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官方史学的衰落以及清朝史学的再兴

明朝官方史学衰落与清朝史学再兴

摘要：明代史学秉承元代史学的修史格局，然而元代毕竟是蒙古族这种强调武功的民族入主中原。面对文治的后退，新兴的朱明王朝在江浙士人宋濂、李善长、刘基的建议下兴复儒教，重修史学。所以明朝一代的官方修史活动要比蒙元多很多，然而由于明朝皇权专制极端的强化，史学受到政治的影响很深，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有了新发展。而满清入关之后，明末清初一批大儒一方面革故鼎新，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人为首的“明末清初三大家”给后来乾嘉史学繁荣上做出了重要的建树。乾嘉考据学派也随之兴起，掀起一股考据之风，成就远超往代，不得不说清代的历史考据学在修史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使得清代的史学发展更上一层楼。

关键词：官方修史明末三大家私家修史史学批评乾嘉考据学派

一文献综述

中国史学史研究是20世纪初才开始受人注目的。元明史学尤其是明代史学，向来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之所以薄弱，也是由于满清入主中原之后，对明代史料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删改和整理以及文字狱对于朱明一朝的讳莫如深，所以当学者写到有关明史、明代史学，总觉得没什么好写。学者们打多沿清人的恶习，厚诬明人，对明代史学的认识显得相当浮浅。可喜的是，近20年以来，明代史学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到目前为止，明代史学的研究水平已上到一个比较高的平台。我们在此也先对现有明代史学研究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做一概述。

20世纪80年代以前，明代史学的研究相当薄弱，不仅专题论著少，即便专题论文也不多。这一时期，李晋华撰《明代敕撰书考》，系统地考察了明代官修史书的经过，这是第一部专门研究明代官修史学的专著。谢国桢作《晚明史籍考》梳理了研究晚明史的有关史籍，且摘录了大量的书序题跋资料，为后人研究明代史学史省略了大量的抄写与研究功夫，对后人进行明代史学研究贡献尤大。1而且，谢国桢在研究中，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论断，如“有明一代，史学最盛”，又如“明代史学，自陈氏《通纪》流传宇内，人各操觚，遂成一时风气”。这些论断，对明代史学的研究有着较强的指导意义。此外，20世纪60年代，刘节显然注意到了明代史学文献的丰富，所以，他在《中国史学史稿》中，曾建议编一部《明代史籍考》。总体上来看，20世纪80年代前，国内外学者对明代史学的研究是很不够的。近三十年以来，伴随着学术风气的转变，明代史学由轻视到重视，研究规模逐渐繁荣起来。仓修良作为比较早重视明代史学者，做出了极其丰富学术成果。其《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1983），专门设有“再度以褒贬人物为中心的明代史学”一章，下分形成重当代、重人物褒贬的原因、明代传记概述、明代设馆编纂的史书、王世贞和李贽的史学思想、谈迁和他的编年史著《国榷》、其他野史举要六节，开明代史学研究的先河。2张孟伦对明代史学也比较重视。《中国史学史》（1985）下册设有明修《元史》、明修史书杂述、李贽史论三章。“明修史书杂述”提到了《石匮藏书》、《罪惟录》、《国榷》、王世贞著作、《明名臣琬琰录》、《列卿纪》、《今献备遗》、《皇明世法录》等。90年代以来，葛兆光的《明代中后期三股史学思潮》、《明清之际中国史学思潮》两文，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了明清之际中国史学思潮的演变轨迹，也十分让

1有关明代史学论著的来源，详参钱茂伟《明代史学编年考》（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附录《明代史学论著索引》

2《中学历史教学》1990年第3期

人称道。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3册，1999）、钱茂伟《明代史学编年考》（2000）的出版，使明代史学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上。以及到了乔志忠撰写《中国史学史》着重对比元明史学，也让明代史学研究逐步发展起来。

相比之下，清代史学研究发展比较繁荣，学者投入精力也较多，取得了不小的成果。马格侠的《清代史学的经世思想》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归纳清代史学发展的总体特征，分别考察了清初、乾嘉、道咸时期清代史学不同时期的所产生的不同的经世功能。葛玉红的《清初的实学与史学》探讨了清初的学术界的实学思想对史学的影响，在史学层面体现了清初学者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1]当然，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中，乾嘉学派是不得不提的一个重点，对乾嘉史学的研究也深入开来。其中北京师范大学罗炳良的《清代乾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一书从史学理论、历史理论、史学批评方法论和历史考证方法上揭示了乾嘉史学理论的成就。综上，明清两代的史学史研究不断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史学发展态势。

二、明朝官方修史活动

明初徐达占北京之后，朱元璋就依据缴获的元朝实录准备纂修《元史》。朱元璋命宋濂、王祎主编，洪武二年（1369）二月诏修《元史》，次年二月书成，成书速度之快，空前绝后。1《元史》依据尚存的元实录所写，其史料价值不可抹杀。但很多学者对它表示了不满，钱大昕则是不满者中持激烈否定态度的一个。他指出：“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开国功臣，首称四杰，而赤老温无传。尚主世胄，不过数家，而郓国亦无传。丞相见于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传者不及其半”、“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2明朝的徐一夔也说：顺帝在位三十六年的事，既无“实录”可据，又没有参考书，只凭采访写成，恐怕史事未必核实。对于《元史》的批评，主要认为它的编纂工作过于草率，没有认真的融合贯通，基本上都是利用已有的文献资料，略加删削修改而成。3

明太祖又敕令编纂一批针对各个层次官僚、贵族的惩戒性史籍，如《宗藩昭鉴录》、《武士训戒录》、《储君昭鉴录》等，各收载与书名相关的历代人物善恶事迹，以及恶有恶报的结果。其中还有《永鉴录》分类编辑了历代王朝作恶犯上的事例，《辨奸录》收录历代奸臣的事迹，《臣戒录》、《志戒录》也记叙了历朝历代为臣悖逆不道、以下犯上的事迹。《昭示奸党录》则主要收录了胡惟庸党谋乱的罪迹，是朱元璋为警示群臣所作，其专制目的十分明显。《逆臣录》也收录了大将蓝玉谋乱及败亡的经过。这些史籍皆属于抄录纂辑，重点在于惩恶，是明太祖站在自己君主的立场之上对群臣发出的威慑，书成之后就会立即颁赐给群臣或相关人员。这类史书配合政治措施和诸多政令颁布，有利于强化朱明王朝的专制统治，史学价值不大。

明代所修《大明一统志》、《大明会典》，是效仿元代的《元大一统志》和《元典章》撰修而成。明代的玉牒与实录一样，属于例行撰修，制度规定十年一修，实际不能按时进行。永乐在位期间修了第一部玉牒，即《天潢玉牒》。4《天潢玉牒》记明了开国皇帝的家世谱系，追溯到太祖的四世祖，下及太祖诸子，同时也记录了朱元璋平定天下直到洪武三十一年的大政要事。5明代的玉牒有一个从模仿宋代到形成自己规范的过程，清初则完全模仿了明朝纂修玉牒的模式。

明代官方史学受政治因素影响极为显著，使得史学的求真性大大降低。永乐帝以藩王身

1元修《辽史》亦一年成书，但《辽史》部帙小于《元史》。由于成书过快，《元史》存在不少讹误、粗率的问题。

2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元史卷

3乔治忠《中国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0）221页

4乔治忠《中国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0）223页

5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燕京大学出版社1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