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百年来王安石变法评议的演变发展
王安石变法历史演变及成因
王安石变法历史演变及成因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中就说：“一千年来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好像一个谜似的，为人们所不理解”。
封建的学者把他看做‘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异端，而资产阶级学者则把他捧到天上，好像在千年前他就是一个为资本主义世界设计的大人物。
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引来了如此天壤之别的评论，不仅同王安石其人及其变法措施所带来的争议有关，更同时代的发展，历史的演绎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这里暂且抛开王安石其人、其事不谈，只就王安石变法之历史演绎及其原因作一个简单剖析。
一、历史上对王安石变法的几次演绎（一）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史学家认为王安石变法“祸国殃民”，是北宋亡国的元凶晚清前800年多年中，对王安石变法的主流评价散见于各种有关宋神宗朝史实的记述中，例如范冲等人修定的《神宗实录》；宋孝宗朝由李焘、洪迈等人修撰的《四朝国史》：元朝史臣编修的《宋史》。
这三部官修史书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不论是史实还是观点都是一脉相承的，即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作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则视为兴利之道“弱民兴利”。
这些观点的出笼是和当时的政治斗争绾结在一起。
北宋末年，女真族贵族建立的金政权灭辽之后，又发动了北宋战争，宋徽宗不敢承担历史的责任，匆忙让位于宋钦宗。
宋钦宗为了挽救安危，争取人心，首先贬窜祸国殃民的蔡京集团。
因为蔡京不仅营私舞弊，贪污腐化，残害忠良，而且还自称是王安石的弟子，打着王安石的改革旗号继续进行所谓的“改革”，所有后来人们在检讨北宋危亡的原因，以确定由谁来承担造成国破家亡的历史罪责时，自然而然的把责任推到了王安石身上，认为王安石是历史的罪人。
（二）20世纪前半叶，梁启超为王安石变法翻案，称“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转机出现在近代，当时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急欲变法而“富国强兵”，遂使商鞅、王安石等都得到肯定的评价。
历代对王安石的评价
历代对王安石的评价发表时间：2018-07-16T16:21:32.787Z 来源：《知识-力量》2018年6月下作者：戴逸帆[导读] 王安石在地方仕宦16年时间里逐渐形成了一套拥有自己主见的政治改革方案，对当时矛盾重重、内忧外患的现实情况有很深刻的洞察性。
嘉祐三年返京述职之时，（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321000）一、高瞻远瞩的先进思想，出色卓越的政治才能王安石在地方仕宦16年时间里逐渐形成了一套拥有自己主见的政治改革方案，对当时矛盾重重、内忧外患的现实情况有很深刻的洞察性。
嘉祐三年返京述职之时，他向仁宗呈递了这份为国家社稷抱有拳拳之心的“万言书”，此书被近代学者梁启超誉为“秦汉之后第一大文”。
邓广铭先生对此说：“从北宋建国以来，在其最高统治集团中人，从皇帝到辅佐大臣，真正有胆识，能从理性进行分析，敢于从战略上藐视敌人（契丹和西夏）的，只有王安石一人。
”梁启超也说：“秦汉以后，其能知国家之性质，至诚恻憚以忧国家者，荆公一人而已。
”二、用人不合时宜，用法不切实际，难负相位朱熹曾说：“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
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
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
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
”这里朱熹肯定了王安石的人品，却对其政治主张、用人用法提出辛辣的批评，这几点负面的评价也几乎成为了后世否定王安石的主流观点来源。
司马光更是早已写信告诫他：“每有宾客僚属谒见论事，则唯希意迎合、曲从如流者，亲而礼之；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
”司马光的信中还预言：“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
”熙宁七年，宋神宗提拔吕惠卿继任宰相。
吕是王安石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但他却深恐王安石东山再起，于是与邓绾合谋，企图构陷王安石，而后事情败露则大加挑拨王安石君主关系。
学术与政治：浅析对王安石变法的不同评价及其原因
学术与政治：浅析对王安石变法的不同评价及其原因赵倩 08历史学 08504022摘要：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从变法开始至今900多年，人们对变法的研究始终没有停止，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制度与国情的变化，人们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也有所不同。
关键词：王安石变法南宋20世纪评价自元佑初年高太后、司马光等人废除新法迄今，王安石变法已经过了九百多个年，在这九百多年来，有关评议和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一千年来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好像一个谜似的，为人们所不理解。
封建的学者把他看作‘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异端，而资产阶级学者则把他捧到天上，好像在千年前他就是一个为资本主义世界设计的大人物①”；而列宁曾评价他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②”；80年代又出现了“抑王扬马”的观点③。
纵观九百多年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其所以迭荡起伏、毁誉不一，也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着九百多年的“社会气候”④，从中也可分析出对其不同评价的原因。
一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这位年轻的皇帝急于求治，希望出现国富兵强的局势，而主张变法的王安石在这时上书神宗，于是就有了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在当时就遭到众人的反对——无论是主张变法的还是不主张变法的。
赵汝愚辑录的《宋诸臣奏议》集中荟萃了熙丰至元祐时期反变法派的奏议。
仅就司马光一人的奏议就达146篇，约占1630 篇总数的9%，其他人如韩琦32篇、王岩叟45 篇、吕诲45 篇、范祖禹42篇、刘挚34 篇、吕公著36 篇、苏辙26①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80页。
②邓广铭：《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8页。
③王家范：《评近几年来王安石变法研究的得失》，《光明日报》1986—06—04。
