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与现代化分析

第八讲政治发展与现代化分析一、政治发展的含义就广义上讲，政治发展是政治体系向更高级形态的变迁过程，如从封建国家到绝对主义国家，从分散、多元的政治形态到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从资本主义民主向社会主义民主的演进等等。

从狭义角度上讲，政治发展是指政治体系内部机构、体制、功能和运作的科学化、合理化，如从习俗、惯例、传统治理向法律、制度治理的转变，从政治、行政合一的体制向官僚行政体制的变迁，从全能、集权政府向有限、分权政府的转化等等。

政治学研究的政治发展，主要集中在狭义的概念，即政治体系内部的政治发展，尤其是指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发展。

著名政治学者路逊·派伊从十个方面概括了政治发展的含义:①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是适应并促进经济发展的政治条件或政治形式的生成过程；②政治发展是工业社会典型政治形态的生成过程，工业化使政治形态出现许多共性，因而所有工业化社会无论实行民主与否，都有一套相同的政治行为模式和标准，此即政治发展；③政治发展是政治现代化的过程，是非现代化社会建设由现代化已经确立的合理的政治模式的过程；④政治发展是民族国家建设和运转的过程，政治发展首先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中民族主义的政治形式；⑤政治发展主要是一个国家行政和法制的发展，建设有效率的政府是政治发展的中心；⑥政治发展是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过程，一定程度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和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均可达成政治发展；⑦政治发展是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即建设民主政治和制度；⑧政治发展是一种稳定有序的政治变化过程，即一个社会能够理性且有目的地控制政治过程，引导社会变革的方向；⑨政治发展是政治体系能力增强的过程，其中主要是获得和运用权力的能力和政治动员能力的提高；⑩政治发展是多维社会变迁中的一个向度。

派伊的定义，虽然有些观点带有西方的价值观，但还是反映了政治现代化的基本方面和主要过程，指明了政治发展所要经历的变迁过程。

S·亨廷顿在区分传统政体和现代政体时指出了三个关键的方面：①政治现代化涉及到权威的合理化，并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种族的等等五花八门的政治权威；②政治现代化包括划分新的政治职能并创制专业化的结构来执行这些职能；③政治现代化意味着增加社会上所有的集团参政的程度，并认为，这几个方面给正在经历现代化变迁的社会指明了政治变革的方向。

通常来讲，衡量政治发展的主要指标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治结构，政治发展以政治结构的分化和专门化为形式，体现效率、科学和合理的标准；二是政府能力，政治发展以政府能力的提高和权力的有效运用为特征，体现权威、法治、有限政府的原则；三是政治文化，政治发展以政治文化的世俗化、理性化为特征，体现民主参与、权利意识、平等自由等精神。

这些指标指示了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

二、政治发展的道路与模式▲早期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发展模式根据政治发展的历史起点、发展的动力、发展的时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方面的差异，我们大体上将政治发展划分为两种基本的模式，即早期现代化国家模式和发展国家模式。

大体上，早期现代化国家政治发展的历程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国家建设，即通过君主集权和绝对主义从封建主义、诸侯割据到建立现代化民族国家的过程；二是民主化，即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和渐进式改革确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扩大政治参与，建立民主的政治体制，如代议制、普选制、政党制、现代官僚制和司法独立制度；三是福利化，即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入，国家的职能和政府的干预扩大，国家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职能，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福利国家。

尽管早期现代化国家在这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经历的时间长短不同，具体的表现也不同，但一般都或多或少经历了这三个阶段的发展，这是早期现代化国家政治发展的总体性特征。

早期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发展可以分出三种具体的发展模式：第一种是渐进一妥的发展道路，以英国为典型。

英国是较早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但在其后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总体上比较平稳，虽然期间也出现了诸如“宪章运动”等重大政治运动，但自1688年“光荣革命”创立君主立宪制以后，这一政体一直延续下来。

保留君主这一做法本身就表明了资产阶级与贵族相互妥协的做法。

这种发展模式一般较为稳定，不存在疾风骤雨式的革命和破坏运动，主要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不断进行妥协斗争，以达成互相认可的法律创新和体制创新的共识，政治发展主要是在现代代议民主框架之下通过和平的方式循序渐进地进行的。

走这种发展道路除了英国以外，还包括瑞典、丹麦、挪威、芬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

这种发展道路的特点还包括正在生活相对稳定，政体长期延续，尊重传统体制，先例和习惯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种是激进—革命的发展道路，以法国为典型。

法国自1789年大革命后，又经历了多次起义、暴乱和革命，政局极不稳定，政治体制缺少连续性。

与英国宪政体制在形式上基本保持延续性不同，法国从1789年以来颁布了十七部宪法，政体形式变化不定。

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建立了第一共和国，后由拿破仑政变在1804年建立了第一帝国。

