论，而是实干；马克思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实际活动而不是科学理论。

在这个错误的方向引导下，全党无法形成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深厚氛围，使得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能较快提高。

以致中国的革命运动虽然迫切地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却根本不被重视。

与此同时，一些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却随意拿起片言支句，无知狂妄地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装腔作势，借以吓人。

但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倡导者。

他从一开始就特别强调长期地、虚心地、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他把揽强调谁末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尽毕生的精力。

他说：“拼上半生的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也不过仅能就他已刊的著书中，把它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概念，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

他教导人们：“研究马克思的学说，须得先把他的重要著作《资本论》有系统的研究起来”。

他希望人们在听自己的演讲之后，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引起点兴趣”，从而“去研究他的常说，将来把研究的结果发表出来，指导社会”。

他反复申明，自己谈马克思主义是“僭越得很”。

只“不过稍微知道一点”。

事实证明，李大钊直到他生命结束，从来也没有自我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他反复告诫人们，千万还要相信那种轻易宣布自己是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那种“骗子”论调与“欺人之谈”！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李大钊与那些浅薄幼稚而又自封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存在着多么重大的差别！但同时，他也并没有轻视实际活动。

他是党的历史上最早倡导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人，是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人。

（三）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是相一致的，是建立在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刻苦学习与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的，明显地有他个人的特点。

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

他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著名的爱国志士。

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

1920年，李大钊到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

同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焦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建党做准备。

李大钊还在北京多次会见共产国际代表，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

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在上海的陈独秀遥相呼应，积极活动，扩大宣传，发展组织，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

但李大钊的革命活动，遭到北洋军阀的仇视，他们下令通缉李大钊。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

在北京逮捕李大钊等80余人。

在狱中，李大钊备受酷刑，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

４月２８日，北洋军阀政府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将李大钊等２０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

临刑前，李大钊慷慨激昂：“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

他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３８岁。

李大钊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革命前途无限忠诚。

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的大无畏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

李大利侄下了，但是中国的革命并没有停止，相反，中国革命在这些牺牲者的血泊中继续前进，并最终取得伟大的胜利。

李大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了巨大的贡献，用自己短暂的生命，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

[参考文献]陈独秀著，《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出版社，1984年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12李侃，《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94－04李大钊，《近代名人手札：李大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