④李华瑞：《九百年来社会变迁与王安石历史地位的沉浮（上）》，《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
2020-2021学年人民版选修一 王安石变法 第2课时 学案
?王安石变法?导学案课程标准：了解王安石变法的原那么、策略，熟悉其变法举措并分析其积极意义。
认识变法的积极影响及失败原因。
核心素养：唯物史观：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深入分析社会环境对王安石变法成败、近千年来评价变化的影响。
时空观念：将王安石变法置于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背景中进行观察、分析，认识王安石变法对改变北宋危机的积极影响。
史料实证：学生根据史料，从心理史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元视角认识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历史解释：对王安石变法近千年来历史评价随时代而不断变化的历史现象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评价，感受“历史解释是多样的〞并生成自己的历史解释和价值判断。
家国情怀：思考王安石变法对当今我国改革之路的史鉴作用。
深入体悟变法的精神启迪与制度遗产，判明历史上改革的机制取向，提升兴利除弊与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增强国家强盛与民族复兴的进取意识。
一.按图索骥知变法〔创新之路〕1.自主学习,根据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分析其作用王安石在理财方面的创新措施受到近现代中外学者的高度赞誉。
有学者认为，王安石变法表达出的国家大规模干预经济、借用市场和金融信贷调节社会矛盾，追求社会公正与平等等特点具有现代意义。
在11世纪的封建时代，提出这些理论具有前瞻性与创新性。
请结合王安石变法的具体内容举例说明。
二．多元视角析变法〔艰难之路〕材料一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
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
〞——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材料三王安石定的标准是年息二分，即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利息二千。
……由于执行不一，有些地方利息之高，有些到达原先设定的35倍；手续还麻烦，给衙役交“好处费〞，各地〔为了政绩〕，下定贷款指标，强制借贷，硬性摊派。
——易中天?帝国的惆怅?材料四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病死，其子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
王安石变法的评价与启示
王安石变法的评价与启示摘要：王安石变法是北宋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政治改革，它的评价集中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
一般认为，它对宋朝经济的整体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也受到了质疑和批评，它的启示则在于在进行改革时应当充分考虑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和改变改革方向。
关键词：王安石变法；评价；启示王安石变法是北宋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政治改革，其重要意义在于推翻了北宋以来的政治体制以及社会运行模式，它的出台标志着宋代从封建社会走向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就是宋朝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王安石变法的评价集中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
首先是经济方面。
王安石变法推行减租廓役政策，缩减了朝廷对百姓的负担，使得百姓有更多的财实来享受当时社会的发展成果，从而推动了宋朝经济的整体发展。
此外，变法中的'六部六府'改革也改变了宋朝官制，使得官员的政策制定更加高效，进一步加快了宋朝经济的发展。
其次是政治方面。
王安石变法中的'六部六府'改革也改变了宋朝官制，促使宋朝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中央集权行政体制，使宋代官吏的行政效能得到提高，政治更加稳定。
此外，还建立了一系列监察体系，更有效的加强了宋朝政府的权威性，减少了内部的政治混乱，保持了宋朝的稳定。
最后是文化方面。
王安石变法推行的教育改革启迪了宋朝社会的思想，使宋朝的文化获得了发展，使宋代文学达到了高度的发展水平。
此外，王安石变法中的经济改革也有助于宋朝社会的经济发展，能够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而使宋朝的文化得以更加充实的发展。
尽管王安石变法的经济政治文化效果十分显著，但其也有着一定的质疑和批评，认为王安石变法突出的特点是加强中央集权，使宋朝从传统封建到现代中央集权之间的转变，而由此产生的政府统治力量又对百姓的经济利益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宋朝式的中央集权政治也只维持短暂的时期。
因此，王安石变法的启示，也即是在进行改革时，要充分考虑到实际情况，进行及时调整和改变改革方向，以保证改革的长期稳定性和有效性，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苏轼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
苏轼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莹光[内容摘要]本文从九百年来对王安石变法的评论变化，从王安石的农业政策、经济政策、役法政策及其“国富”而“民贫”的变法结果，从苏轼对王安石新法的批判等方面，论述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必然性和苏轼的“以民为本”的“富民”主张的正确性、坚定性、一贯性和求实性，从而得出王安石是一位“聚敛民财”的“国本主义”者、苏轼是一位宁为民碎、不为官全的“民本主义”者的结论。
苏轼在文学上的的光辉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是无人可以企及的，但历史上对他的政治评价则是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化。
苏轼生前的政治命运和历史上对他的政治评价又是与王安石变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要正确评价苏轼必须弄在仁宗朝时就主张改革的苏轼为什到了神宗朝时则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必须弄清王安石变法为什么会失败，必须弄清九百年来对王安石变法评议的变化。
一、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的剖析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
从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建立变法机构“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到哲宗元祐初年（1086）废除新法，前后大约16年，以失败而告终。
