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安全困境及其战略应对

东北亚安全困境及其战略应对门洪华2013-1-29 17:38:02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京)2008年8期作者简介：门洪华，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内容提要：本文以寻求打破东北亚安全困境之道为主旨。

东北亚安全困境主要体现为结构性困境、进程性困境和功能性困境。

双边同盟、均势与合作安全并存是当前东北亚安全合作的主要特征，东北亚相关诸国应对安全困境的战略路径以解决进程性困境为着眼点，在功能性领域着力不够，尚未从根本上触动结构性困境。

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可能的路径是通过合作安全逐步确立集体安全，通过六方会谈的制度化建设促进各国的对话、协调，以制度化地推进行动议程。

东北亚安全困境制约着中国和平发展的总体环境，未来中国将在东北亚和平与繁荣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关键词：安全困境战略应对东北亚中国19世纪中期迄今，东北亚一直是中日美俄等大国战略利益的交汇点，也自然成为诸大国竞争的焦点。

冷战时期东北亚是两大阵营对峙的前沿阵地，冷战后亦是冷战遗产犹存、热点频发的不稳定地带和最有可能出现大国冲突的地区。

这样的情势决定了东北亚相关各国以安全诉求为核心，其安全压力远远大于世界其他地区。

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形成也困难重重，与日益走向缓和的国际大环境相比，东北亚安全情势尤其复杂，并影响到地区经济合作、能源合作乃至国家间正常关系。

由此看来，东北亚的安全困境是无解之局。

另一方面，由于涉及中日美俄诸大国利益，东北亚的战略重要性不断上升。

东北亚既有安全困境（尤以朝核危机为爆发点）触动了所有相关国家的神经，打破既有安全困境关乎相关各国的共同利益，已经成为包括蒙古在内的地区诸国的共同愿望。

概言之，相关诸国均在思考应对东北亚安全困境之道。

安全困境的传统战略应对措施往往是建立霸权、军事结盟和寻求均势，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教训则使集体安全思想成为全球范围内寻求安全的路径。

20世纪80年代迄今，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威胁人类生存的各种因素跨越国界，国家安全的传统边界已经被打破，当代解决地区安全困境的两种模式也引起了各国浓厚的兴趣：共同体模式与合作安全。

在这两种模式中，前者寻求高制度化的超国家架构，后者则寻求低制度化的协商一致。

西欧模式是大国主导的共同体模式，法德构成整合发动机；东盟模式则是小国合作的共同体模式，寻求协商一致。

合作安全将安全困境从结构性概念发展到进程性概念(Processing Concept)，并成为一种待检验的应对之道，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逐步付诸实践。

当前，反思霸权、同盟、均势、集体安全的成败优劣，从共同体建构中获得启示，寻求合作安全，集中体现了各国应对安全困境的战略路径，也为东北亚安全困境的解决提供了思路。

东北亚安全困境及其溢出效应东北亚安全困境随地区内外大国的入侵而产生，对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控制权的争夺尤其构成了东北亚安全史的基本内容。

18世纪之前，东北亚的重要国家仅中国而已。

19世纪中后期，日俄交替侵华，其中沙俄割占了中国东北的大片领土，使得中国丧失了东北的安全屏障；日本在20世纪初吞并朝鲜，入侵中国东北，操纵成立“伪满洲国”，并妄图依此构建“大东亚共荣圈”。

二战之后，美国驻军朝鲜半岛和日本，视之为遏制苏联和中国的桥头堡，并直接导致中国台海两岸的分治、朝鲜半岛的南北分裂，钳制东北亚安全的美日中俄四角应运而生。

东北亚形成了以中俄朝（以双边友好条约形式）为一方、以美日韩（以双边军事同盟和美国驻军为形式）为另一方的对峙体制。

东北亚是世界上惟一处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美日俄四大国包围之中的地区。

四国在地缘上聚焦于东北亚，历史上因相互矛盾而多次兵戎相见，其地区影响力无法忽视。

作为冷战体制的遗留地，东北亚集中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与封闭国家等各种政治类型国家，这里既有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冷战遗留下来的热点问题，如领土、边界问题，也有冷战后大国兴衰带来的新热点，如大国利益分配的变化等，国家统一、领土纠纷、能源资源、生态保护、核武器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

而且东北亚各国战略互信程度极低，缺少有效的安全制度约束，从而使得安全困境普遍存在。

东北亚各国奉行不同的安全政策，更使众多安全困境之间相互影响乃至相辅相成，地区热点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失控的可能性依旧存在，尤其是朝鲜半岛局势发展成为区内外强国显示实力和影响力的焦点。

安全困境不仅是一个结构性概念，也是一个进程性概念，其存在也必然溢出到其他问题领域，因而还是一个功能性概念。

基于此，下文将从结构性困境、进程性困境和功能性困境等三方面来分析东北亚安全困境。

结构性安全困境多与传统安全相关。

就单个国家而言，东北亚是世界主要力量中心的汇聚点。

东北亚有世界三大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有世界经济最发达的美日和崛起的中俄，还有韩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和朝鲜这样的封闭国家。

军事上中美俄是核大国，日本是常规力量大国，而朝鲜核武器开发举世瞩目。

东北亚各国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各异，战略目标对冲，历史和现实矛盾分外复杂。

勘为表征的是，历史积怨和现实制约导致朝美、朝日关系未实现正常化；且朝鲜半岛重兵对峙，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面积22万平方公里的朝鲜半岛是世界上军事力量最为密集的地区，有朝韩正规军近190万人，美国驻军3.7万人。

加上其他东北亚国家的军事集结，可以说东北亚集结了数百万大军，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最先进的军事装备。

