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马致远杂剧的思想倾向与艺术特色

【课外阅读】马致远杂剧的思想倾向与艺术特色

在元代杂剧作家中，马致远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一生写了十五种杂剧，除了散佚的，现存《破幽梦孤雁汉宫秋》、《江州司马青衫泪》、《半夜雷轰荐福碑》、《西华山陈抟高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马丹阳三度任风子》六种。另外，《开坛阐教黄粱梦》一种，是他与李时中、花李郎、红字李二集体编写的。

对马致远杂剧的评价历来都是很高的。元代的周德清在《中原音韵·序》中“关、马、郑、白”并提，最早尊马致远为元曲四大家之一。元末明初的贾仲明为《录鬼簿》补作的挽词，对马致远赞誉道：“战文场曲状元，姓名香贯满梨园。”同样认为马致远在元代杂剧作家中的地位是很高的。明代的戏曲理论批评家对马致远的评价更高。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列马致远于元曲家的187人之首，认为“马东篱之词”，“有振鬣长鸣，万马皆瘖之意。又若神凤飞鸣于九霄，岂可与凡鸟共语哉”。这位封建藩王已经把马致远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了。他们的评价公允吗？符合戏曲历史的真实吗？这是值得今天的戏剧研究工作者重新来推敲的问题。这些封建时代的评论家受到自己的世界观和美学观的局限，又往往着眼于剧作的曲词和音律的技巧，他们对马致远的赞誉之词，很难看作是对马致远杂剧思想与艺术的全面和正确的估价。我们应该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观和美学标准，对马致远的杂剧作出崭新的评价，让这位杂剧作家的作品能够获得它们应有的历史地位。

（一）

贾仲明在《录鬼簿》中给马致远补作的挽词里提到：“《汉宫秋》、《青衫泪》、《戚夫人》、《孟浩然》，共瘐白关老齐眉。”他认为这四种杂剧是马致远的成就较高的作品；有了这四种作品，马致远就可以同庾无锡、白仁甫、关汉卿并驾齐驱了。《戚夫人》、《孟浩然》已佚；《汉宫秋》、《青衫泪》在马致远现存七种杂剧中，的确成就较高。尤其是《汉宫秋》，思想上、艺术上光彩焕发，不愧为马致远的代表作，也确实可以列入元杂剧的佳作之林。臧晋叔选为元曲第一，是有眼力的。《汉宫秋》所写的王昭君故事，从西汉到元初，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昭君和亲事见于正史，《汉书》的《元帝纪》和《匈奴传》，《后汉书》的《南匈奴传》都有记载。大致谓西汉竟宁元年，元帝以宫人王昭君（嫱）赐呼韩邪单于为阏氏。昭君入匈奴，生二子。呼韩邪死，昭君从成帝勅令，复为后单于阏氏。元帝时，汉强匈奴弱，昭君和亲是西汉帝国羁糜政策的表现，也是民族和睦的一个象征。

汉代以来，笔记小说和文人诗篇也屡屡提及昭君故事。对后世影响大的当数晋代葛洪的

《西京杂记》。葛洪的记载，增加了画工图形，以及毛延寿、陈敞、刘白、龚宽、阳望、樊育诸画工，因受贿同日弃市等事件。《西京杂记》比《后汉书》成书还早，画工贪污舞弊可能是民间传说，为正史所不采。以后，在昭君故事流传的过程中，又逐渐把贪污舞弊的画工，集中到毛延寿一人身上。唐代李商隐咏昭君的诗就说：“毛延寿画欲通神，忍为黄金不顾人。”这也是昭君故事发展中很重要的一点。

稍后于《西京杂记》的石崇《王明君词》，傅会乌孙公主远嫁，“令琵琶马上作乐”事，让出塞的昭君也借琵琶来抒发自己的哀怨。孔衍的《琴操》又从封建贞操观念出发，描写昭君不肯再嫁后单于、吞药而死。这些描写对昭君故事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

唐代，昭君故事在民间已广泛流传。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一诗（见《全唐诗》），就说明在当时的四川，已经有女艺人在民间讲唱昭君故事了。敦煌的《王昭君变文》，还提供了这个故事在唐代的发展面貌。《王昭君变文》上卷前半残缺；从后文描写透露出有画匠图形，单于按图求索的情节。现存的变文叙述昭君到匈奴后，思念乡国，愁肠百结，单于为她举行盛大的歌舞和大规模的出猎，也未能取得她的欢心，终因愁病身亡。《王昭君变文》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即把昭君远嫁的原因，归之于匈奴的强大，所谓“漂遥（嫖姚）有惧于检■（猃狁），卫霍怯于强胡。不稼（嫁）昭军（君），紫塞难为远（运）策”。与正史记载大异。盛唐以后，唐帝国国势日颓，外患频仍，肃宗、代宗朝，都以公主和亲来缓和异族的侵扰。影响所及，昭君故事在民间也起了质的变化。一个宫人的不幸遭遇，也打上了整个汉民族受屈辱、被压迫的时代烙印。