王安石变法为什么会失败？有人认为是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官僚集团”反对的结果。
这种观点显然是形而上学的，是站不住脚的。
马克思哲学告诉我们：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既然王安石变法在短短的16年中便以失败告终，这就说明变法本身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违背了广大人民的意愿和利益。
我们只要看一看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措施和客观效果，就会明白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有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取士之法，其核心是通过“理财”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这里，重点剖析以下他的“富国之法”的主要内容及其结果。
首先，看王安石的农业改革。
推行《青苗法》是王安石农业改革的主要措施，其实就是国家以贷款为名，用高达40%至60%的年利率向农民征收新税。
新法把分天下为五等，每年由政府分春秋两次按等贷款给他们渡过“青黄不接”时期。
评价王安石变法
评价王安石变法一、古代官史的评价：王安石变法导致北宋最终灭亡。
北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的干将京、卞，在宗时期继续推进变法，最后北宋亡国了。
二、梁启超的评价梁启超专门为王安石作传，于1000年后全面推崇王安石，视其为一代完人。
三、建国后的评价基本肯定的评价，即：王安石变法实现了其富国强兵，加强宋朝封建专制统治。
四、近年来的评价高度赞扬其“三不足”精神：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仔细分以上评价，我们会发现如下现象：1、古代官史的评价，主要目的在于找出北宋亡国的元凶。
作为宗的'后人们，亡国的责任肯定不在宗，只能在奸臣身上找原因。
于是，京这个大奸臣就不得不来顶这个罪。
京是王安石选出来的，是王安石的得力干将，亡国之根必然在王安石这里。
2、梁启超的评价，在于王安石的变法最终被老太后们终止了。
这与维新变法何其相似?作为维新变法的核心人物，肯定王安石实际上是在肯定自己。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从古自今都是带有功利性的。
人们是从自身的利益需要出发来评价历史人物，而不是从真正历史人物的特定历史条件出发来评价历史人物。
因此，真正的历史是什么，我们很可能是被遮住了双眼。
下面抛开历史评价，我们理性地分一下：1、为什么会有奸臣?昏君时代才出奸臣。
所谓的奸臣，在政治清明时，可能就是能臣良相。
因此，北宋的灭亡，根子出在昏君身上，而不是在臣子身上。
2、王安石的变法好不好?好经也会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
司法光在《与王介甫书》中提到的：(1)本来帮助农民的青苗法，变成了官府向农民征收利息的工具。
(2)本来用于平抑价格的市易法，变成了官府与民争利的工具。
这一些可能都是真实的。
官府的税收和财政收入增加了，但老百姓却被害惨了。
3、京的运气不好。
宗时期，情况差不多的辽国并没有变法，也让金人给灭了。
金国的太祖阿骨打，实在是个雄才大略的了不起人物。
灭北宋时虽然阿骨打已不在了，其实还是用他的余威。
以后，赵构的小朝庭实力实在差得远，却挺住了，强大的金国就是灭不了他了。
林语堂《苏东坡传》中对王安石的评价得当吗？
林语堂《苏东坡传》中对王安石的评价得当吗？第一部分：参考论著、主要史料及主要学术观点（1）参考论著：林语堂《苏东坡传》，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2）主要史料:1“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苏洵《辨奸论》2 “王安石一身尚不能治，何圣人为”——程颢3 “其为人也，质虽清介而器本偏狭”“天资亦有拗强之处”——朱4 “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
洁白之操，流于冰霜”——《陆象山全集》（3）主要学术观点：1 李华瑞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中的学术观点：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大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南宋至晚清首要观点：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灭亡。
原因：与南宋初期政治（金灭辽击宋）密不可分；荆公新学与二程理学的对立，南宋以后儒学新发展。
代表：朱熹为争取理学在南宋的正统地位，斥王安石新学“于学不正”、杂糅佛道”;陆九渊(心学)第二阶段：20世纪前半叶观点:一改数百年之否定而为肯定。
原因：梁启超等人的肯定，是双半社会时代要求改变屈辱现状的共识；孙中山先生的肯定，是其三民主义与王安石“权制兼并，均济贫乏”的变法思想的吻合；蒋介石国民党为其训政寻找历史经验：社会主义思潮传入，对王安石变法重新认识。
第三阶段：20世纪后半叶观点及其原因:五六十年代:肯定王安石，如同二三十年代。
因为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占支配地位。
八十年代后新思考：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强权干预，不利民间工商业发展；变法措施加重经济负担。
因为改革开放，私有制取得一定合法性。
2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对王安石个人的评价：（1）王安石是个怪人，是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不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仪表，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穿着习惯矫揉造作不近人情（2）妄想狂的性格，自命为经典的唯一解释人；对国运为之害之烈，再没有如狂妄之辈大权在握。
（3）为目的而不折手段，将倡议之人不惜全部罢黜；独断独行，遇事极难与人合作，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世之术，不能接受忠言，不愿承认自己犯错（4）。
王安石变法的成效及后期社会变迁
王安石变法的成效及后期社会变迁作者：郑楠浩来源：《神州·中旬刊》2018年第01期摘要：王安石作为封建王朝政治变革的先驱者，其政治远见和政治智慧备受后人推崇。
在人言不足畏，祖宗不足法的政治环境中，他以极大的勇气改革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不畏政治风险，创新社会发展模式，在局部改善了北宋积贫积弱的政治局面。
虽然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但是其变法精神却世代相传，成为了后期政治家进行政治改革的力量源泉。
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北宋的政治、文化、军事实力，推动了社会经济结构改变，为后期北宋的贸易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关键词：王安石变法；社会成效；历史评议；问题研究一、王安石变法所取得的社会成效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王安石变法是我国古代封建王朝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次伟大尝试，是在封建皇权支撑下的是政治变革和社会实践。