拿破仑失败后波旁王朝于1814年复辟，导致1830年七月革命再次推翻波旁王朝，建立了“七月王朝”，其后1848年革命建立了第二共和国。

1852年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又建立了第三共和国。

二次大战后第四共和国应运而生，但政局相当不稳定，在1945年以后的13年里更换了25位总理。

戴高乐于1958年重新上台，建立了第五共和国。

这种政治发展的模式主要是依靠革命和暴力在政治生活中的颠覆性效果来实现对体制和政权的更替。

这种激进—革命的方式使法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充满了波折和戏剧性，政治形式也在左右之间摇摆嬗变，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几次反复，在革命与反动的一再较量中才能最后完成。

与法国的激进—革命式发展道路相似的还有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

俄国历史上的政治发展也属于这一类型，只是到20世纪其革命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建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三种是保守—改良的发展道路，以德国为典型。

与英国、法国相比，德国的政治发展步履维艰，姗姗来迟。

当15到19世纪英法两国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并开始民主化的进程时，德国仍陷于严重的诸侯割据的封建泥沼之中，全德国有300各诸侯国，包括7各大选侯、十几个大诸侯和200多个小诸侯，另外还有上千个独立的帝国骑士，他们各自为政，壁垒森严，不仅在政治上对内不能统一，对外不能独立，而且也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

德国的资产阶级在1848年欧洲革命的形势下想通过革命的手段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主化的双重任务，但没有成功，德国人的民族性格和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也使其很难走法国式的道路。

德国走上了通过王朝战争和强硬统治自上而下实现国家统一的保守主义道路。

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执政后，于1862年任用了容克政治家俾斯麦。

俾斯麦以其“铁血政策”，在连续的丹麦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的军事胜利中实现了德国的统一，于1871年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并在其后短短的几年中实现了司法统一、货币统一、行政统一和市场统一。

俾斯麦还通过内部改良，满足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并在1883-1889年实行福利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向工人提供病、老、伤、残社会保险的国家。

除了德国以外，日本、意大利等国在进入近代政治发展的历程时也显得远为落后，不仅在时间上滞后于英法等国，而且面临着来自外部政治现代化示范效应的压力。

这些国家同时面临着国家建设和民主化的双重任务，这就决定了它们无法像英国那样通过渐进的方式进行政治发展，也不能像法国那样通过革命和暴力的方式完成政治变革，因此，这些国家采取了改良主义的保守道路，通过政治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对原有的制度在保存其实质的前提下进行逐步调整和改进，以适应新的政治形势变化的需要，以此来实现政治发展的目标。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与早期现代化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发展的进程中具有较大的特殊性，总体特征表现为后发性。

首先，发展中国家由于启动政治发展的时期较晚，面临着时间和问题的巨大压力。

而后发国家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面对西方国家强大的示范效应和激烈的国际竞争压力，它们必须把西方历史上依次出现的若干时代缩为一个时代，需要同时解决上述所有问题。

正如G·阿尔蒙德指出，当今世界的国家建设同时处于相互冲突的要求所造成的压力之下，“集权的需要与分权的要求相冲突；提取资源与经济增长及进行投资的需要又与增加福利的要求相冲突。

在当代世界中，一个有效的国家建设战略，必须设法调节政治集权与分权、经济增长与分配之间的这些冲突。

”其次，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是一种被动型政治发展，即由于在现代化的历史上属于晚来者而不得不具有某种特殊的发展逻辑。

早期国家的成功先例而使发展中国家多少自觉或不自觉地仿照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进行自己的发展历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仿效西方民主制建立议会制、多党制、普选制，扩大政治参与等。

此外，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它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因素等也对政治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当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也存在一定的有利因素。

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国家的主导作用很明显。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面临着政治体系与整个社会体系的同时发展，而且由于这些社会的传统性较强、分化程度较低以及广大社会阶层的内在现代化推动力较弱，因此必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

以国家为主的干预性过程，政权为促进和调节社会动员而采取的政策，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因此，这些社会首先需要进行国家建设，建立有效的政府机构，从而可以大规模地进行民众动员，调动经济建设和政治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较快地推动经济增长和政治发展。

发展中国家最明显的所谓后发优势，体现为其借鉴性的特点。

尤其能体现后发优势的是，早发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套政治制度和机制、治理技术，成为后发国家迅速建立稳定有效的政治体系，发挥应有功能的参考条件，例如西方体制结构中的文官科层制、权力结构内部的有效制约与监督、法律对公民权利的广泛赋予与保障等。

这些制度、技术的可借鉴性，使后发国家大大减少了政治发展的创新成本和统治成本，从而使有限的政治资源得到更为合理的分配与运用。

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苦难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和问题：种族和阶级冲突不断加剧，社会动乱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军事政变接连不断，领导人物推行专断强权政策，政府官员肆无忌惮地贪污腐化，公民权利和自由毫无保障，政治团体和政党相互对立，立法、司法机关缺乏权威等等。

发展中国家的这些政治问题引起了严重的政治后果，主要表现在：第一，政局动荡。

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政治生活极不稳定，政权频繁更迭，政府如走马灯式地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