牛僧孺的《周秦行纪》，用封建正统思想和大汉族主义思想，对昭君形象作了极其歪曲的描写。但是，这篇传奇文在昭君故事的发展中，没有起到任何影响。

马致远的《汉宫秋》，集中了上述历代笔记小说、文人诗篇、民间讲唱文学的成果，又作了新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它承续《王昭君变文》的写法，把汉元帝时的民族关系描绘成汉弱匈奴强；第二，它采用了毛延寿贪污舞弊的情节，但把毛延寿的身份由画工变为中大夫，并且增写了毛延寿的献图叛国；第三，改《琴操》的昭君吞药而死，为昭君出塞行至黑河，投水而死。马致远把昭君故事写成一本杂剧，并且这样来处理这个故事，是有时代原因的。《汉宫秋》创作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八（1291）年以前，当时的中国人民对蒙古灭金记忆犹新，元人灭宋更是他们目击的历史悲剧，有爱国心者莫不悲愤填膺。

许多身受压迫、蹂躏的汉人和南人，往往把自己的遭遇与昭君的命运联系起来。比如作俘虏的宋宫人郑惠真，就有“琵琶拨尽昭君泣，芦叶吹残蔡琰啼”的哀叹（《知不足斋丛书·宋旧宫人诗词》）；文天祥被俘北去，也有“俯头北去明妃痛”的悲怆（《指南后录·和中斋韵》）。

在这种时代气氛下，马致远作为一个失意的汉族知识分子，借昭君故事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是很自然的事。

《汉宫秋》着意点染了匈奴的强大，不仅写呼韩邪单于“久居朔漠，独霸北方，以射猎为生，以攻伐为事”；而且写匈奴的一个使臣，意然当面逼勒汉元帝：“特差臣来，单索昭君为阏氏，以息两国刀兵。陛下若不从，俺有百万雄兵，刻日南侵，以决胜负。”这实际上是对13世纪历史的写照。金宣宗时，成吉思汗围中都，金王朝被迫以歧国公主和亲；元世祖时，伯颜丞相率兵包围临安，向南宋王朝强索大批宫女。从这些记载里不难看出，《汉宫秋》汉弱匈奴强的写法是有所寄托的。也由于这个被规定了的戏剧的典型环境，马致远才能借古喻今，对当代的政事作了尖锐的抨击。

《汉宫秋》里的毛延寿，“百般巧诈，一味谄谀”，是一个被皇帝宠信的奸佞贪鄙的近臣；但是作家把画工毛延寿变为中大夫毛延寿，主要不在揭发他的贪污舞弊，而在谴责他的献图叛国。由奸佞贪鄙而卖国求荣，这个形象在元初是有现实的批判意义的。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帝召宋降将问曰：‘汝等何降之易邪？’对曰：‘贾似道专国，每优礼文十而轻武臣，臣等久积不平，故望风送款。’帝谴董文忠语之曰：‘似道实轻汝曹，特似道一人之过，汝主何负焉？正如汝言，则似道轻汝也固宜！”（《续资治通鉴》卷一八三）这些降将的无耻，与叛国的毛延寿在实质上并无什么区别。马致远不仅斥毛延寿为“奸邪逆贼”，并且让毛延寿得到斩首祭献明妃的惩罚。叛臣降将得到这样的结果，是作家的想象，也是当时人民的愿望。

马致远还借汉元帝之口，对以尚书令五鹿充宗为首的文武大臣，作了沉痛而尖锐的斥骂。“太平时卖你宰相功劳，有事处把俺佳人递流。

你们乾请了皇家俸，着甚的分破帝王忧。”“恁也丹墀里头，枉被金章紫绶；恁也朱门里头，都宠着歌衫舞袖。恐怕边关透漏，央及家人奔骤，似箭穿着雁口，没个人敢咳嗽。。。休休，少不的满朝中都做了毛延寿。”“像这样的曲子，《汉宫秋》第二折、第三折共有九支之多，可见作家心情的激动。这是对当时怯懦、妥协、不敢抵抗外侮的汉族臣僚的严厉指责。元代初年，它们响彻歌台舞榭，是能震撼人心的。

在《汉宫秋》中，马致远还一变历来诗歌咏叹昭君个人命运的角度，从政治着眼，歌颂了昭君的爱国精神。写昭君在匈奴陈兵边境，满朝文武束手无策的情势下，自请和番。写昭君出塞以前，换上胡服，留下汉家衣着，“忍着主衣裳，为人作春色”的明确态度。特别写昭君以投水自杀来抗议异民族的压迫、欺凌，更显示了汉民族的尊严。《汉宫秋》对昭君自杀的描写，用爱国精神代替了《琴操》所颂扬的贞操观念，这也是时代激情对马致远驱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