虽然其变法运动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北宋社会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但是其变法改革运动对于调整北宋社会的社会生产力关系，变革社会经济体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从封建王朝的阶级关系来看，王安石变法的性质是封建地主阶级中对北宋王权政治统治危机而进行的一次政治、经济、军事变革运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挽救北宋王朝的政治体制，维护皇权统治。
从经济角度来看，王安石变法是针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做出的一次战略规划，以调整社会经济生产关系为主体，着力突破封建经济体制的限制，在不影响政治统治基础上进行社会再生产，扩大政府财政税收。
以维护政治统治为基础，变革农业生产关系，改良社会经济结构，维护封建自然经济体制。
虽然其政治举措在后期守旧势力的打压下以失败告终，但是其经济举措和军事举措对于富国强兵有着客观上的促进作用。
北宋政治体制历来重文轻武，过度的军费开支和政治支出造成了北宋积贫积弱的政治局面。
王安石能够在极为复杂和混乱的政治环境中针对政治、经济、军事等体制做出调整是具有先见之明的，敢为人先的变法精神对后期封建王朝政治体制体制的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王安石变法
史学理论：九百年来王安石变法评议的演变和发展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
自南宋初重修《神宗实录》确定“是元祐而非熙丰”，“唯是直书安石之罪”的编撰宗旨，从而彻底否定王安石变法以降至今，历史已走过近900年。
伴随着历史的脚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褒贬议论，亦是一桩几经变动而又难以了结的历史公案。
依据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特点和评价主流意见的变化，可以把近900年间评议、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分作三个时期：南宋至晚清；20世纪前半叶；20世纪后半叶。
一南宋至晚清近800年间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以否定为主。
而否定的评议主要形成于南宋。
南宋对王安石及其变法否定性评议的形成有两条线索：一是南宋史家在编修北宋历史的著述中对王安石变法史实的评议和选材；二是理学家及事功学派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
先说第一条线索。
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是从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史家及思想家评论王安石及其变法的首要观点。
宋廷南渡以后，宋高宗表示“朕最爱元祜”，并把北宋亡国之罪由蔡京集团追及王安石。
宋高宗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元祐史臣的观点重修《神宗实录》，“唯是直书安石之罪，则神宗成功盛德焕然明白”。
二是贬斥王安石新法褒奖元祐更化。
宋廷的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后宋孝宗朝由李焘、洪迈等人修撰的宋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及私史著作如王称《东都事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和该书的删节本，如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彭百川《太平治绩统类》、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宋元之际《宋史全文》等，对王安石变法史实的取舍和评议大都源自绍兴本《神宗实录》。
是故，清人蔡上翔在为王安石辩诬时说：“公之受秽且蔓延于千万世，尤莫甚于此书。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南宋中后期人编撰的《宋诸臣奏议》（赵汝愚）、《宋宰辅编年录》（徐自明）、《大事记讲义》（吕中）等对后世否定王安石变法有较大影响的私史，亦采取了类似于“唯是直书安石之罪”的编撰宗旨。
【课外阅读】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
【课外阅读】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一王安石变法，史称“熙宁变法”，在中国传统的史学评论中是被基本否定的。
如南宋的吕中说，如果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得以尽行，则不会有熙宁之急政，“使仲淹之言得用，则安石之口可塞……神宗锐然有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会，治体得失之几，于是乎决矣”（《宋大事记讲义》卷一）又说，熙宁时期“引用小人自安石始……盖安石之法犹出于所学，章子厚（?）之法将托安石以报私怨耳，至蔡京则又托绍述以奉人主（徽宗）之侈心耳，愈变愈下，所以致中原之祸也”（同上书卷二十一）。
又如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说：“夷考宋政之乱，自神宗始。
神宗之以兴怨于天下、贻讥于后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已亟，下之言治者已烦尔。
”（《宋论》卷四）王夫之也谈到熙宁变法与引用小人的问题，他说：“国民之交敝也，自苛政始。
苛政兴，足以病国疟民，而尚未足以亡……惟是苛政之兴，众论不许，而主张之者，理不胜而求赢于势，急引与己同者以为援，群小乃起而应之……”（同上书卷六）“是安石之法，未足以致宣、政之祸，唯其杂引吕惠卿、邓绾、章?、曾布之群小，以授贼贤罔上之秘计于（蔡）京，则安石之所贻败亡于宋者此尔。
”（同上书卷八）按照传统的评价，一是王安石变法之“急政”或“苛政”本身有问题，二是它引起激烈的“党争”，王安石“急引与己同者以为援，群小乃起而应之”，乃至王安石的新党“愈变愈下”，所以导致北宋的灭亡。
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转机出现在近代，当时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急欲变法而“富国强兵”，遂使商鞅、王安石等都得到肯定的评价。
对王安石评价最高者莫过于梁启超的《王安石传》，他说：“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
”（《王安石传》，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２页）１９４９年之后，王安石变法也一直得到肯定的评价。
如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以非常显要的位置写有“王安石的新学、变法思想和唯物主义哲学”一章，此章之外的北宋思想，除把李觏作为“王安石的先驱”外，其余都做了基本否定的评价。
九百年来王安石变法评议的演变发展
九百年来王安石变法评议的演变和发展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
