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安全合作的若干思考

东北亚安全合作的若干思考

肖晞

2013-2-16 15:58:28 来源：《教学与研究》(京)2007年9期作者简介：肖晞，吉林大学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和东北亚安全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就有关东北亚安全合作前途的三个问题进行了考察与分析。第一是考察了作为东北亚安全合作背景的亚洲的未来秩序，也就是冷战后的亚洲是冲突还是合作的问题；第二分析了我们是否有必要在东北亚构建安全合作机制，集中在是要东亚合作还是东北亚合作的问题；第三就未来东北亚合作的可能的路径选择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简单提出了未来路径选择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东北亚安全合作非传统安全地区秩序

作为大小国家并存、利益交叉的地缘政治热点，东北亚是当今世界上安全环境最复杂的地区之一①。冷战时期这里曾是两大阵营紧张对峙的前沿地带，后冷战时期本地区不仅冷战的“遗产”——朝鲜半岛的分裂状态——依然存在，而且多国之间的领土、领海争端突出。朝核危机的爆发和六方会谈的启动，既为本地区的安全形势增添了新的不确定因素，同时也引发了各国学者和政治家讨论东北亚安全合作的兴趣。本文就东北亚安全合作的可能性、必要性以及合作的路径选择问题等进行考察和分析。

一、冲突还是合作：东北亚安全合作的可能性

历史进入后冷战时期，如何判断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是我们探讨本地区

合作的前提，但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分析离不开对东亚和整个亚洲安全秩序的判断②。因此，本文首先就国际社会在冷战后对未来亚洲秩序争论的若干观点进行考察和初步分析。

（一）悲观主义：“欧洲的过去就是亚洲的未来”？

冷战结束后一些西方学者对亚洲未来秩序持一种悲观态度，认为后冷战时期的亚洲各国权力将从冷战时期美苏对抗中释放出来，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因此亚洲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冲突③。冷战刚一结束时学界主要是从亚洲的国家属性出发预测亚洲会走向冲突，这些属性包括：亚洲各国经济和军事权力发展不平衡，从民主到独裁的不同政治体制，历史上存在的敌意，缺乏有效的国际制度制约等。由于冷战刚结束时间不久，所以对冲突的表现预测比较广泛，例如，日本可能走向重新武装；中国由于权力增强而对外进行军事冒险；台海冲突；朝鲜的导弹和核威胁；东南亚的武器竞赛和冲突；由广泛存在的领土、领海争端而导致的冲突。进入21世纪后，由于中国的迅速、强劲崛起，西方学者从结构现实主义特别是进攻现实主义理论出发，将亚洲冲突的焦点集中放到中美之间，预测中国权力的扩大必然要求改变地区和国际秩序，中美之间将必然爆发体系性战争。[1]

在有关亚洲未来悲观主义的观点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者阿伦•弗雷德伯格（Aaron L. Friedberg）的观点有一定代表性，也有较大影响。在冷战结束不久的1993年弗雷德伯格就发表论文，认为后冷战时期一个趋向多极化的亚洲国家之间将走向敌对状态，与欧洲不同的是，后冷战时期的亚洲将是一个冲突的亚洲，其著名的观点就是“欧洲的过去将成为亚洲的未来”④。他论证的逻辑前提是：（1）两极格局结束后，世界不会进入单极格局，也不会进入一般意义上的多极格局，而是在地区层次上出现比邻且互动频繁的地区力量；（2）在后冷战

时期，结构因素对冲突与和平并非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无论未来是两极格局还是多极格局，都不必然带来地区和平；（3）决定未来地区和平与战争的重要因素是非结构性因素，他提出将国家的属性、国家间相互联系的密度与广度和战争的成本与收益等三个非结构性因素作为考察的变量。

弗雷德伯格随后依据这三个变量比较了后冷战时期亚洲和欧洲不同未来。首先，从国家属性看，亚洲各国的政治体制复杂多样，没有像欧洲那样比较完善的民主政治体制；另外，由于历史、地理、文化的差异，领土争端和对历史的不同认知，亚洲国家之间的认同感普遍比欧洲低。第二，从联系纽带看，亚洲国家之间联系的纽带没有欧洲那样发达。亚洲国家多向欧美国家拓展市场，扩大贸易，而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不够发达且具有脆弱性。还有，亚洲国家之间联系机制没有欧洲那样的制度化建构。这除了制度化建设时间短、利益分配考虑之外，缺乏共同文化根基也是主要原因。这些都不利于亚洲的和平稳定。第三，从成本和收益看，尽管亚洲地区有多个核武器国家和被美国核保护的国家，表面看增大了战争的成本而增加了战争的收益，但这并不能完全制止常规战争。战争的起因很复杂，并不完全依靠经济利益的理由。而欧洲的一体化以及共同外交和防务政策实施，使得欧洲国家单独发动内部战争基本不可能。

总体上看，弗雷德伯格摆脱了沃尔兹的单纯结构主义观，从一种自由主义视角出发通过考察亚洲国家的属性，包括国内政治体制、政治文化、相互依存程度以及对战争成本与收益的综合分析，认为后冷战时期亚洲冲突的危险增加，“欧洲的过去很可能成为亚洲的未来”。但弗雷德伯格在冷战结束不久预测的亚洲冲突至今没有发生，反而冷战后的20世纪90年代我们目睹了东欧、东南欧持续了多年的地区性冲突，波黑战争以及科索沃战争几乎就是例证。

（二）乐观主义：“亚洲的过去将成为它的未来”？

针对冷战结束后西方部分学者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出发分析亚洲问题，得出亚洲可能走向冲突的悲观主义观点，美国学者戴维康（David C. Kang）2003年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亚洲未来的框架，对亚洲未来基本持一种乐观主义的立场。

[2]（P57-85）康的观点基本立足点是亚洲国家的历史特殊性，不能完全用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来预测亚洲的未来，主要来自于欧洲经验的西方国际关系不能充分解释亚洲的现实和未来。

进入21世纪后亚洲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的崛起，因此预测亚洲未来在很大程度需要预测中国能否得到和平发展，国际社会是否允许中国的和平崛起，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国家是否会采取均势战略应对中国的崛起。针对这些问题，康在文章中强调了亚洲历史的特殊性。亚洲的历史表明，当中国强大时，亚洲秩序就稳定；而当中国虚弱时，亚洲就会陷入混乱和战争。冷战结束后10多年来，我们并没有看到亚洲国家采取均势战略应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历史上具有等级制（hierarchy）特色的东亚国际关系比西方更趋向于和平与稳定。亚洲各国由于历史和地缘战略考虑，并不会自动去追随美国对中国采取均势战略，而更有可能采取追随战略。未来亚洲秩序不会出现均势（balancing）局面，而是某种程度上的等级形态。这种等级形态与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不同，但它可以给亚洲带来比较和平、稳定的未来。

（三）亚洲的未来依靠规范管理

针对上述两种相对的观点——亚洲未来会要么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战争或者再次出现前威斯特伐里亚体系的等级制状态，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著名学者艾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