庞大的军事集结是战略互信缺失的结果，又反过来加剧了各方战略互信的缺失，构成了安全困境上的恶性循环。

从双边角度讲，东北亚素来缺乏多边主义传统，军事同盟和双边主义最为流行。

东北亚安全架构的主要组成因素是美日联盟、美韩同盟、中朝传统双边友好关系，以及中俄朝等的单边力量结构，而较为完整的安全框架就是美国建立的双边军事同盟。

但排他性的军事同盟在战略上导致相互猜疑，在地域上覆盖不全，在成效上则易引致对抗性思维和制衡性行动，从而阻碍了东北亚安全合作的达成。

历史遗留问题制约了其他双边关系，如台海问题关乎中国最核心的战略利益，也对中日、中美关系构成了重大牵制，固有的双边领土、领海纠纷（如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韩日独岛／竹岛之争、俄日北方四岛争端等）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极大地制约了有关各国双边关系的发展和战略互信。

尤其是位于千岛群岛南端的北方四岛是俄罗斯重要的军事基地和对日军事行动的前沿阵地，即使日本把对俄援助、签订和约与领土问题挂钩，俄做出让步的可能性也不大。

可以说，领土、领海本身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各国都不会轻易放弃，而这方面的争端不仅会激化国家间矛盾，带来地区安全隐患，也会影响地区经济合作，使各国利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

从多边角度看，东北亚缺乏可资利用的制度性资源，东北亚历史上从未真正形成过地区协作机制，缺乏有效的多边政治组织和广泛意义上的地区论坛及军事联盟。

涉及东北亚安全的多边、超地区的对话机制主要有三个；始于1994年的东盟地区论坛(ARF)，它是一个包括所有东北亚国家在内的泛地区性论坛；1993年成立的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其下设的“北太平洋工作组”目标就是推动东北亚安全对话机制和朝鲜半岛稳定框架的建设；始于1993年、由中美日俄朝韩六方官员和学者共同参加的东北亚合作对话会(NEACD)，它致力于建立信任措施，尤其在海事、核不扩散、危机预防、透明化等方面卓有成效。

但总体而言，东北亚安全合作主要还停留在条约和协议层面，地区性多边安全机制的缺失引发了各国间的猜疑、畏惧与敌意，也导致对地区争端或潜在争端缺乏有效的制约、管理和仲裁。

东北亚进程性安全困境主要体现在各国战略调整的结果上，尽管其中不乏积极成效（如中国崛起对地区稳定的贡献），但消极影响更为突出。

首先，美国推行导弹防御计划、强化双边同盟的做法加剧了地区安全困境。

美国在东北亚的目标依旧是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挑战其核心地位，或成为其势均力敌的竞争者。

美国对中国实施软遏制的战略目标没有变，美日同盟的加强使中国深感不安，售台武器被美国视为制约中国的重要筹码，从而增加了地区安全的脆弱性和敏感性。

美国没有放弃对朝敌对思维，美韩同盟的强化也使朝鲜感到了强烈的安全危机，并在相当程度上刺激了朝鲜发展核力量维护国家安全的行为，导致半岛局势恶化。

其次，东北亚正在经历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划时代转型，尤其是中国全面崛起、日本政治崛起和朝鲜打破孤立的努力使得东北亚安全情势更为复杂，增加了稳定各国战略预期的困难。

中国在东北亚采取均衡政策，对地区安全的影响力不断增长，成为稳定东北亚越来越重要的力量。

但是，中国的和平发展威胁到了美日对亚洲领导地位的追求，两国均不会放弃对华接触加牵制的“对冲”战略，并会将东北亚安全和两岸关系视为制约中国的最有效因素。

日本长期致力于东北亚主导权的争夺，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力图恢复政治大国地位，尤其是2002年经济走向复兴以来，日本更是在东北亚特别是朝核问题上摆出了咄咄逼人的姿态，视朝鲜为战略遏制对象，争取收回失去的领土，试图建立以美日同盟为主导的地区多边安全体制，并与美国共同主导东北亚安全事务。

朝鲜通过宣扬“拥核”的极端方式彰显其存在，以谋求生存和发展空间。

朝核危机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交汇，美国更是把核扩散与恐怖主义联系起来，解决这一问题的进程将复杂而漫长。

韩国采取与朝鲜积极协调的措施，致力于推进民族和解与半岛统一，对韩国而言，美韩同盟的双刃剑性质彰显，①未来对其战略调整的制约作用将更大。

另外，冷战遗留问题未能在进程中得到解决，并钝化为结构性困局。

尤其是随着东北亚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动和战略调整的加强，主要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均有所强化，并与历史认识矛盾结合起来，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国家对安全困境的敏感。

东北亚的功能性安全困境源于地区权力结构，又受到进程性因素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并主要体现在非传统安全、经贸合作、资源（能源）合作和社会文化等诸方面。

从非传统安全角度看，非传统安全领域多是功能性领域，但源于传统安全考虑在东北亚诸国国家安全上的重要性，东北亚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纠缠不清，非传统安全合作展开有限，且无法取代传统安全议程，导致东北亚安全合作以稳定热点、缓解冲突等消极目标为重心。

从经贸合作角度看，东北亚国家之间不仅没有自由贸易区这样的正式协定，甚至连讨论经济合作的协商机制也不存在。

尽管区域内贸易和投资比重增加等实质性经济联系在加强，但经济合作水平远低于世界其他主要地区。

中日韩三国早就形成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三国政府对加强地区合作也抱有积极态度，但历史因素、战略考虑、经济发展不平衡、安全形势复杂、政治互信缺失等制约了三国经济合作的深度，经济相互依赖反而导致战略层面的更大疑虑。

概言之，东北亚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并没有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也没有为缓冲地区政治紧张关系提供强有力保障，甚至未能实质性提高各方政治互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