自南宋初重修《神宗实录》确定“是元祐而非熙丰”，“唯是直书安石之罪”的编撰宗旨，从而彻底否定王安石变法以降至今，历史已走过近900年。
伴随着历史的脚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褒贬议论，亦是一桩几经变动而又难以了结的历史公案。
依据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特点和评价主流意见的变化，可以把近900年间评议、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分作三个时期：南宋至晚清；20世纪前半叶；20世纪后半叶。
一南宋至晚清近800年间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以否定为主。
而否定的评议主要形成于南宋。
南宋对王安石及其变法否定性评议的形成有两条线索：一是南宋史家在编修北宋历史的著述中对王安石变法史实的评议和选材；二是理学家及事功学派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
先说第一条线索。
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是从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史家及思想家评论王安石及其变法的首要观点。
宋廷南渡以后，宋高宗表示“朕最爱元祐”，并把北宋亡国之罪由蔡京集团追及王安石。
宋高宗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元祐史臣的观点重修《神宗实录》，二是贬斥王安石新法褒奖元祐更化。
绍兴四年八月戊寅朔，宗正卿兼直史馆范冲入见。
宋高宗说：“以吏事召卿，两朝大典皆为奸臣所坏，若此时不更修定，异时何以得本末。
”范冲“因论熙宁创制，元祐复古，绍圣以降张弛不一，本末先后各有所因，不可不深究而详论……王安石自任己见，非毁前人，尽变祖宗法度，上误神宗皇帝，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此皆非神祖之意。
”宋高宗对此甚表赞同，“惟是直书安石之罪，则神宗成功盛德焕然明白。
” [1]卷七十九经过一年零八个月，“《神宗实录》通成二百卷。
”由此可见，《神宗实录》的修撰，自神宗去世后，虽然几经反复，但最终以否定王安石变法的基调而告完成。
宋廷的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后宋孝宗朝由李焘、洪迈等人修撰的宋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及私史著作如王称《东都事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和该书的删节本，如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彭百川《太平治绩统类》1、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宋元之际《宋史全文》等，对王安石变法史实的取舍和评议大都源自绍兴本《神宗实录》。
浅谈“王安石变法”
浅谈“王安石变法”摘要：我国封建社会在北宋中叶时期，其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多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改革也势在必行。
该变法是发生在北宋中叶宋神宗时期的一次重大的改革，本文的内容围绕王安石变法的时代背景、王安石变法的措施、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王安石变法的影响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王安石变法在针对宋朝当时的国情，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积贫积弱的国情，但最终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变法还是失败了，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该历史事件，为当今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王安石变法；时代背景；措施；影响1.王安石变法的时代背景王安石变法是发生在北宋中叶宋神宗时期的一次重大的改革，我们首先来谈谈变法的时代背景。
在经济上，百姓对土地的占有比例不一，大部分的土地往往掌握在地主阶级中，尤其是在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手中，农民仅仅占有了一小部分的土地。
这导致了中小阶层的地主阶级以及广大农民较大的不满。
北宋中叶不仅存在着农民阶层与地主阶层之间的矛盾，地主阶层之间的矛盾也十分突出，当时的赋税也是十分繁重的。
可见，当时生产关系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的，改革十分必要，一方面，统治者要缓和阶级矛盾来巩固自己统治；另一方面，中小地主阶层也希望通过改革遏制大地主阶层的势力，从而稳定自己的经济地位,农民也希望通过改革来保障自己的生活。
在政治上，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北宋实行了崇文抑武的政策，扩大了科举选官的范围、增加了科举名额，科举制度得到了加强，还提高了科举及第的地位和待遇，因此士大夫阶层也就迅速的崛起。
然而在北宋的中叶，随着士大夫阶层的兴起，该阶层的政治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甚至开始对皇权也产生了一定的限制，开始成为和皇权共治天下的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
由于宋朝非常重视文人，对文人的待遇也非常优厚，政治地位非常高，这种社会背景也鼓励了许多仁人志士提出改革的要求。
王安石变法评价的随时代变化
对王安石变法的不同评价及其原因一千年来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好像一个谜似的，为人们所不理解。
封建的学者把他看作‘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异端，而资产阶级学者则把他捧到天上，好像在千年前他就是一个为资本主义世界设计的大人物；而列宁曾评价他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80年代又出现了‚抑王扬马‛的观点。
一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这位年轻的皇帝急于求治，希望出现国富兵强的局势，而主张变法的王安石在这时上书神宗，于是就有了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在当时就遭到众人的反对——无论是主张变法的还是不主张变法的。
最反对变法的当是司马光，他历来被认为是顽固派的代表，在他执政之后就废除变法的全部内容，他曾一再声称，青苗法‚广散青苗使民负债日重‛，免役法‚免上户之役，教下户之钱‛，‚臵市易司与细民争利‛，保甲法‚疲扰农民‛二到了南宋时期，‚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灭亡‛开始成为绝大多数史学家评论王安石变法的首要观点，并且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晚清。
