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浅谈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生活在现代都市里，接受着现代文明的馈赠，但她们与旧家庭中女性的思想观念并无多大差别，她们的思想意识被男性支配和控制。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揭示出这些女性人物的矛盾、压抑和自我冲突的深层面貌，展示女性心理的痼疾。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女性形象

张爱玲是一个女性意识极强的作家，她以自身的形象和经验为摹本，从自己的立场和利益出发，重新确立叙事的言说角度和方式。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不再是可供观赏的“物”，而是有主体内涵的生命，她从生存的内部——女性在中国历史文化隐喻层面上述说女性，揭示女性角色的属性特征，呈现出为历史和现实的文化重围所围困、扭曲的女性形象，撰写为宗法模式所模塑、铸就的女性个人心理，从整体上复现出女性生存的苍凉画面。归纳起来，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约有三类：

一、缄默无助的女性群体。

这一类是张爱玲小说中塑造得最多的形象，如娄太太《鸿鸾禧》、芝寿与长安《金锁记》、孟烟鹂《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各位太太。在《鸿鸾禧》中，玉清以“高尚仕女”的形象嫁入暴发户娄家，女人的青春是换取婚姻的本钱，她的生存目的已经达到，当家境愈发兴盛时，娄太太发现了自身的匮乏以及由此而来的羞辱与悲伤，其家庭成员对她的无能与不足不屑一顾，因而变得更为沉默、孤独无依。但更讽刺的是，人们并不理解不同情娄太太，反而认为娄先

生娄太太错配了夫妻。她害怕被赶出家门、失去儿女或丧失经济依靠，这就是女性的无名的、左右不是的难堪。娄太太身为主妇却无法进入由父子构成的家庭的主体结构之中，她的丈夫和孩子联合起来嘲弄她，她只是家庭里的一个从属的“他者”。不仅仅是已位至婆婆的娄太太如此，就是未婚的姑娘，像葛薇龙《沉香屑第一炉香》，也经历着与娄太太相类似的“像刀子口上刮一刮似的”[1]揪心之痛。

家是中国女性与生俱来的唯一的活动空间，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女性存在的这个小空间是万古不变的，女性被安放在家中的一个卑微的从属的位置上，在她生命不同时期里，她要从属于她生命里的男人——父、夫、子。张爱玲由家庭角度切入，首先触及的就是女性从属的、受压抑的基本主题。如果说，张爱玲的女性人物有多重特性，那么，“从属、受压抑”的特性是其最基本的特性，所有的问题都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她十分重视女性心理的细微与复杂之处，并对女性心理作了深层次的挖掘，把女性卑微、从属的本质写得入木三分。

二、丑怪与疯狂的女性

“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2]。《金锁记》中造就曹七巧悲惨命运的原因最初是因为兄嫂不讲兄妹之情，但更在于她与生俱来的依靠男人的奴性意识。身份低贱的七巧被贪财的兄嫂卖给了破落的大家庭姜家做儿媳，丈夫是个瘫子，连家里使唤的丫头都瞧不起她，曹七巧的在各方面都得不到满足，她只能被牢

牢地囚禁在婚姻之中，情欲世界的不能满足、大家庭中的勾心斗角使七巧人性受到压抑，心理严重扭曲。十年后，丈夫、婆婆去世，她带着一双儿女独自过着苦日子，这种无所依仗的恐惧使七巧像抓救命草一样抓住黄金，成为她在世上唯一的依靠。最后她带着黄金的枷锁，劈杀着子女，孩子恨毒了她，因为她已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魔鬼，她一生的不幸竟然要有三四个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债，这种人性的扭曲是惊心动魄的。

有的研究者指出：“那些长久以来被压抑在历史和转型时代中的女性问题，在作家的笔锋下展开了她们巨大的内在压抑领域：大部分女性群体的非正统身体，在此以一种焦虑、压抑、分裂、怪诞、畸形、歇斯底里，甚至病态、疯癫、夸张等症候，表达了她们的内在焦虑。”[3]张爱玲正是通过这种病态女性形象的叙述，努力逼近女性在中国历史上中的生存现实，让女性在自己的位置上自演自绎，呈现其矛盾、压抑、自我冲突以致丑怪畸形的深层面貌，进而揭示中国式的特殊而复杂的状况。女性与生俱来的卑微地位，使她们无论走哪条路都危机四伏，绝壁临头，这种处境不断地扭曲着她们，使她们畸形变态。在小说中，张爱玲对女性残疾的、丑怪的心理行为的描述，将这个范围扩大到现代大都市的整个生存背景上来，将这种丑怪书写与现代生活的荒谬感联系在一起，从而赋予女性叙述以更鲜明的现代特征。

三、敢于追求婚恋自由的女性

如葛薇龙《沉香屑第一炉香》、白流苏《倾城之恋》等。白流苏

是一位曾接受过一些新思想的女性，她大胆地与丈夫离了婚。但她骨子里的却依然是浓厚的封建思想意识。在娘家呆不下去后，她把再嫁看作是自己今后的生活保障，所以遇到范柳原后她不顾当时女子最看重的名声和他远赴香港。她的目的简单、明确——和范柳原结婚，自己今后有所依靠。但范柳原玩的态度令她气愤，娘家是回不去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找事是假的”[4]的她只能做情妇让人养。即使受过新式教育又如何？流苏走的还是一条老路：凭借婚姻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这依然是一种心理意识和实际行动上对男人的依附。

张爱玲相信“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人还是女人”[5]。她们有心计、有目的地争取着自己最大的权益和前途，她们是现实生活中狡猾的生存者，而不是用来祭祀的活牌位。尽管在父权社会中困难重重，但她们的强悍、执著、倔强却是不可小视的，这是女人自己的力量。就连孔子不也说过“唯女子小人难养也”吗？女人是个大麻烦，难以驯服，麻烦得让圣人挠头。女人本是更为放恣的生命。可为什么女性却一直被视为低人一等的“第二性”？尽管父权的威严在这其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更为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女性自身。张爱玲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她以她的小说展示了女人何以成为女奴的内心世界以及原因。她用作品向人们昭示：正是女性自身甘心做男性附庸的驯服麻木，有效地配合了外界对她们的压抑和剥夺，从而酿成了女性的悲剧，所以她呼吁女性回归到自己的主体意识中来。

张爱玲对现实人生做出了深刻的领悟：她笔下的人物故事不仅展示了女性的日常生活情景，也带出了女性在历史文化结构中的处境地位，她更是将她对女性生存的思考上升到对整个人类生存命运的思考上来，复现出整个人类的生存悲剧——苍凉。

参考文献：

[1]张爱玲《鸿鸾禧》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3]林辛谦《历史、女性与性别政治——重读张爱玲》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

[4]张爱玲《倾城之恋》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

[5]张爱玲《谈女人》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