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作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不仅是熙宁、元佑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也是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
在中国古代，义利之争是每个人立身行事的基本出发点，直接关乎着封建国家治国的主导思想、用人标准、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王安石变法中的‚理天下之财‛却正好触碰了这一准则，而受到了反对派和南宋以后儒家传统经济教条保卫者的一致反对和批评。
南宋理学家们认为‚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就连连较为进步的思想家对王安石的‚理天下之财‛也大多持批判的态度，丘濬在批评青苗法时说，‚尚其以义为利，而毋专利以殆害哉?‛；顾炎武也赞成批评王安石‚趋利而不知义‛的说法；王夫之更在《宋论》一书中对王安石的批判贯穿了由义利之辨衍生出的‚华夷之辨‛和‚君子小人之辨‛的指导思想：‚君子之道，有必不为，无必为。
九百年来社会变迁与王安石历史地位的沉浮
九百年来社会变迁与王安石历史地位的沉浮——《王安石变法研究史》成果简介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华瑞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王安石变法研究史》（项目批准号02BZS002），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课题组成员：水潞。
该成果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分述南宋时期否定王安石变法的由来和发展，元明清时期对王安石变法的评议和20世纪中国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的学术史；对影响南宋以来最高统治者、理学家、浙东学派、史家、四库馆臣、士人、近现代学者及其各类官私史籍和研究论著认识、评议王安石及其变法的价值取向，从政治因素、学术思想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等理论层面，作了详细的剖析和诠释。
一在南宋初至晚清近800年中，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可分为史家和思想家两大类，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是从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史家及思想家评论王安石及其变法的首要观点。
而这个观点的出笼恰恰是与南宋初期的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
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封建时代官方定论。
（二）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之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
荆公新学被斥为异端邪说既与理学与新学在南宋的消长有关，更是理学家们自南宋初期以来不懈批判贬抑的结果。
其后，理学被元明清定为一尊的统治思想，荆公新学作为异端邪说遂成不易之论。
（三）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作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是熙宁、元祐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但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及评价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及评价一、主要内容1. 理财新法均输法。
即要求各地转运使，将分散在各地的赋税贡输，集中起来，由就近的赋税上供郡县，统筹安排，以节省资金和调节物资，增加税收。
市易法。
在东京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打破大商人垄断市场的局面。
免役法。
即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官府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出钱募人充役，或由不愿服役的人纳钱代役。
方田均税法。
即重新丈量土地，以东南西北四边长各1000步为1方（相当于当时的1万亩），以平均每亩税额多少，均定税赋。
农田水利法。
即鼓励各地兴修水利，兴修农田水利可以免税，新修的农田水利可以免除徭役，因兴办水利而引起的移民，政府给安排土地，免除5年赋税和徭役。
募役与将兵法。
即改变以往由各乡各地壮丁轮流充当县都兵的制度，改由州、县出钱募人充役，实行募兵制，并设立将兵制，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保甲法。
即实行民间自保的户籍办法，每10家组成一保，50家组成一社。
2. 整顿军队和科举制度改革科举制度。
废除明经科（即进士科的诗赋记诵考试），进士科专考经义和时务策；设明法科，专考律令、断案等；又设新科明术科，包括农桑、医学、算学、天文、地理等。
限制了贵族官僚子弟进京做官的特权。
整顿军队。
取消统领军职知州、都监、监押等以文臣充任边将的规定。
选派武将到边地担任安抚使或招讨使，统领军政，以文臣副之。
推行将兵法与保甲法，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3. 整顿学校与规定贡举法设立“太学三舍法”。
将太学分为外舍、内舍和上舍3等，外舍2000人，内舍300人，上舍100人。
学生可按一定的年限和条件依次而升；增设“进士明经诸科”，对考试不以词赋、墨义（指默写经典原文）取士，专以大义（指对经义的解释）定取舍；重视学校的培养与考核，“必使其言足以达吾之理，行足以范吾之用而后可也”，以培养符合新政需要的有用人才。
这一改革为破除旧制奠定了基础。
二、评价1. 变法的进步性王安石变法的进步性首先在于它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收入，对北宋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于王安石变法历史地位及评断的探究
关于王安石变法历史地位及评断的探究摘要：本文主要研讨北宋王安石变法在历朝历代的地位和一些代表人物对该事件的评价，采用了文献调查法、比较研究法等方法，展现时代、政治等因素的变化致使这一政治性事件的地位之变。
关键词：王安石；变法；地位；评价；变化王安石变法（以下如无特殊标记，均简称为变法）是历来诸多历史研究学者较为看重的宋代变法问题之一，自宋以来，它在各个时代的政治历史中的地位不一。
我想就这些现象的变化浅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并对一些相对典型的评价做简单的综述。
北宋末年，国运日衰，政治集团不得不需要“替罪羊”来担负起这场罪责，予天下之交代。
由于一些大臣自身利益的迫切需要，王安石成为“替罪羊”之一。
其时，右正言崔??曾上书说到：“王安石除异己之人，著《三经》之说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乱，此无异论之效也。
京又以学校之法驭士人，如军法之驭卒伍，一有异论，累及学官……”[1]除此之外，当时代的其他一些知名人物或学术权威也多对变法采取批判态度。
既而，“时议归重”，钦宗采取了一系列与变法内容相悖的措施，“自此，王安石新学丧失了独尊的官学地位”[2]。
这大概是自被废除以来，变法遭遇的首次官方消极处理了。
此后的几百年中，变法在正统舆论中的呼声也几乎就此定位。
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历史中存在两面性的事件总容易被封建政治的批判借以利用，这种批判常是无关乎事件本身的正确或错误的，远离了事实本身。
南宋承北宋而继，宋廷南渡后，钦宗赵构同样也要依托一些“替罪羊”来洗脱父兄的“国破家亡的历史罪责”，王安石变法作为北宋时期具有标志性的政治事件无可避免此番“黑锅”。
而后，程朱理学（以下简称理学）发展迅猛，在其学术体系日渐完备、需要在学术界独树一帜时，便与当初作为变法的指导思想及基础的王安石新学（以下简称新学）产生了冲突；同时，其他一些学派如浙东学派也力求在学术界谋求更多话语权，新学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们发展之路的障碍。
因此，各学派都渐渐把矛头指向百年前的变法。
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200字
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200字
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如下：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动，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变法期间生产有所发展，财政状况好转，基本上达到了富国的目的。
另一方面，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给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增加了新的负担。
对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是既承认它对商业活动的发展有不良影响，又肯定它还有对商品经济发展起积极影响的一面。
革新是很不容易的。
先要有人敢创新，后因人们习惯旧事物，不接受新事物，会用尽方法去阻挠新事物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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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百年来王安石变法评议的演变和发展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
自南宋初重修《神宗实录》确定“是元祐而非熙丰”，“唯是直书安石之罪”的编撰宗旨，从而彻底否定王安石变法以降至今，历史已走过近900年。
伴随着历史的脚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褒贬议论，亦是一桩几经变动而又难以了结的历史公案。
依据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特点和评价主流意见的变化，可以把近900年间评议、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分作三个时期：南宋至晚清；20世纪前半叶；20世纪后半叶。
一南宋至晚清近800年间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以否定为主。
而否定的评议主要形成于南宋。
南宋对王安石及其变法否定性评议的形成有两条线索：一是南宋史家在编修北宋历史的著述中对王安石变法史实的评议和选材；二是理学家及事功学派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
先说第一条线索。
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是从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史家及思想家评论王安石及其变法的首要观点。
宋廷南渡以后，宋高宗表示“朕最爱元祐”，并把北宋亡国之罪由蔡京集团追及王安石。
宋高宗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以元祐史臣的观点重修《神宗实录》，二是贬斥王安石新法褒奖元祐更化。
绍兴四年八月戊寅朔，宗正卿兼直史馆范冲入见。
宋高宗说：“以吏事召卿，两朝大典皆为奸臣所坏，若此时不更修定，异时何以得本末。
”范冲“因论熙宁创制，元祐复古，绍圣以降张弛不一，本末先后各有所因，不可不深究而详论……王安石自任己见，非毁前人，尽变祖宗法度，上误神宗皇帝，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此皆非神祖之意。
”宋高宗对此甚表赞同，“惟是直书安石之罪，则神宗成功盛德焕然明白。
” [1]卷七十九经过一年零八个月，“《神宗实录》通成二百卷。
”由此可见，《神宗实录》的修撰，自神宗去世后，虽然几经反复，但最终以否定王安石变法的基调而告完成。
宋廷的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后宋孝宗朝由李焘、洪迈等人修撰的宋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及私史著作如王称《东都事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和该书的删节本，如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彭百川《太平治绩统类》1、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宋元之际《宋史全文》等，对王安石变法史实的取舍和评议大都源自绍兴本《神宗实录》。
是故，清人蔡上翔在为王安石辩诬时说：“公之受秽且蔓延于千万世，尤莫甚于此书。
” [2]第586页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南宋中后期人编撰的《宋诸臣奏议》（赵汝愚）、《宋宰辅编年录》（徐自明）、《大事记讲义》（吕中）等对后世否定王安石变法有较大影响的私史，亦采取了类似于“惟是直书安石之罪”的编撰宗旨。
如赵汝愚辑录的《宋诸臣奏议》，是迄今所见最大的一部北宋奏议选集。
全书共收241位大臣的1630篇奏议。
这部书更多、更集中体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派的观点。
这有三方面的表现：其一，以是元祐而非熙宁的是非标准选录奏议，因而有关熙宁新法主持者、倡导者、参与者的奏议，如章惇、吕惠卿、曾布、薛向、王韶等一概被排斥在选录范围之外，王安石的奏议虽然也选录了6篇，但是四篇不关变法之事，剩余两篇事关变法，却又是为反对新法的奏议提供历史背景；其二，集中荟萃了熙丰至元祐时期反变法派的奏议。
仅就司马光一人的奏议就达146篇，约占1630篇总数的9%，其他人如富弻44篇、韩琦32篇、王岩叟45篇、吕诲45篇、范祖禹42篇、刘挚34篇、吕公著36篇、苏辙26篇、苏轼23篇。
其三，不仅熙宁新法主持者、倡导者、参与者的奏议不合选录标准，而且对在元祐时期反对全盘否定新法的奏议，也被视作“不合标准”而一概不予以选录。
显然这样一部书的传播，极易误导后世对王安石变法的认识。
《宋史•王安石传》是元朝史臣在宋的《四朝国史•王安石传》的基础上编修的，其编撰特点是：一、在取材上所谓的“尽取诸贤之论”，实际上是尽取王安石反对派的伪造诋诬之辞，而且尽出于反对派所作之私书、杂史。
从宋国史至元修《宋史》，作传者正是靠尽取诋毁之辞，采私史入正史，才完成了对王安石的彻否定，并造成从野史到正史无不否定王安石的印象。
二、将王安石集团的主要成员，甚或元丰、绍圣时期的变法中坚人物打入《奸臣传》。
所谓“奸臣”是“逞其狡谋，壅阏上听，变易国是，贼虐忠直，屏弃善良。
” [3]《奸臣传序》被打入奸臣传与新法、绍述有关的人员依次为蔡确（附吴处厚）、邢恕、吕惠卿、章惇、曾布、蔡京（附蔡卞、蔡攸、蔡翛）。
三、“尽书王安石之过”，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如性格执拗、性情怪僻、好人同己、不修边幅，不能治身、诬谤王安石爱子“悍慓阴刻，无所顾忌”等。
四、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作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
五、为王安石盖棺论定，“‘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
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1邓广铭认为《太平治绩统类》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另一种《纪事本末》‚今从之。
参见邓广铭《邓广铭治史丛稿》第34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
’此天下之公言也”。
[3]《王安石传》。
至此，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遂成为封建时代官方定论。
再看第二条线索。
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之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
荆公新学被斥为异端邪说既与理学与新学在南宋的消长有关，更是理学家们自南宋初期以来不懈批判贬抑的结果。
荆公新学与二程理学是产生于北宋神宗、哲宗之际的两个对立学派。
荆公新学在北宋后期六十年是居于独尊地位的官学‚而理学则只是在民间流布的一个小学派。
南宋建立后，荆公新学受到相当大的冲击，理学却乘政局转变之际扩大了自身的社会影响。
建炎、绍兴时期是理学兴起的阶段，它争得了与新学、苏学并峙的地位，呈现出显学的发展态势。
乾道、淳熙时期是理学大发展的阶段，嘉定至淳祐是理学确立官学地位的时期。
[4]新学的衰落与理学的成长有着诸多深厚的社会原因，其中与南宋初以降理学家们对新学不懈地批判分不开。
首先公开站出来批判荆公新学的是程门弟子杨时，此后理学的传人在其著作中大都少不了批判荆公新学，但对荆公新学的批判最为彻底的还是对理学的发展有集大成之功的朱熹。
朱熹对荆公新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二个方面：一是斥王安石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揉佛道”或“学本出于刑名度数”；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根据，予以无情打击。
朱熹的批判，表面上是为维护孔孟正统的纯正性，但实际上很大程度与争取理学在南宋的正统地位分不开。
事实上理学家们一代代坚持不懈地贬斥王安石新学，其效果是明显的，他们的观点日益为宋最高统治者所接受，宋高宗就说：“安石之学杂以伯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
” [1]卷八十七，绍兴五年三月庚子这段话几与杨时给宋钦宗所上奏折的意旨如出一辙。
宋理宗在淳祐元年下诏，以周濂溪、二程、张载、朱熹五人从祀孔庙的同时，撤削了王安石的从祀地位，并指责“王安石谓天变不足畏、神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语最为万世之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庙庭，合与削去，于正人心，息邪说关系不小，令国子监日下施行。
” [6]卷十一《太学》由此可以断言，理学家们打倒新学是理学兴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后，理学被元明清定为一尊的统治思想，“是当时思想的主流”‚ [7]第19页荆公新学作为异端邪说遂成不易之论。
以陈傅良、叶适、陈亮、吕祖谦等为代表的浙东事功学派是南宋时期宋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学派。
一般地说，浙东学派在经世思想上强调经世致用，讲求务实，在政治上则主张积极改革时政。
从事功的角度而言，他们与北宋范仲淹、王安石很有相似之处，但是浙东学派对王安石变法却持否定态度。
他们的否定意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认为王安石虽处于变革的时代，但没有把握准宋立国的基本大势，没有认清宋的弊政所在，变乱了祖宗法度，不仅没能改革当时的弊政，反而使弊政更趋严重，“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
[8]《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二是对王安石的理财动机予以否定，不赞同王安石采用封建国家经营生产和贸易方式以扩大其经济收入的理财方法，他们把这种方法视作聚敛，因而加以反对。
他们尤反对青苗法、均输法和市易法。
而这几项新法都是王安石变法过程中体现其摧抑兼并的重要举措。
浙东学派否定这些措施，表明他们为富商大贾和放债取息的高利贷者作辩护，是新兴富商大贾阶层利益的代言人，这更是浙东学派重商思想的反映。
明清时期对王安石变法的评议有四个特点：一是有关记述和评议王安石变法史实的历史著作多是凭照《宋史》依样画葫芦，如《宋史记•王安石传》《宋史新编•王安石传》《续通志•王安石传》《续资治通鉴后编•宋神宗论赞》几乎是照抄《宋史》王安石传和神宗本纪。
二是北宋后期至南宋初期一大批由反变法派及其子孙撰写的笔记小说所载王安石的轶闻趣事，对元明清人评议王安石影响颇大，并形成另一类“私史”。
明朝人唐顺之《历代史纂左编》卷二十六《宋•王安石》，全祖望《宋元学案•荆公新学略》附王安石轶事28条，清人顾栋高《王荆国文公年谱》附《王荆国文公遗事》1卷，均以较大篇幅汇集了宋人旨在歪曲王安石形象的轶闻趣事。
三是朱熹对王安石变法的定谳，对明清时期史家产生深刻影响，他们不是就王安石变法而评王安石变法，而是通过评议王安石变法来达到“崇道德而黜功利”、“彝伦赖是以匡扶”的目的。
于是王安石变法几乎成了史家们宣扬义理道德观念最有说服力的“反面教材”，必置于死地而后快。
相反熙丰时期的反变法派成了“卫道”的英雄名臣，元祐更化成了崇道德而黜功利的光辉典范，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
所以，明清史家直接受程朱理学影响而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性评议，乃是这一时期的主流。
而明清时期的思想家及四库馆臣评议王安石变法的价值取舍亦莫不如此。
四是南宋以降，王安石不论受到何种的非议或诬谤，在他的江西老家，人们还是以出了象他这样一位“乡贤”而感到自豪。
他们不仅延绵不断地为他供祀香火，而且勇敢地站出来，为历史不公的评价鸣不平，为他所受的历史冤屈辨诬正名。
如蔡上翔所著《王荆公年谱考略》即是为王安石及其变法进行辩诬。
但这种辩诬并不是这一时期评价王安石及其变法的主流。
二20世纪前半叶，运用近世科学的观点和方法重新评价王安石及其变法，大致与出现相对独立的宋史研究一样，亦始于20年代。
进入30年代后，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提倡和支持下，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大致一直持续到40年代后期而不衰。
梁启超《王荆公》是20世纪评议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
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初次印行后迄今约有10种版本行世，如前所述自南宋以降至元明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一直以否定性意见为主流，梁启超的《王荆公》改变了这种局面，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